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盛世短命原因：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生逢盛世，是每一箇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所謂盛世，就是內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飽飯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這樣大規模的盛世出現過三次，即漢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開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這三大盛世，還有過幾個小規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東漢的“光武中興”、隋代的“開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裏的小王朝也取得過不錯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國時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堅，南北朝的劉宋文帝時代，以及五代十國的後周南唐統治下的某個時段。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了。雖然歷代中國人夢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現就是這樣屈指可數，而且持續的時間也不長。
文景之治持續了近40年。事實上，文帝剛剛即位時，天下還相當殘破，真正的盛世出現在景帝時期，並由漢武帝推向高峯。算上武帝前期，漢代治世持續近70年，其中盛世大約30年。唐代盛世史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兩個階段並不接續。貞觀之治從627年到649年，持續22年，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階段，成就並沒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續大約30年。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續時間最久，然而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爲止，持續也不到100年。即使從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過130多年。
有人統計過，數千年中國歷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盛世”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漢文化圈以外的史書中，找不出這兩個字。無怪乎中國歷史多災多難，細細掂量，“盛世”這個詞本身就蘊含着無奈和不祥。“盛”“衰”相對，沒有衰世作爲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
第一，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作爲前奏。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在這個盛世出現前20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亂。十餘年的戰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漢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爭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現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戶。《漢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後，全國統計上來的人口數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慮到逃亡等因素，歷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於經濟損失，更是慘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漢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歷史上最爲人豔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纔平息。《隋唐演義》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貞觀六年（632年），魏徵描繪戰亂的後遺症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諫爭附》）貞觀十一年（637年），馬週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於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一個更爲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清史稿?王騭傳》裏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後，休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衆”。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爲真實的數字並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計出來。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爲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中國傳統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爲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臺。正是隋末戰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拋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戰亂導致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大動盪過去之後，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並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只需無爲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穫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於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後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於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面教員”。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爲自己施政之鏡鑑。明代後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鑑於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爲歷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後期帝王的懶惰登峯造極，萬曆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歷史紀錄。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歷史上最爲勤政的一個帝王羣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爲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爲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並不見得肯定收穫盛世。事實上，盛世出現的條件遠比這個要苛刻。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災難都能由進步來補償，更多的時候，災難換來的只是更大的災難。
司馬炎篡位不久，攻滅吳國，結束三國混戰歷史，晉武帝也成爲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後，第四個一統全國的帝王。在統一之初，他積極進取，順應民意，減免徭役，一時“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隱隱然出現了“盛世”徵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勁，一個大規模的盛世就會水到渠成。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漢文帝和唐太宗那樣出衆的素質。晉武帝迅速陷入物質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晉貴族文恬武嬉，大肆揮霍，興起了一股中國歷史上聞名的“比富風”。因此不出人們意料，武帝死後不久，西晉便陷入了混亂之中。
因此，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締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衆，二是要自制力超羣。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並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
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幹還不夠。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爲新王朝立定規模，打下基礎。開國帝王去世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盪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幹的子孫打開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將王朝推上盛世。漢代劉邦開國，確立了清靜無爲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隱患。劉邦去世後，出現了呂后、惠帝時期的動盪。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將“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制上的重大隱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動盪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峯。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袞和順治打下基礎。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歷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峯。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峯，達5200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裏，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隻隔了瞬間。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只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制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爲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西方歷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並不是說其他國家歷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歷史上，它們往往被稱爲“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麼短命。伊麗莎白時代與乾隆時代有許多巧合。伊麗莎白女王與乾隆同是25歲即位，與乾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內部因宗教分裂而處於混亂狀態，對外則面臨與法國的戰爭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係。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爭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爭，爲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
伊麗莎白統治英國45年。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爲世界頭號海軍大國。因此，人們普遍認爲她是英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曆史上被稱爲“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着制度創新。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第一，中國歷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爲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因爲“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歷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爲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爲“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乾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闢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只是諷刺。
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衆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麼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羣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爲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爲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纔有了以後一系列正確政策的出臺。
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產物，而今天的中國歷史已經擺脫循環。“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歷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復”。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面運動。這確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無一不證明着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麼就意味着眼前無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儘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歷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不是只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鑑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回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正如梁啓超說：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爲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