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傑明·迪斯雷利，英國保守黨領袖、三屆內閣財政大臣。英國首相，第一代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外文名Benjamin Disraeli，生卒時間1804年12月21日–1881年4月19日。
早年
童年
1804年12月21日，迪斯雷利於倫敦布盧姆茨伯裏貝福德街(Bedford Row)國王街(King's Road)6號出生。 他在家中排行第二，在男丁中排行第一。他的父親是艾薩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是一個文學批評家，也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他的母親則是瑪利亞·巴塞維(Maria Basevi) 迪斯雷利一家是經營生意的意大利塞法迪猶太人。迪斯雷利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都生於意大利。迪斯雷利的祖父本傑明(Benjamin)在1748年離開威尼斯，遷居英國。 迪斯雷利後來爲自己的家世加上了浪漫色彩，稱自己的父系祖先是西班牙和威尼斯的顯赫人物。實際上，他父親的家族並不顯赫，而他母親的家族卻有不少重要人物，不過他本人並沒有因此得益。 對於迪斯雷利改寫家史的動機，史學界的觀點並不一致。伯納德·格拉斯曼(Bernard Glassman)認爲，他這樣做是爲了和英國統治階層精英平起平坐。 莎拉·布拉德福德(Sarah Bradford)認爲，“他厭惡平凡，不能接受自己出身平淡無奇的中產階級這個事實”。
迪斯雷利的兄弟姊妹有：莎拉(Sarah，1802 - 1859)，拿弗他利(Naphtali，1807)，拉爾夫(Ralph，1809 - 1898)和詹姆斯(James，1813 - 1868)。他與姊妹的關係比較親密，與兄弟的關係則比較疏遠。 與他求學時期有關的資料並不多。 他在六歲開始，以走讀生身份入讀伊斯林頓的婦孺學校(Dame School)，記載他生平的作家寫道，“在當時而言這是上流社會才能享有的教育”。 約兩年之後，他以寄宿生身份入讀布萊克希斯(Blackheath)的約翰·波特加里神父學校(Rev John Potticary's School)。 他在這間學校讀書時，家中發生了改變他教育歷程和畢生命運的事情：他的父親脫離猶太教，並且在1817年7月開始，將四名子女陸續送到英國國教會受洗。
艾薩克·迪斯雷利從來沒有認真對待對待宗教，不過他仍然是貝維斯馬克斯猶太教堂(Bevis Marks Synagogue)一個守規的教友。 艾薩克的父親老迪斯雷利是教堂的重要教友，相當虔誠;艾薩克在1813年和教堂管理人員發生爭執時沒有放棄信仰，大概就是出於對父親的尊重。 老本傑明在1816年逝世後，已經沒有束縛的艾薩克又再和教友發生爭端。這一次他隨即退出了教會。 艾薩克的事務律師朋友雪倫·特納(Sharon Turner)說服了艾薩克改宗，因爲他和他的子女如果沒有正式的宗教信仰就會遇到很多困難。1817年7月31日，時年12歲的小本傑明受洗時特納就是他的教父。
改信基督教後，迪斯雷利得以發展政治事業。19世紀初的英國反猶程度不深，自1770年薩姆森·吉迪恩(Samson Gideon)入選下院以來，一直有不少猶太人成爲議員。但是，在1858年之前議員都要以“基督徒的真正信仰”起誓，因此猶太人至少要在表面上改宗。 沒有證據顯示他在受洗時已經產生了有了進入下院的雄心，但毫無疑問的是他怨恨父母沒有將他送到溫徹斯特公學。 溫徹斯特是英國最顯赫的公學之一，不斷爲政治精英提供生力軍。 他兩個幼弟都在此處就讀，而他父親不將他送到這裏的原因就不太清楚。 迪斯雷利認爲他的母親作出瞭如此決定。布拉德福德估計“本傑明脆弱的健康和明顯的猶太特徵可能有一些影響。” 迪斯雷利的父母爲他選了埃利澤·科根(Eliezer Cogan)在沃爾瑟姆斯托(Walthamstow)海厄姆希爾(Highham Hill)開辦的學校。1817年秋季，他入讀這間學校。 後來他回憶道：
19世紀20年代
1821年11月，迪斯雷利在19歲生日前到倫敦市事務律師行斯溫、史蒂文斯、梅普爾斯、皮爾斯和亨特公司(Swain, Stevens, Maples, Pearse and Hunt)簽約擔任做學徒。 艾薩克的朋友T·F·梅普爾斯(T F Maples)不但是本傑明的僱主，也是他預期中的岳父：艾薩克和梅普爾斯考慮過後者的獨女和本傑明結爲連理的可能性。 不過，本傑明和梅普爾斯的女兒最終只發展出友情，沒有發展出愛情。律師行生意的規模可觀，獲利頗豐，爲迪斯雷利作傳的R·W·戴維斯(R W Davis)觀察到，“許多父親都夢想自己的子弟能在此處擔任這種既穩定又體面的職位”。 雖然，按照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布拉德福德等人的說法，這一職位並不合符迪斯雷利浪漫、充滿雄心的性格，但是，迪斯雷利的表現據說仍然令人滿意。他聲稱自己在這段時間獲益良多。 他回憶道，“我雖然想進入議會，但我仍然有所顧忌。我父親一直不想我成爲他童年時最著名的事務律師兼議員菲利普·卡爾特雷·韋勃(Philip Carteret Webb)。認爲我在朋友的律師行裏面任職兩三年是浪費時間，是錯誤的想法。我經常這樣想：雖然我也想進入大學，但是我在律師行的那段時間也是有價值的。”
