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學者。1582年(明萬曆十年)被派往中國傳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去世，在華傳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傳教士之一。
一、耶穌會士東來與明王朝的閉關鎖國
15世紀以後，隨着地理大發現和科技的進步，海上交通大開，世界日益成爲聯繫緊密的整體，西方人把東方，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看作富庶寶地，爭相揚帆東來。與此同時，在歐洲，隨着宗教改革的影響，羅馬天主教日益衰落，爲了宣傳基督教教義，重新擴張勢力和向世界各地傳教，耶穌會應運而生，積極推進向海外傳教。在此背景下，利瑪竇遠赴中國(1582年進入澳門)進行宣教活動。而此時的中國，自明中葉沿海倭寇之亂後，朝廷便實行嚴格海禁政策，正德十二年(1517年)關閉廣州港，開始禁海鎖國。又於嘉靖二年(1523年)罷寧波、泉州、廣州三市舶司，斷絕海上交通，停止一切對外貿易活動。自此以後，中國與世界基本處於隔絕狀態。
早在耶穌會成立之初，耶穌會創始人之一，東亞宗徒沙勿略即來到東方，他在日本傳教的過程中發現“每當日本人進行激烈辯論時，他們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更有甚者，在涉及宗教崇拜與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因爲認識到中國是日本文化的思想策源地，遂決定到中國傳教，沙勿略初到上川島之時就試圖遣使覲見中國的皇帝，後來沙勿略雖然蒐集了諸多禮品，並且準備好了呈送給皇帝的禮物，但是由於人事糾紛，未能成行。沙勿略亦始終未能進入中國內地，最後客死距離中國海岸約三十海里的荒蕪島嶼上川島。繼沙勿略之後，先後有五十名傳教士進行了多達五十九次的嘗試，但均告失敗。其中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羅明堅雖抱着通過向皇帝贈送禮物來建立外交關係通過外交手段進入中國傳教之目的，多次隨葡萄牙商人進入中國內地，但未能成功傳教，最終病死在歐洲。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當時澳門已被葡萄牙人租佔。澳門被租佔後便成爲天主教在遠東的根據地，西歐各天主教派紛紛派傳教士來到澳門，都想以澳門爲跳板進入中國傳教。但由於葡萄牙殖民者的海盜暴行與明朝政府實行的禁海鎖國政策，通過合法程序申請入境傳教的均被拒絕，通過偷渡等非法手段入境的傳教士一經發現，均被驅逐出境。以至於當時的傳教士普遍認爲進入中國傳教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亞人變成白種人一樣，是無法實現的夢想。
後來以利馬竇爲首的耶穌會士根據沙勿略等人的經驗，“到這麼遼遠的地方來，做耶穌的勇兵，替他上陣作戰，來征討這崇拜偶像的中國的三頭巨魔，好援救無數不幸的人靈，脫於永禍”，[2]積極適應中國當時社會環境，以禮物爲先導，實現了先驅未竟之事業。從沙勿略到利瑪竇，歷經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終於叩開了封閉中國的大門。
利瑪竇 (中國天主教開拓者)
二、禮物與明末的士大夫羣體
在封建中國，士大夫是一個特殊的階層，是中國主流文化思想的代言人，社會輿論和思潮的引領者，更是社會的管理者，特別是在皇權到達頂峯的明朝，此特點更爲明顯。利瑪竇正是在深入瞭解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政府機構都是由文人士大夫羣體來治理的，這個羣體承擔着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甚至軍隊也對士大夫羣體極力順從。認識到爭取士大夫羣體的同情和支持，是“開展傳教事業的關鍵”。所以對士大夫羣體頗爲借重，並傾心結交中國官員和文人士大夫，因爲這些“少數的基督徒比一羣更有價值”。
