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上皇帝就得少活10年
中國過去有句話叫“打天下，坐天下”，有人總結過，說中國歷史從秦始皇之後，幾千年來只有兩件事：第一件事是爭着做皇帝，第二件事是研究如何保住這個皇位。
坐天下這個滋味到底怎樣?這是我這本書中要探討的內容。
在這本書的第一章，我統計了一下：中國那麼多皇帝，平均壽命只有39.2歲。
確實，古代中國人平均壽命都不長，也就是30多歲，但不要忘了，這個平均壽命裏包括了好多剛出生就死亡的嬰兒，那時嬰兒死亡率很高，但早殤的嬰兒是不可能當上皇帝的，除去這個因素，實際上人均壽命應該是50歲以上。
換言之，當皇帝則人均壽命會比普通人少活10來年。
皇帝爲什麼易得精神病
爲什麼呢?因爲當皇帝不容易。
如果把偏安的小王朝的皇帝也都算進去，中國歷史上大致出過600多個皇帝，其中44%的人死於非命，這個比例也很高。在皇帝階層中，患有精神疾病、心理嚴重不健康的，比例非常高，大概有一半以上。
比如明朝的萬曆皇帝，20年不上朝，爲什麼?我認爲他有嚴重的抑鬱症，遇到問題就選擇逃避、拖延，這顯然是心理疾病的一種表現。除此之外，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有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皇帝也非常多。
傳統社會幾乎每個男人都夢想當皇帝，但實際上，當了皇帝之後就會發現皇帝很不幸福。因爲手中權力太大，幾乎是全人類統治者中最大的。清代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驚訝地發現，康熙皇帝下一道《遷海令》，沿海30裏內所有人都得往內地搬，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家園。這種巨大的權力在不同社會中，特別是在公元后的社會中是很難想象的。
古代國家是皇帝的宴席
在古代中國，整個國家就是爲皇帝而存在的，而不是皇帝爲了國家而存在。整個國家就是皇帝的一道宴席，各級官員是負責上菜的服務員，老百姓就是端上去的一道道菜。
當皇帝當然是很享受的事情，但爲了保住如此巨大的利益，皇帝在皇位上坐得都不安穩，他們絞盡腦汁，發展、完善專制制度，如何讓一家一姓的利益保持永久，這是歷代皇帝都在焦慮的問題。而且管理這麼大的一個帝國，需要非常強健的精神力量，可除了開國之君，大部分皇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他們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比較孱弱的，這就註定了他們的一生不幸。
我在這本書當中挑了有特點的幾個人，像王莽、隋煬帝、明武宗、朱元璋、嘉慶皇帝、光緒皇帝等，通過這些個例進行分析，希望能揭示出中國傳統政治與人性的關係。
物價上漲撼動了統治基礎
這本書開篇第一章就是講嘉慶皇帝，寫這篇文章，主要想表達中國歷史上的制度性腐敗。而要治理這個腐敗，要從制度建設出發，才能治本。否則不論採取多麼激烈的手段，或者多麼出奇的辦法，都起不到根本作用。
嘉慶皇帝反腐爲什麼失敗?他上臺後抓了和珅，做得有聲有色，可後來卻出現了“嘉慶中衰”，因爲他沒能把反腐進行到底。這不是說他抓了一段貪官後就不抓了，而是他只靠抓貪官這種方式來反腐，沒有反思到腐敗背後的制度問題。
嘉慶面對的是怎麼樣一個制度性腐敗?這裏涉及清朝財政制度的演變。康乾盛世後，人口從一億多增長到3億多，物價也增長了3倍，因爲清代隨着海外貿易增多，美洲白銀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前後100多年，推動了物價上漲。
嘉慶錯過了歷史機遇
這意味着，官員的生活支出、衙門的經費支出也需要同步增長3倍才行。但清代康熙皇帝制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爲什麼要制定這麼個政策?因爲清代認爲明朝滅亡原因，就是因爲對百姓剝削過重。所以康熙一刀切，把後世子孫限制死，永遠不許給老百姓增加稅收。
想法當然是非常好，但這就導致清代財政制度的僵化。國家財政支出只能滿足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得官員自己找轍。怎麼找呢?還是向老百姓攤派。國家正稅不允許增加，各地官員便想各種辦法來收費，後來這方面的收入遠超國家正稅，而在表面上，這是國家所不允許的，官員們只好偷偷摸摸地搞。
