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爲何選擇大喪之日誅殺和珅?嘉慶在乾隆大喪期間誅殺和珅，並非倉促決定，而是等待了三年的“韜晦”。正如嘉慶所言：“和珅罪之大者，蓋由事權過重”。和珅長期專擅，“弄權舞弊，僭妄多端”，嘉慶早在皇子時代便耳聞目睹。當時和珅出入宮時，伺高宗(即乾隆)喜怒，所言必聽，雖諸皇子亦憚畏之。“內外官員畏其聲勢，不敢違拗。”三年訓政期間，嘉慶對和珅的人品領教頗深，對乾隆朝中後期，國家財力耗竭，吏治衰敗的政局深有所悟。要整飭內政，挽救大清江山，必須儘早誅和珅。
和珅爲清代大貪官，和珅被誅爲清代大案。清代以“貪鄙成性、怙勢營私、僭妄專擅”而被誅殺的職位最高的官員便是和珅。
近些年來，和珅的形象頻頻在戲曲舞臺上和電視劇中出現，引起廣大觀衆的興趣。由於這些是文藝作品，難免有“戲說”和藝術加工的成分。歷史上的和珅究竟如何，本文擬以清代檔案爲據，揭示其“廬山真面目”。
八旗子弟中的出類拔萃者
和珅，字致齋，姓妞祜祿氏，生於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滿洲正紅旗人，出身於一箇中等武官之家。其五世祖尼雅哈納巴圖魯在清軍入關的爭戰中，以軍功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父親常保除襲世職外，曾任福建副都統。
和珅童年時期曾在家中與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啓蒙教育，十歲左右被選入鹹安宮官學讀書。和珅博聞強記，不僅滿、漢文字水平有了很快提高，還學習了蒙古文和藏文，爲日後通曉漢、滿、蒙、藏四種語言打下了堅實基礎。和珅的書法、詩詞、繪畫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衆多的八旗子弟學生中，和珅是出類拔萃者。
和珅於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踏上仕途。承襲三等輕車都尉，這年他20歲。第二年和珅參加鄉試，沒有中舉，23歲時被授爲三等侍衛，挑補粘竿處，即上虞備用處，負責皇帝出巡等儀仗事宜。不久，他被調到鑾儀衛充當侍衛，有了接近皇帝的機會。乾隆四十年，和珅被擢爲乾清門御前侍衛，兼副都統。
一年六次擢升飛黃騰達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和珅27歲，任戶部右侍郎，協助尚書管理全國疆土、田畝、戶口、財谷之政令;當年三月，擢軍機大臣，開始步入中樞政務;四月，兼內務府總管;八月，調任鑲黃旗副都統;十一月，充國史館副總裁，賞戴一品朝冠;十二月，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賜紫禁城騎馬，全家旗籍從正紅旗擡入正黃旗。和珅如此被破格重用和快速提升，在清朝官吏中是極爲罕見的。
和珅從乾隆四十年至嘉慶四年的24年中，擔任軍機大臣23年;以軍機大臣兼步軍統領22年;以軍機大臣、步軍統領兼戶部尚書15年。在宮廷事務方面，他掌管內務府、圓明園、茶膳房、造辦處、上駟院、太醫院及御藥房等事務。在經濟上他除了任戶部尚書外，還將崇文門稅務監督大權牢牢控制在手。在軍事上，他雖一竅不通，但常出任領軍委以欽差，鎮壓農民起義。和珅長期擔任京師步軍統領等職，並控制着健銳營和火器營。文化上他曾擔任《四庫全書》正總裁及《欽定熱河志》、《欽定大清一統志》、清《三通》、《清字經館》、《石經》、《日下舊聞考》等書的正總裁、總裁。他還擔任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殿試讀卷官、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職。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和珅逐漸掌握了清廷的宮廷事務、行政、財政、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大權，成爲乾隆的左膀右臂。
何以深受乾隆寵幸
和珅何以受乾隆如此寵幸?
