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历史，日本向来以中国为师的，但鲜有称臣的记录。究其原因，日本得海洋之利，一直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以致于滋生顽固对抗的情绪。当然这种顽固，到了隋代以后似乎又多了几分“傲骨”。
隋代，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携日本国书递呈隋炀帝。国书的开头赫然写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让隋炀帝龙颜不悦，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唐代，中日在朝鲜半岛白村江一带发生水战，倭国水军大败。退守本土后，倭国及时修订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并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向中国学习。
元代，忽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其称臣纳贡，高丽国王也致书日本一再催促，但日本轻蔑地予以拒绝。
明代，海防倭患让明政府颇为头疼，明军抗倭的故事一直陆陆续续。而倭寇的这种动作，其实早在元代，尤其是在明朝初期就亮明了态度，一度让太祖朱元璋颜面无存。
朱元璋对日本的印象并不怎么好。在朱元璋的眼里，日本人就是走路光脚、说话像青蛙叫的跳梁小丑的形象。所谓“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太祖对其也是极尽厌恶之情。
明朝初年，日本遣使来访，言辞不逊，在问答诗中自誉为“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朱元璋观看问答诗后，更加反感，以致“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朱元璋征伐日本还有另一个原因。早在太祖即位之初，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示其“正朔”来朝。高丽、安南、占城这个三个国家立即遣使赴明称臣朝贺，示意顺从。唯独日本不作任何表态。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出现两个天皇，天下大乱，哪管你是大明还是大元呢?
但若如此，也就罢了。更让太祖坐立不安的是，倭寇还勾结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常常出没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一带的海上，掳掠财货，沿海诸民不堪其扰。
洪武二年，太祖派杨载带国书出使日本。在这封国书里，明政府的态度已很明确：“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
这封国书被南朝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看到后，当场斩杀了使者中的5人，杨载等两人也被拘留了三个月才得以放回。
怀良亲王的无礼，让朱元璋大为恼火，但思前想后，他还是忍了。
洪武十四年，倭寇扰边日甚，加之日本使者入贡时言辞傲慢无礼，朱元璋便又命礼官致书日本。
国书同样被怀良王扣押，怀良王复书云“……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贱辱之词，跃然纸上。
太祖看后，大为恼火，从此下定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决心，但征伐之事不了了之。
太祖何以对日本一忍再忍呢?主要是因为天下初定，纷争刚止，太祖也不想为大洋深处的这个小国，而大动干戈。进一步讲，即便是征伐，明军远途跨海作战，并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
事后，太祖将日本作为“不征诸夷”的十五个国家之一。理由是，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