因爲利瑪竇是在深入瞭解當時中國社會背景的情況下確定以士大夫爲交往對象，所以其觀察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士大夫身上。利瑪竇注意到中國人最重禮儀，而禮物則是禮儀交往中的重要內容，無論是在節慶日，還是在平常，禮物都是士大夫之間展示友誼、表達彼此親密關係的主要方式之一。送禮是士大夫這個階層的普遍習慣，士大夫之間經常習慣性的相互進行禮貌拜訪或饋贈禮品。具體方法爲呈遞拜帖，拜帖上寫有饋贈人的姓名，並以華麗的詞藻描述所贈禮物。若禮物被部分或全部退還，士大夫之間並不認爲這樣是失禮之舉，饋贈人也不會生氣。此種狀況，退回禮物要附上一個小冊子表示感謝和有禮貌地謝絕饋贈，或者說明收下的禮物並列舉回贈的禮品，一般要回贈禮品與所受禮品價值相等。士大夫之間這種饋贈禮物的行爲，不僅禮節繁瑣，而且還需要持續進行，藉此來維繫人際關係。對於此間狀況，利瑪竇有深刻的認識：中國社會以普遍講求溫文有禮而聞名於世，送禮是中國傳統社會最爲重視的五大美德(仁、義、禮、智、信)之一，並且在中國人的著作中有詳細的論述。在對禮儀的關注方面，中國人遠遠超過所有的歐洲人。不足之處在於，中國人的禮儀實在太多，頗爲繁瑣，實在浪費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此外，利瑪竇還注意到，由於明末社會中所流行的對異物的好奇或獵奇心態，珍稀物品，特別是異域物品頗受歡迎，這些新奇的物品通常被當作貴重禮物贈送給重要的人物。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稱他們的到來和所帶來的歐洲異物吸引了很多人到教堂，歐洲異物對當地人的吸引力甚至超過了對總督的崇敬，“一些人把面向道路的大鐘當作新奇的東西，另一些人則把小鐘當作新奇的東西。歐洲的圖畫和塑像、數學計算法、浮雕地圖，也吸引很大的注意。”甚至百姓看到在歐洲很普通的三棱鏡也是無比驚訝，對此，利瑪竇記載道“那些仔細打量玻璃的人，只有驚羨無言地站在那裏。”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利瑪竇在中國
三、利瑪竇“送禮”所體現的適應性策略
中國人重禮，禮尚往來是中國的風俗習慣，禮物亦是利瑪竇敲開中國大門的工具之一。利瑪竇，字西泰(Matteo Ricci)，意大利馬賽拉塔城(Macerata)人，少穎異聰敏，十七歲即“就名師學習諸學之蘊奧”後又進羅馬神學院接受系統教育，19歲入耶穌會爲會士。萬曆十年(1582年)進入中國澳門傳教，爲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由其肇始。
向最高統治者遞交書信，進呈方物，爲耶穌會入華前確定的傳教策略。但是在中國，特別是海禁森嚴的晚明，要想見到最高統治者——皇帝，就必須先與無數官僚士人打交道，而“禮物”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早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即通過送給廣州總兵黃應甲一塊懷錶的方式奠定雙方的早期友誼，並且意識到明朝雖下令海禁，但是執行權在地方，只要搞好和地方官員的關係，進入中國傳播福音，還是有可能的。此後，羅明堅曾向兩廣總督陳瑞表示希望他能獲准在內地購買土地建立教堂，以便傳教。等到雙方正式見面時，陳瑞安排了“盛大的排場”來威嚇羅明堅，但當陳瑞看到羅明堅爲拜謁他而準備的來自西方的珍奇異物時，對傳教士傲慢態度便頓時消失了。1582年，羅明堅又送給陳瑞“帶褶的衣服、水晶鏡子及其他類珍品”。不久，羅明堅又帶着利瑪竇送給陳瑞表和幾隻三角形的三棱鏡，當時，三棱鏡在中國可謂奇珍，中國人稱三棱鏡爲“珍貴的寶石”。爲此，陳瑞大爲高興，“分給他們寬敞的住所，與郊外一座叫天寧寺的廟宇相通......正式拜會時，他(陳瑞)在自己的官府接見他們，他們就這樣住了四、五個月，接待官員與其他公民的來訪。”
前人的經歷給利瑪竇的影響是巨大的，利瑪竇正是根據前人的經驗，在深入瞭解中國社會背景的情況下，清楚地意識到“要和官員、士人打交道，就必須使出東西”這一潛規則，給中國人送去合適的禮物，可能是他們整個傳教事業成功的關鍵，因爲“送禮是他們(中國人)的普遍習慣”。對於此種狀況，利瑪竇與巴範濟的書信中亦有所表述：“在中國送禮，獲益良多，並不吃虧”。利氏在華28年，每到一地，即以西器相贈，得到士大夫熱情接待。西洋禮物成爲利瑪竇在中國展開交際活動的潤滑劑。
利瑪竇等人得以在肇慶定居，得益於與知府王泮的交往。1583年，利瑪竇由澳門到達肇慶，與羅明堅一起拜訪知府王泮，後者允許他們在崇禧塔前建教堂，教堂落成之日，王泮手書兩塊牌匾相贈，其中“鮮花寺”牌匾便掛在大門上，人人在進入外室時都要讀到它。另一塊刻有“西來淨土”，則放在教堂客廳裏，在進入內廳時讀到，利瑪竇按照自己的理解，把“仙花寺”意譯爲“聖賢的秀麗會所”;“西來淨士”意譯爲：“來自西方的純潔的神父。”由於這兩塊牌匾爲當地最高官員所贈予，這就使傳教士受到當地居民的禮敬。王泮此舉大大提高了傳教士在當地的地位和影響。因此，利瑪竇等人爲了感謝王泮的好意，在不同場合也送給過王泮各種小禮品作爲紀念。更重要的是，王泮不僅公開支持和保護傳教士，而且作爲當地最高官員去拜訪傳教士的前例也促使當地官員紛紛來訪，更是提高了傳教士在民衆中的地位。利瑪竇等人在肇慶受到鄉紳的指控時，送給嶺西道黃時雨三棱玻璃鏡，黃時雨“對這份禮物感到高興”，結果黃時雨及時化解了矛盾，並允許從澳門新來的麥安東神父留了下來。