從入宮侍奉乾隆開始，和珅便給皇上一個很好的印象。野史說，和珅長相酷似被乾隆賜死的一個妃子，且不論其真實與否，和珅長得五官端正，文弱可愛，說起話來聲音洪亮卻是事實，絕不像小說、戲劇中描繪得那樣醜惡，令人討厭。和珅首次侍奉乾隆，其“奏答甚合上意，奏對皆稱旨”;乾隆問及其功名出身、鄉試試題時，他邊走邊背，對答如流，“矯捷尋常”，深得乾隆讚許，“其知遇實於此”。在以後的日子裏，和珅善於揣測主子心事，辦事幹練，自此“恩禮日隆”。
在封建專制體制下，大臣的進退，唯皇帝的個人意志是舉。“忠君”爲封建帝王用人的第一標準，和珅的言行舉止正符合這條標準。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和珅對乾隆“言不稱臣，必曰奴才，隨旨隨令，殆同皁隸”。即使是後來位居大學士後，和珅仍像當年做御前侍衛那樣恭謹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時，和珅以溺器進之”，與那些正人君子的大臣相比，古稀之年的皇帝自然更喜歡和珅這樣殷勤周到的奴才，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視如知己。
晚年的乾隆，眼睛裏只有自己文治武功的業績，蒸蒸日上的盛世;耳朵裏只喜歡聽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聲音。和珅正是抓住了乾隆暮年“喜諛而惡直”的心理，投其所好，以博得皇帝的歡心。爲此，和珅盡其所能，大事可以化小，“唯將吉祥之語入告”，甚至像鎮壓白蓮教起義這樣的大事，和珅明知是乾隆的一塊心病，但從未將實情相告，而以“蕆功在即”矇蔽皇帝。
分析和珅受乾隆寵幸的原因，除此之外，也必須看到和珅確有出衆的才華，而且實實在在爲大清朝廷幹過幾樁漂亮的事。這不能不使和珅在乾隆心目中的重量日增。
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得力助手
通曉漢、滿、蒙、藏四種語言的和珅，具有處理民族事務的獨特優勢。據《八旗通志》記載：“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此分頒給達賴喇嘛及傳諭廓爾喀敕書，併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曉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珅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秩如。”
和珅從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起兼任理藩院尚書，時時陪伴乾隆身邊。乾隆每年到熱河避暑山莊，常常接見各少數民族的王公貴族及其他上層集團人物，和珅每每在場。他多次幫助乾隆處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事務。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六世班禪覲見乾隆，和珅參與接待。乾隆命在熱河建廟，以備六世班禪來時居住。和珅參與籌辦，負責將“熱河各廟及新建須彌福壽廟儀仗換新”。是年七月，六世班禪到達承德，乾隆在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接見他。爾後幾日乾隆與班禪會晤講經、賜印頒敕、筵宴賞賜等，和珅均陪同參與。
九月初，班禪到達京師，乾隆準備爲班禪賀壽。孰料十月二十八日班禪病倒，十一月初二日，六世班禪圓寂。乾隆前往憑弔，並親自處理善後，和珅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英人稱之爲“成熟的政治家”
乾隆四十五年以後，和珅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安南(今越南)、暹羅(今泰國)、緬甸、琉球(今日本沖繩)和南掌(今老撾)等國的使臣，負責全權處理與朝鮮及英國的外交事務。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英國派遣有豐富外交經驗的英國駐孟加拉國總督馬戛爾尼勳爵擔任使團正使來華，目的是完成英國國王和政府的使命，在中國“取得以往各國未能用計謀或武力獲致的商務利益和外交權利”，“設法增加我們對中國的輸出，以及經常運送其它爲中國人所喜愛的大不列顛及我們印度領地的產品和製造品”。馬戛爾尼配備了精於軍事和精通科學與技術的人員共七百餘人及大批禮品而來。清朝官員開始並不瞭解其真正意圖，還以爲是恭祝乾隆皇帝萬壽的“貢使”。乾隆諭令“至接待遠人之道，貴於豐儉適中，不卑不亢”。
馬戛爾尼使團於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到達北京。由於此時乾隆正在熱河行宮避暑，特令使團赴熱河謁見。雙方首先在覲見皇帝的禮節上發生分歧。清朝堅持貢使覲見皇帝必須行“三跪九叩”的禮儀，英使堅持以謁見英王陛下的單腿下跪禮代之。雙方都不肯讓步，談判幾乎破裂。和珅與英國特使進行了艱苦的談判和交涉，最後使英使同意按清廷禮儀行禮。事後英國特使評論和珅說，和珅在談判中“保持了他尊嚴的身份……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八月十三日，乾隆83歲生日的那天，在熱河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舉行慶壽典禮，英使馬戛爾尼由和珅等帶領，“由避暑山莊宮門右邊門進呈殿前階下，向上跪捧恭遞表文”(喬治三世女王國書)，乾隆接受了表文，並向英國國王和使團正副使臣回贈了禮物。宴後，和珅陪同使臣遊覽了避暑山莊。
