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時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連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諱。……至於罵皇帝，那更是一般人不敢想的!但是宋朝卻是個例外，清廉的官員可能每個朝代都有，但是能公正辦案的官員數宋朝最多，例如開封府包拯、大宋提刑官宋慈等!大家都知道自己可以清高不貪污，但是想阻止其他人貪污，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可就難了!
據陸游的《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在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曾立下誓約。誓約裏的內容共三條：一是“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是“子孫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約中明確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殺大臣和言官，否則必遭天譴。此誓約自由宋太祖設立開始，便一代一代帝王不斷向下傳承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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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朝嘉祐六年，二十三歲的蘇轍參加制科考試，這位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新進士，所做的策論將矛頭直指宋仁宗：“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
蘇轍稱宋仁宗“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應該説，這是不實的指控，因為仁宗的私生活還是比較剋制的。原來蘇轍是“聞之道路”，聽信了坊間的流言，便在策論中不客氣地指斥皇帝。當時有大臣提出，“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議仁宗罷了蘇轍的功名。但宋仁宗極力迴護少年輕狂的蘇轍：“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並未降罪，反而授予蘇轍官職。皇帝也沒有要求蘇轍交待謠言來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間何以有謠言傳佈。一樁小事，就此翻過，風輕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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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宗時，一年因“雷雪交作”，天有異象，皇帝下詔求言。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學生，便上書皇帝，以非常嚴厲的語氣斥罵宋光宗自即位以來，“宴遊無度，聲樂無絕，晝日不足，繼之以夜”。光宗是一個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檢點，氣度也遠遠不如北宋的仁宗，“覽書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説將此人抓起來，謫遠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這一刑罰，當時叫做“編管”。
但眾臣堅決不同意將俞古“編管”，因為“言事無罪”乃是朝廷 的“事體”，不可破壞。光宗只好將對俞古的處罰改為“送秀州聽讀”，即送到秀州的學校，在官方監護下繼續讀書。但中書舍人莫叔光拒不起草處分俞古的詔書，説“弭災異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後，“事竟寢”，對俞古不再有任何處罰(《嘉泰會稽志》)。這一事件也成為一條具有法律效力的先例，被後來的士大夫援引來證明“言者無罪”，以對抗壓制言論的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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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宗的孫子理宗在位時，由於在一次禋祀中遇到雷雨，理宗大驚，也下詔求言，以答天譴。漳州通判王邁應詔上書：“天與寧考之怒久矣!”(《宋史》本傳)“寧考”指宋理宗的皇考宋寧宗(即宋光宗的兒子)，王邁這是借“天怒”表達他對宋寧宗的強烈不滿，説寧宗荒廢乾綱、逾旬不視事，朝中小人當道，老天爺都震怒了，所以天降種種災難來懲罰寧宗。王邁對着皇帝直罵他的皇考，結果被台諫官彈劾“妄論倫紀”，貶到吉州當通判。
宋理宗本人，也被士大夫當面痛罵過：一位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對理宗説：“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宋史》本傳)就差直接説宋理宗是商紂、周幽那樣的荒淫之君、亡國之君了。請注意，這不是書面上的奏疏，而是王伯大在“進對”時候，當面痛責皇帝的。我不知道理宗聽後是不是心頭大怒，但他卻不能因此將王伯大治罪，只能承認愛卿所言有理。宋人罵起皇帝就像教育自己的孩子，情緒一上來擋都擋不住，就差動手了。而其他朝代敢直言進諫就是要冒殺頭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