在南昌，利瑪竇送給建安王“按他們的計時法制作的，在黑色大理石上刻出的黃道帶，這隻鍾還指示出日出和日沒的時刻，每月晝夜長短。”該禮物受到建安王的“極大讚美”。此外，在歷次和建安王的交往中，利瑪竇還送給建安王標有天軌的天球儀、地球儀、小塑像、玻璃器皿等歐洲產品。建安王愛不釋手，並且大方回禮。在南京，利瑪竇還拜訪了徐達後代魏國公徐弘基，據《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載徐弘基“派他的叔父邀請利瑪竇到他的府上去，神父到達後，在全城最華麗的花園裏受到接待”，“他聽說過從歐洲帶來某些珍奇，急於先睹爲快。”由此推斷，利瑪竇亦贈送過禮物給魏國公徐弘基。利瑪竇送禮並非僅僅是禮尚往來，而是通過送禮來獲得人情，構建人際關係網絡，讓中國官員爲其辦事，以達到在中國定居和傳教的目的，例如，利瑪竇等人在北京時主客司員外郎“邀請和他們一起用飯，也請他們爲他做點數學儀器之類，這樣一來，他本人也欠了他們的情。”
在中國生活了18年後，利瑪竇終於獲得了進京的機會。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1601年1月8日)神宗詔書下達“令方物解進，瑪竇伴送入京”。因爲這時正值北方冬季，天寒地凍，河道冰封，利瑪竇一行抵達天津後，當地官員特派十三名馬伕護用八匹馬送他們。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顛簸利瑪竇一行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抵達北京。三天後，他上奏疏並進貢方物：“時畫天主聖像壹幅、古畫天主聖母像壹幅，時畫夭主聖母像壹幅，天主經壹部，聖人遺物，各色玻璃，鑲嵌十字架壹座，萬國圖壹冊，自鳴鐘大小式架，映五彩玻璃石式方，大西洋琴壹張，玻璃鏡及玻璃瓶大小共捌器，犀角壹個，沙刻漏式具，乾羅經壹個，大西洋各色鎖袱共肆匹、大西洋布並葛共伍匹，大西洋行使大銀錢肆個。”萬曆皇帝對這些來自歐洲的異物頗感興趣，雖未召見利瑪竇，但“令禮部賓之”，並請利瑪竇等指導宮裏的太監對它們進行維護。如此種種，都爲利瑪竇等傳教士在北京這個中國至高無上的城市傳教乃至服務宮庭打下良好的基礎。此後，神宗又派太監傳口諭“欽賜大西洋利瑪竇等安居順天府，禁絕一切遣回南方和大西洋之言。”自此以後，利瑪竇等傳教士名聲大噪，自是四方人士，無不知有利先生者，諸博雅名流，亦無不延頸願望見焉;公卿以下重其人，鹹與晉接。據林金水先生統計，利瑪竇在華二十八年，現有文獻記載的，與利瑪竇交往的士大夫約有一百三十餘名。此外，利瑪竇還通過信件往來的方式與全國各地的士大夫保持聯繫。他在日記中記載到：“全國各地給我寄來了許多信件，有的我熟悉，有許多不熟悉，他們向我詢問基督的各種教律，……我一一給予回信。”在利瑪竇看來，此種方法是一條極其有效的傳播福音的途徑，因爲用信件交流的方法不用傳教士離開教堂，就能夠向異教徒傳播福音。
四、結語
明清之際，雖有不少西方傳教士先後來華傳教，但是利瑪竇卻是第一位在中國內地站穩腳跟並首次成功進入明朝政治中心北京的傳教士。利瑪竇的成功實際上也證明了“適應性策略”的正確性。此後，適應明清社會背景，以禮物傳教的做法亦得到教會的認可，耶穌會甚至把向士大夫贈送禮物列爲定例，因爲在中國，禮物就像是“給社會進步的齒輪裏注潤滑油那樣”，是構建人際關係的重要紐帶之一。利瑪竇入華之後，在深入瞭解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當時社會背景，採取了“適應性策略”，通過送禮物疏通關節從而獲得士大夫的支持與保護，得以實現定居內地，建立教堂，洗禮信徒，傳播異教，甚至吸引士大夫入教，並且將基督教由南方一步步發展到北方，直至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利瑪竇之後的耶穌會士，繼續遵循着利瑪竇開創的“適應性策略”，從利瑪竇到湯若望、南懷仁，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方興未艾。正如範禮安評價利瑪竇：“他不僅成功地開墾了荒地，清除了雜草，還爲未來播下了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