當英國國王向乾隆祝壽的表文譯出後，和珅立即向乾隆報告英王有“遣使留住京師”之意。乾隆擺出種種理由，認爲“其事斷不可行”。其實在此之前，馬戛爾尼曾與和珅進行“暫短的會晤”。但馬戛爾尼發現和珅“雖然和藹可親，謙虛有禮”，卻不肯答應他的要求，使馬戛爾尼毫無辦法。馬戛爾尼千方百計想把談話引入正題，但始終不能如願。馬戛爾尼後來回憶道：“我對中堂(和珅)的機智不能不深表欽佩。那天，我絞盡腦汁要求他討論正題。他卻總是竭力迴避，每當有可能與我談及正題時，他立即巧妙地躲閃過去，設法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周圍的景物，請我欣賞湖光山色，向我們講解秀麗的山莊和亭臺樓閣。”
八月二十六日，英使團回到北京後，馬戛爾尼以英王的名義，通過和珅正式向大清皇帝表明了來華的真實目的：要求在舟山或寧波經商;在北京設立貨棧;在舟山附近擁有一個小島或空地保存商品;英商人長居廣州;對英國商船和商品免稅;允許英國人自由地在中國傳教。這時的和珅以“慣常的機敏”，迴避就英方提出的要求進行討論，並向馬戛爾尼解釋皇上讓他“立即啓程”，是出於對他“健康的關心”。第二天，馬戛爾尼再次會見和珅，和珅“慣常的客氣蹤影全無”，“他擺出一副毫不掩飾的持重和冷漠的神態”。馬戛爾尼再次提出前述要求時，和珅以不給對方留下任何指望的口氣，讓他寫成文書呈來。
八月三十日，乾隆連降敕諭，對馬戛爾尼的要求逐條批駁，併發出廷寄上諭一道，認爲英國人“遞呈稟有越分妄請施恩之事”，馬戛爾尼的行爲是“無知”之舉。這就是清政府在這次外交活動中的認識和收穫。九月初三日，馬戛爾尼向和珅辭行。據英人自己記述，馬戛爾尼使團此行受到了清政府“最禮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監視，最文明的驅逐”。英國政府的美夢破滅了。和珅傑出的外交才能在接待英使的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既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又不失一位大國權臣的風度。
握有財權藉機斂財自肥
和珅於乾隆四十五年任戶部尚書，後又任內務府大臣和崇文門稅務監督，實際操持着清政府的收支大權。
和珅聚斂財富的主要渠道與手段：
(一)獨攬崇文門稅關控制大權，從中漁利。明朝北京原爲九門徵稅，清朝改爲由崇文門統一徵稅。乾隆時期，爲加強對這一稅關的管理，特設正副監督各一人。這樣的重任，乾隆自然要委以親信。崇文門稅關是戶部所屬全國三十個榷關之一，其索要苛刻位居全國第四。崇文門稅關名義上隸屬於戶部，實際上由內務府控制，是皇家內府的進財機構。
崇文門稅關還負責監督對京外獲罪官員解京物品及京中不動產的變賣。清代王公大臣和各級官員犯罪，其家產多被查抄入官。抄家作爲對官吏犯罪的一種附加刑，被廣泛採用，目的是剝奪財產以抵贓或抵賠過失，所謂“不令其子孫坐享富厚之資”。查抄家產還作爲收集罪證的手段，用以擴大株連。交崇文門稅關變賣的最大宗是獲罪官員在京置買的房屋、所開設的商號、銀號、當鋪等。官員獲罪，這些不動產均被查封，勘估後“交崇文門召商交價認領開設”，價銀交內務府廣儲司。
貪財如命的和珅在崇文門稅關正監督任上供職八年，大權在握，爲所欲爲，在處理稅務、經手罰沒款、變賣罪官不動產等過程中，索賄受賄、貪污自肥不計其數。
(二)在罰繳“議罪銀”中中飽私囊。議罪銀又稱“自行議罪銀”、“罰銀”、“罰款”，是乾隆中葉逐漸形成的。重要官員(多爲總督、巡撫)或因犯瀆職、違例、徇庇、侵貪、奏事等“過誤”，自議繳銀;或有過失需要“開復處分”;或根本並無過失卻被怪罪，認繳鉅額銀兩，以“賄買平安”。爲免革職、參處，督撫們繳納的“議罪銀”，少則萬兩，多則幾十萬兩。議罪銀一般解交內務府廣儲司。也有一些作爲南巡差務的開支，很少一部分留河工、海塘和軍需之用。
“議罪銀”的議罰權柄由乾隆獨掌，但多由和珅從中“據情代奏”。和珅在皇帝和大臣之間斡旋，並掌握“議罪銀”收繳的具體事宜，其作用非同一般。
“議罪銀”的收繳，使內務府的進項大增，入不敷出的內務府，在和珅的管理下“歲爲充盈積，反充外府之用”。和珅在爲朝廷理財、斂財的同時，巧取豪奪，也爲自己攫取了大量的錢財。
和珅到底貪污了多少錢財，至今也沒有在清廷檔案中找到一份完整的記錄。這裏，只介紹和珅被誅後查抄其財產的一些數字：和珅在京宅第(今前海西街恭王府內)，房二百五十餘間;花園樓臺二百餘座;銅玉鼎四十五座;端硯、宋硯七百餘方;大小自鳴鐘三十八座、洋表一百餘個;東珠六十餘顆;大小紅藍寶石五千餘塊;金銀碗碟八千五百餘件;各種如意三千餘柄;金銀唾盂、面盆一千五百餘個;金銀元寶兩千個(每個重一百兩);金珠翠寶首飾二萬八千件……
此後，又陸續查抄了和珅京城及京畿、熱河等地的財產。其中京內外各處取租房二千餘間;花園房、閒散房、寓所房一千餘間;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餘頃。所開當鋪十二座，本利銀二萬六千餘兩。
總之，和珅斂財之多，可謂富可敵國。故他被誅後，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
