1948年，世界精神衞生組織將紅十字會創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定為“世界微笑日”，人們在5月8日這天慶祝微笑這一行為，用這種愉悦的表情促進人際與社會的和諧。
微笑在現代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幾乎所有廣告上都會出現這種表情。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人類社會到20世紀後才普遍將微笑視為一種積極、健康的表情，在此之前，微笑則是愚蠢、輕浮、粗俗和沒文化的標誌，如果你是一個正派的、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最好不要微笑。
就在法國大革命開始的兩年前，1787年，法國新古典主義女畫家伊麗莎白·維傑·勒布倫(élisabethVigéeLeBrun)在巴黎的沙龍裏展出了一幅自畫像。油畫色調莊重，畫中的女畫家懷抱自己年幼的女兒，姿態優雅，雙目炯炯，神態安詳，宛若宗教題材作品中的聖母，不同之處在於，女畫家嘴角上揚，雙脣微張，牙齒清晰可見。然而正是這種現代社會隨處可見的廣告式微笑觸怒了當時的藝術評論家。
評論家認為，勒布倫作為一位有身份的女性，公開展出面露笑容的微笑有違身份、傷風敗俗。然而勒布倫並沒有為外界的評價所動搖，同年，她為德胡杰侯爵夫人及得佩載侯爵夫人繪製肖像(上)及1790年再次展出的自畫像(下)中，人物表情皆為露齒微笑。
繼而，勒布倫的微笑在巴黎掀起了一場“微笑革命”。以勒布倫為先驅，法國大革命時代湧現出一批有身份的女性面露微笑的畫像。
繪有《馬拉之死》的著名畫家雅克-路易·大衞於1795年為德賽黑載特夫人(MadamedeSériziat)繪製肖像畫時，順應勒布倫掀起的微笑風潮，為夫人增添了露齒的笑容。
笑若露齒，要脣乾嘛?
伊麗莎白·維傑·勒布倫活躍於法國大革命時期，曾於1778年(左上)、1783年(右上)、1787年(左下)、1788年(右下)四次為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Marie-Antoinette)繪製五幅肖像(其中1783年“持玫瑰的瑪麗·安託瓦內特”有兩幅)，並因此聞名，身份不可謂不高貴。但真正高貴的人通常是面無表情的，就像王后安託瓦內特一樣，不僅要笑不露齒，不露齒的微笑也不行。
1703年，法國教士、教育家、改革家、天主教組織喇沙會的創辦者聖若翰·喇沙(St.Jean-BaptistedelaSalle)在其著作《基督教徒禮儀修養規範》中有言：“有些人的上脣抬得太高，下脣沉得太厲害，以至於他們的牙齒展露無遺。這有悖於禮儀規範。禮儀規範要求人們不能露出牙齒，這是自然賦予我們嘴脣的全部原因：把牙蓋住。”
自十七世紀期，笑便成為西歐社會中區分社會階級地位的標誌，無論是在繪畫還是生活中，只有窮人、色佬、酒鬼、智力尚未發育完全的人以及戲子才有開口笑的“特權”。
西歐社會很早就注意到笑在社會交流中的作用，同語言使用一樣，笑還是不笑，對於劃分社會階層有着重要的意義。英國作家厄內斯特·薩科威爾·特納(ErnestSackvilleTurner)於1963年出版了作品《管家先生看到了什麼：二百五十年間的僕人問題》(WhattheButlerSaw：TwoHundredandFiftyYearsoftheServantProblem)，書中在描述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主僕關係時重點強調了笑的作用：當時的社會風氣鼓勵小姐們對自己的僕人進行人文關懷，允許僕人定期休假、教僕人讀書識字，但並不鼓勵主僕建立過於親密的關係，要極力避免主僕之間展露笑容這樣的事情發生。
十八世紀，社會普遍禁止女僕誇讚自己侍奉的小姐或夫人，尤其不能誇讚她們牙齒的形狀和健康程度，直接原因是這種誇獎會催生小姐、太太們的虛榮心，而深層次原因在於這種誇獎會增加主僕的親密程度，是僕人僭越的表徵。鑑於“禮不下庶人”，在有身份的人中間確立不笑的社會規範顯然更加容易。
不要笑，嚴肅點
在作家狄更斯1838至1839年創作的小説《少爺返鄉》(NicholasNickleby)中，女畫家拉克瑞威(MissLaCreevy)如是説：“事實上，肖像畫中的人物表情只有兩種模式：嚴肅式和假笑式。畫家給除演員以外的專業人士畫像時，採用嚴肅式;對於那些不在乎看上去是否精明的先生小姐們，才用假笑式。”狄更斯的原文措辭使用了“smirk”一詞——既有假笑的意思，又有“傻笑“之意，撲克臉或許看上去冷酷無情，但比起那些捉摸不定的笑容，的確看上去更加精明。
