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時期實行的大索貌閲，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私家與政府爭奪勞動人手的社會現實，只要政府的賦税徭役繁重，就不可能從改變上有所好轉。在這種情況下，重臣高熲在文帝的支持下不得不採取與貌閲配套措施――“輸籍法”。“輸籍，凡民間課輸，皆籍其數，使州縣長吏不得以走弄出沒”。
輸籍法的核心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徵”。也就是説，輸籍法從法律上杜絕了地方官吏營私舞弊現象，使輸籍額及每户所承擔的情況公開化;輸籍法系“輕税之法”，農民作為政府的均田户較作為“豪室”的隱户，所受的剝削程度要輕一些。應該説，高熲的改革抓住了當時問題的關鍵。輸籍法實施後收到了預期的成效，“自是奸無所容矣” ，也就是説隱户和隱瞞歲數的情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輸籍法即輕税之法的實行，是隋代從政策上對個體小生產農業及其家庭手工業的保證，它保證了政府對賦税徭役的獲得及對編户齊民的有效控制。
隋文帝楊堅推行均田制，整頓户籍。實行“輸籍定樣”在第一個的基礎上確定户口數，編制“定簿”，以此為依據來收取賦税。
開皇三年，清理出陰漏丁男44.3萬人共計164.15萬口。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閲，户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户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
這些舉措防止地方豪強和官僚勾結，營私舞弊。將從豪強手裏依附的人口解放出來，增加了國家的勞動力，調動貧苦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國家掌管的納税人丁數量大增。
另外還根據宰相高熲的建議，實行了“輸籍之法”。即由國家制定“輸籍定樣”(劃分户等的標準)，發到各州縣，每年正月五日，縣令派人到農村，依定樣劃分户等，作為徵調賦税、力役的依據。由於國家規定的賦税、力役數量低於豪強地主對佃農的剝削量，許多原來依附豪強地主的農民紛紛脱離地主，向官府申報户口，納税服役，成為國家的編户。
在大索貌閲的基礎上，隋文帝又接受大臣的建議，實行輸籍定樣。即規定每年正月五日，由縣令集合里正、鄉長、黨長輸籍定樣，決定每户的徵課。自此以後，賦役根據人口狀況由政府統一決定，地方官吏要在這上面作文章就很困難了。
封建國家和地方豪強之間在對人口的控制方面存在着尖鋭的矛盾。隋朝政府積極實行“大索貌閲”和“輸籍定樣”的措施，從豪強士族手中把大批户口收歸政府控制，打擊了大地主階級的兼併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國家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