誅殺和珅並非只因肅貪
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病逝，嘉慶親政，次日和珅即被革職拿問。初七日，和珅被拿交刑部嚴訊，京中家產被抄。十一日，嘉慶發佈上諭，歷數和珅二十條大罪，諭衆知之，並令各督撫議覆。
讀嘉慶發佈的上諭，對我們瞭解和珅其人很有幫助。
上諭說：
“……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即乾隆——編者)冊封皇太子，尚未宣佈諭旨，而和珅於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遞如意，漏泄機密，居然以擁戴爲功。上年正月，皇考在圓明園召見和珅，伊竟騎馬直進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又因腿疾，乘坐椅轎擡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衆目共睹，毫無忌憚，並將出宮女子取(娶)爲次妻，罔顧廉恥。年來剿辦川楚教匪，皇考盼望軍書，刻縈宵旰，乃和珅於各路軍營遞到奏報任意延擱，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務，嗣因軍需銷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諭令兼理戶部題奏事件，伊竟將部務一人把持。昨冬，皇考聖躬不豫，批折字畫間有未真之處，和珅膽敢口稱不如撕去，竟另行擬旨。臘月間，奎舒奏報循化、貴德二廳，賊番聚衆千餘，搶奪達賴喇嘛商人牛隻，殺傷二命，在青海肆行搶掠一案。和珅竟將原奏駁回，隱匿不辦。及皇考升遐(即病逝——編者)後，朕諭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和珅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京。不顧國家撫綏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問。大學士蘇凌阿兩耳重聽，衰憊難堪，因系伊弟和琳姻親，竟欺隱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曾在伊家教讀，並保列卿貳，兼任學政。又軍機處記名人員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昨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侈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珠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又寶石頂並非伊應戴之物，伊所藏真寶石頂數十餘個，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至金銀數目尚未抄畢已有數百餘萬之多，似此貪黷營私，實從來罕見罕聞。以上各款皆經王公大臣等共同鞫訊，和珅俱供認不諱。……”
嘉慶發佈上諭兩天後，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和珅在獄中上吊自盡，時年五十歲。
爲何大喪之日誅和珅
嘉慶在乾隆大喪期間誅殺和珅，並非倉促決定，而是等待了三年的“韜晦”。正如嘉慶所言：“和珅罪之大者，蓋由事權過重”。和珅長期專擅，“弄權舞弊，僭妄多端”，嘉慶早在皇子時代便耳聞目睹。當時和珅出入宮時，伺高宗(即乾隆)喜怒，所言必聽，雖諸皇子亦憚畏之。“內外官員畏其聲勢，不敢違拗。”三年訓政期間，嘉慶對和珅的人品領教頗深，對乾隆朝中後期，國家財力耗竭，吏治衰敗的政局深有所悟。要整飭內政，挽救大清江山，必須儘早誅和珅。
嘉慶急於誅殺和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末期發生於川楚陝一帶的白蓮教起義，“經歷數年之久，糜餉至數千萬而未蕆功”，嘉慶認爲皆由和珅“在內蒙蔽掣肘，使軍營不得成功也”。帶兵大員掩飾虛捏，藉此冒功升賞。而太上皇(指乾隆)則被和珅用“吉祥之語”入告，況且由於“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已經沒有精力顧及此事。嘉慶即位立誅和珅，爲乾隆開脫，把鎮壓白蓮教不力的責任都加在和珅頭上，以此警告後任者，全力鎮壓白蓮教，早日去掉嘉慶當政的一大心腹之患。
嘉慶在大喪之日立誅和珅，儘管他一再表白是“不得已之苦衷”，但其政治目的十分明顯，就是通過誅殺和珅，殺一儆百，爲“肅清庶政，整飭官方”，扼制“諸務廢馳”的政治頹勢尋找契機，恢復皇權的尊嚴。
嘉慶自知選擇這樣的時機殺一個重臣，必然會震撼朝野，所以嘉慶此時反覆強調，“朕所爲止一和珅耳，(和珅)今已伏法，諸事不究。”嘉慶的政治策略，就是爲緩和珅當時日愈尖銳的階級矛盾，並將統治集團的矛盾、失誤完全歸咎於和珅個人的“專擅”。
嘉慶的策略當時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從根本上講，誅殺一個和珅，是無法解決封建專制統治制度的一切弊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