畫像如此，照片亦是如此。攝影師亞歷山大·加德納(AlexanderGardner)分別於1863年(右)和1865年(左)為美國總統阿伯拉罕·林肯拍攝肖像照，嚴肅的林肯看上去的確要比面露笑意時顯得更精神，也更精明。
僱傭畫家繪製肖像者多數都具有一定的社會身份，即便笑起來更加具有人情味、更激動人，也不願意違逆社會風尚、受人苛責。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繪畫過程中，很難長久保持微笑姿態，幾百年保持住，笑容往往也會顯得假而僵硬，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不如不笑。
對於創作者而言，笑容更不容易捕捉，也更加難以表現，即便筆觸生動，將人物表現得活靈活現，也因人言可畏，往往惹禍上身。意大利著名畫家卡拉瓦喬曾與1602到1603年期間創作一幅名為《持小號的丘比特》的畫作，畫中孩童時期的丘比特笑得天真無邪，但在當時被解讀為一種兒童色情，一種對孌童者的引誘，致使卡拉瓦喬陷入戀童癖的醜聞中。
女畫家勒布倫在掀起“微笑革命”之前也曾繪製過一幅描繪酒神祭祀巴香特的油畫，這是勒布倫第一副露齒微笑的作品，1785年甫一完成便被淹沒在評論家的口水中，女祭司在酒精的作用下面露紅暈、露齒微笑，展現了酒的魔力，但同樣被十八世紀的法國評論家認為表現了一種強烈的性引誘而受到斥責。
虛構人物的笑容尚且被公眾如此解讀，何況畫中對象是真實而高貴的人物呢?
甜賦齲齒，人人平等
比起庶民，有身份的人更在乎自己的形象。但在齲齒面前，人人平等，微笑意味着暴露蛀牙、黃牙，因而畫中人物通常選擇閉嘴。
德國歷史學者阿諾德·黑倫(ArnoldHermannLudwigHeeren)在《歐洲及其殖民地政治系統歷史指南》(VersucheinerEntwickelungderFolgenderKreuzzügefürEuropa)一書中論述十八世紀的歐洲，稱：“自從殖民地的各種產品——尤其是咖啡、蔗糖和茶葉，進入歐洲日常消費以來，殖民地的重要性日漸增長，殖民地在整個商業體系中的地位日漸穩固。上述商品在政治方面、在對社會生活的重塑上，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且不論國家從商業貿易中，以及政府從税收中獲取的巨大收益，在歐洲各國咖啡館作為處理政治、商業及文學的主要場所，什麼影響沒有發揮過呢?換言之，如果沒有這些商品，西歐國家難以具備當前的特徵。”
十八世紀，甜點、咖啡、下午茶和可可製品已經完成了從上至下的傳播，成為西歐日常消費品，但口腔衞生意識並沒跟上上述消費品推廣的步伐，牙漬和蛀牙並不因身份的高貴而赦免人，這些有身份的人由於更有錢，更容易獲得上述商品，因而出現口腔疾病的機率也更高。
勒布倫畫作中從來不笑的安託瓦內特就是一例，這位奧地利公主偏愛甜食，法國大革命後，由於失去了尋求牙醫幫助的機會，待1793年被送上斷頭台之時牙齒已經全完了，這從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什麼當時描繪安託瓦內特的漫畫中王后的表情都略顯古怪。
同樣的事也發生在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身上。1770年到1790年間，華盛頓畫像上的容貌改變極大，二十年風雲催人老，但更可能的是，1790年華盛頓的牙全完了，致使他的肖像呈現出一種沒牙老太太似的戲謔感。
十八世紀的法國，牙醫在理論水平和實操能力上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皮埃爾·福沙德(PierreFauchard)被公認為現代牙醫的創始人，福沙德於1728年出版《牙醫外科》(LeChirurgienDentiste)一書，全面地闡述了牙醫實務問題。法國牙醫已經意識到面對齲齒患者應該做的不是等待他所有的牙都爛掉，而是及時替換掉那些壞牙。
而其他地方，例如美國仍然熱衷於收集兒童健康的牙齒，為那些牙齒爛透的富人提供精品假牙。無論是高水平牙醫還是高水平假牙製造者都無法解放當時人們僵硬的面部表情，缺牙、假牙都不宜被表現在肖像畫上。這也是為什麼在十八世紀，描述小姐、太太健康的牙齒亦能成為一種恭維，一口好牙真的太珍貴了。
女畫家伊麗莎白·維傑·勒布倫是為數不多值得被恭維的有身份的女性，她和她燦爛的笑容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掀起了短暫的微笑高潮，但隨着恐怖政策的來臨，法國各階層人民都無法在面對嚴峻現實時會心一笑，“微笑革命”很快夭折，直到二十世紀，微笑才得以在西方被廣泛提倡。或許正是因為人類微笑歷程的曲折，才使得這一表情看上去尤為真誠且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