汜水之陽的定陶，只是劉邦即帝位的臨時地點，漢的國都原在櫟陽。楚漢戰爭結束後，關東廣大地區都統一在漢王朝之下，若仍在櫟陽建都就不妥。於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劉邦定都洛陽。其意義不難看出及襲東周舊制，居“天下”之“中心”。
但定都後不久，有前往隴西戍邊的齊人婁敬，路過洛陽時求見劉邦。他向劉邦指出：應遷都關中。婁敬詳細地分析了將國都遷往關中的好處。由於追隨劉邦開國的元勳多是關東人，不願到離家張較遠的關中去，所以堅持要定都洛陽。在這一片反對聲中，只有張良支持婁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陽附近“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而關中不僅地勢險要，物產豐富，“左餚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於對廣大的關東地區進行控制：“陰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張良的分析，使劉邦下定決心，立即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當天即下令遷都關中。
劉邦車駕由洛陽入居關中。開始仍在櫟陽舊都“治櫟陽宮”，同時命少府陽城延在原秦都咸陽以東的長安鄉建築新宮，至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規模，首都從櫟陽遷往長安。從此以後，長安成爲全國政治中心。以後的事實證明，西漢遷都關中的措施是有利於地主階級統治的。因此，長安不僅始終是西漢王朝的首都，而且在兩千年封建社會裏，有不少王朝建都於此，成爲中國城市中作爲國都年代最久的一個。這本身就說明了西漢定都關中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