嘉慶皇帝也想從根上治理這種腐敗，可他突破不了康熙的永不加賦的原則，他本來可以通過發展工商業來提高稅收，讓國家財政運轉變得正常起來、順暢起來。但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嘉慶顯示出來他作爲一個國家領導人的不合格，因爲他的觀念、學養、視野導致他的頭腦過於僵化，他寫了好多文章教育官員不要貪腐，也殺一些貪官，樹了清官的典型，這些方法在一定範圍內是有效的，但在嘉慶時代已起不到什麼用了。
乾隆晚年帶頭腐敗
乾隆四十多年時，朝鮮使臣有一個記載，說當時大清王朝已經是無官不貪了，每件事都明碼標價，而此前官場非常的清明，從清明轉向嚴重腐敗，也就10年時間。
爲什麼如此短暫時間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這反映出傳統政治的一個規律，就是一個王朝的面貌與皇帝個人精神面貌之間有直接聯繫。乾隆四十年後，乾隆已年過古稀，精力不濟，從早期勤政轉爲晚年的懈怠。
乾隆早年非常勤政，每天四五點鐘起牀，等大臣們上朝，往往是他等了一兩個小時，大臣們還沒到齊。而他晚年就不一樣，在諭旨中經常指責大臣給他上的奏章敘述某件事情太詳細、太囉嗦。
此外，乾隆本人帶頭腐敗。皇權專制就是把天下的好處都歸於皇帝一人,這不是我說的話，是黃宗羲說的話。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鳩也說過，專制制度爲什麼最終不能避免腐化，因爲制度本身就是腐化的、不合理的。
乾隆晚年覺得來日無多，所以大肆收受供品，各級官員的供品都價值連城，而他們收入又低，靠工資根本買不起，只能向下攤派。所以乾隆晚年腐敗無孔不入，到後來，僅靠殺和珅，殺幾個著名的貪官，再把各省官員換一遍，也止不住了，如果多從制度層面思考，有可能挽回局面，可惜嘉慶皇帝沒有這個眼光。
清朝總督工資不夠花
嘉慶年間制度性腐敗有多突出?朝廷二品大員想進京時，竟然拿不起200兩的路費。因爲明朝和清朝俸祿制度非常有意思，都是薄俸制，或者低薪制。雍正皇帝搞了一項著名改革，叫“養廉銀”制度，就非常明智。
清朝官員收入不合理達到什麼程度?總督年俸祿才155兩白銀，大致相當於今天三萬多元人民幣，乍一看挺高，但總督不光要照顧自己一家生活，還要照顧整個家族，官人上任要帶300多人，其中包括家人、僕役和師爺，師爺相當於後來的祕書，這些人的工資都得總督出。
總督需不停地跟皇帝交流信息，每年奏摺往返也要花掉一大筆錢，邊遠省份運費就得四五千兩白銀，可這個錢皇帝也不管，得總督自己想轍。
各種花費到一起，一個總督每年至少要花兩萬兩白銀，可皇帝只給155兩，剩下的怎麼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手裏有權力，就靠這個權力向下屬勒索和剋扣，下屬爲了討好總督也找機會給他送禮，這樣就形成了“陋規”。清朝的腐敗很清楚，就是制度性的腐敗，只有財政角度理順，纔有可能根治。
乾隆皇帝留下的歷史教訓
乾隆晚年實際上並不是沒有人向他指出問題，比如有個叫尹壯圖的內閣學士，曾上奏摺，認爲各地財政已瀕臨崩潰，到處都是虧空。
乾隆看到奏摺之後非常生氣，因爲尹壯圖說，天底下的糧倉都是空的，只是在上面架了木板，鋪了一點糧食，下面根本沒有存糧。乾隆皇帝跟他打一個賭，說：我派你去檢查全國各省的倉庫，我跟你打個賭，看咱們大清的倉庫到底是滿的還是空的。如果調查結果真像你說的那樣，我向你賠禮道歉，我承認我這50多年的統治徹底失敗了，如果天底下倉庫都是滿的，你也要殺頭謝罪。
尹壯圖說：那行，您派我到各地暗訪，很快能把真相查出來。但乾隆說不能搞暗訪，要明訪，暗訪表明你對人家不信任。你要檢查哪個省，提前15天通知。
結果尹壯圖第一站到山西大同，倉庫裏糧食滿得冒了尖，他明白了，自己原來是一個很笨的官員，忙給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說我承認您的統治是光榮、正確的，是沒有任何缺點和錯誤的，我向您認輸。
就這樣，乾隆在晚年放過了一次能讓自己清醒面對現實的機會。
這說明，人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任何人不管他曾經多麼英明、多麼偉大，在皇位上待了足夠年份後都會變得非常愚蠢。這是中國皇位的神奇魔力。人治最終是不靠譜的，這是乾隆皇帝給我們留下的經驗和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