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系有三杰之说，段祺瑞在三杰中被称为“虎”，冯国璋是“豹”，王士珍是“龙”，若就才能而言，三杰各有千秋，可为什么民国政府成立后，只有段祺瑞一人得到袁世凯的重用呢?
这事说来话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和革命党人虽然合力推翻清廷，建立了共和，但自合作初期开始，相互之间就不是完全信任。清帝退位后，为了对袁世凯进行约束和限制，孙中山在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同时，又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临时政府定都南京，以及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
袁世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暗中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在北京制造兵变，对来京接他南下的使团进行恐吓，从而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了这一附加条件。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开始组阁。既然在定都上已经占尽便宜，他在组阁问题上就不能不做出一些让步，内阁中相对不太重要的一些部的总长职务，都被让给了同盟会。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实权的部，仍被袁世凯紧抓不放，尤其是陆军部。兵权重要，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于陆军总长一职，南北双方都极力争取。南方推荐黄兴担任此职，袁世凯坚决反对，而他反对的理由就是黄兴还不够资格。
虽然辛亥革命带来了改朝换代、时势造英雄的机会，可是“国体虽非清社稷，朝纲仍是汉官仪”，在袁世凯主政时期，仍然特别强调资格。这种所谓的资格，又主要侧重于前清官阶，因为袁世凯自己在前清就已经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像他这样资格的人本来不多，就算有一两个资格较老的遗老，由于缺乏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也难以成为他假想中的政敌。
以前清官阶作为资格，袁世凯便给同盟会以及其他新进官僚设置了一道很高的门槛，黄兴等人就这样被“卡”掉了。
袁世凯的“资格论”倒不是只用于对付政敌。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嫡系人马用的也是同一标准：一般文武官僚即便什么错都没犯，也得按部就班地进行升迁，要想平步登天是不太容易的。这么做的用意，就是为了在部属的脑子里奠定根深蒂固的“旧属”意识，以巩固和提高他“袁宫保”作为老上司的威望。
以资格来衡量，段祺瑞虽然在辛亥一役中表现突出，功勋卓著，但要当陆军总长，还得排在王士珍后面——王士珍为前任陆军大臣，段祺瑞此前则从未进入过内阁。
王士珍也是“北洋三杰”之一。“三杰”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武备生，同时充任新军要职，又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才迅速得以发迹。不同之处则是三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各异，王士珍为人大度雍容，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经常扮演卧龙先生的角色，故被时人称为“龙”。
相对于“段虎”的锋芒毕露，“冯豹”的木讷迂钝，“王龙”的低调和淡然显然更让袁世凯放心。
问题是，“王龙”在政治态度上与“段虎”截然相反，却与“冯豹”完全一致。王士珍也是一个保皇派，在段祺瑞发出逼宫通电后，他曾致电责备段祺瑞，称皇恩浩荡，作为清廷高官不应发那样大逆不道的电报。
清帝退位之后，王士珍便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虽然袁世凯对他百般挽留并退回了辞呈，但王士珍执意不肯再留于朝中。
王士珍一走，袁世凯只能属意段祺瑞，调他来北京就任北洋政府第一任陆军总长。
作为军人出身的军界要人，段祺瑞绝非一介武夫。实际上他在辛亥革命中所展示出来的，也不是用兵打仗的才能，而是过人的组织能力以及在权力场上咄咄逼人、舍我其谁的气势。
段祺瑞履职时，国内军制比较混乱，北方军队沿用的是前清旧制，比如部队编制中有镇、协、标、营、队。段祺瑞仿照南方革命军的体制，相应改称师、旅、团、营、连，军官官阶也从原来的都统、参领、军校分别改称将、校、尉。此外，地方军政长官一律改称都督，并设都督府。
袁世凯看到段祺瑞办事有主张有魄力，且善于体察自己的心思，对段祺瑞也更加信任。有关军事方面的重大措施，像各省裁军、改革军事官制、决定各省军民分治等，几乎都要先与段祺瑞商量，然后再作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