繪於1852年的想象圖 - 青年迪斯雷利
進入律師行工作那一年，迪斯雷利將姓氏的拼寫方法由“D'Israeli”改爲“Disraeli”。傳記作家伯納德·格拉斯曼(Bernard Glassman)猜測他這樣做的目的是避免他人混淆他和他父親。 迪斯雷利的兄弟姊妹都改用這種姓氏拼寫方法，而他的父母的名字則保持原樣。
1824年夏季，迪斯雷利與父親一起遊覽比利時和萊恩河峽谷(Rheintal)。他後來寫道，就在這時，他萌生了退出律師行的想法：“順着河水而下時，我下定決心不做律師。” 返國後他離開了事務律師行，接納梅普爾斯的建議，以取得訟務律師資格爲未來的目標。他入讀林肯律師學院，先後於舅父Nathaniel Basevy和本傑明·奧斯丁(Benjamin Austen)的辦公室任職。後者說服了迪斯雷利的父親，讓他相信迪斯雷利永遠都做不了訟務律師，並且允許迪斯雷利發展文學事業。 迪斯雷利起初試探了一下：1824年5月，他將一份手稿交給父親的朋友 - 出版商約翰·默裏(John Murray)。不過，他在默裏決定是否出版他的著作之前就取回了手稿。 退出法律界後，迪斯雷利曾爲默裏工作，不過，他的精神主要集中在股票交易而不是文學創作上面。
當時的股票市場出現了投資南美採礦公司的熱潮。西班牙南美殖民地在發動叛亂後取得了獨立。英國政府在喬治·坎寧的敦促之下，相繼承認了這些新國家。 迪斯雷利在舉債投資時結識了牽起熱潮的重要人物 - 金融家J·D·波爾斯(J D Powles)。迪斯雷利匿名編寫了三份小冊子，以宣傳他的公司。 小冊子由同樣加入熱潮的默裏出版。
默裏在前些時間起，就想辦一份晨報與《泰晤士報》競爭。 1825年，他受迪斯雷利說服決定將之付諸現實。結果，《代表報》(The Representative)就此誕生。新報既宣傳南美採礦公司，也宣傳支持投資活動的政治家，特別是坎寧。迪斯雷利的投入震撼了默裏，不過他未能說服著名作家約翰·吉本森·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擔任報社的編輯。迪斯雷利失敗後，默裏出於不滿，不再允許他插手報社的事務。 報社在六個月後就宣告結業。一部分原因是1825年末股票市場泡沫破滅，另一部分原因是“編輯差劣”。
市場泡沫破滅給迪斯雷利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到了1825年6月，他和他的生意夥伴已經損失了7,000英鎊。他的債務到了1849年才還清。 因爲貧窮、渴望向默裏等輕視自己的人復仇等等原因，他重新開始寫作。 當時有一種十分流行的小說體裁，稱爲“銀叉小說”(Sliver-fork fiction)，這種小說通常匿名出版，內容以描繪貴族生活爲主，非常受渴望高攀的中產階級歡迎。 而迪斯雷利在1826年至1827年間匿名出版的作品《維維安·格雷》( Vivian Grey )就是這種小說。這是他第一部小說，分爲四卷，幾乎不加掩飾地重述了代表報的故事。 小說的銷量甚佳，不過，它冒犯了很多有影響力的人物。 他的作品出現了不少錯誤，令他的真實身份 - 仍未進入上流社會的23歲青年表露無遺。評論家就這些錯誤，對作品和作者本人作出了尖銳的批評。而默裏和洛克哈特這兩個文壇的重要人物也感到迪斯雷利利用了他們對他的信任。迪斯雷利否認他們的說法，不過，衆多後世的傳記作家也持有和默裏、洛克哈特一樣的觀點。 迪斯雷利在小說的後繼版本中修改了自己的措辭，避免作出太過尖銳的諷刺。不過，這個事件對他聲譽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爲他作傳的喬納森·帕裏(Jonathan Parry)稱，他在貧窮、批評的雙重打擊下，出現了四年的精神問題：“他以往一直都是易怒、敏感、孤僻的人，現在變得抑鬱而遲鈍。” 這時迪斯雷利仍然和家人一起住在倫敦。不過，他父親艾薩克後來接受了家庭醫生的建議，將一家人先後帶到鄉間和海邊居住。迪斯雷利一直和家人居住到他想拓寬眼界爲止。
19世紀30年代
1830年，迪斯雷利與妹妹的未婚夫威廉·梅雷迪特(William Meredith)一起到南歐旅遊。前一年他出版了另一部描繪上流社會生活的小說《年輕的公爵》(The Young Duke)，得到了部分旅費。旅行還未結束，1831年7月，梅雷迪特就突然在開羅感染天花病逝。
雖然在旅程中遇到如此悲劇，並且染上了性病，但是迪斯雷利仍然覺得自己增長了見識。用帕裏的話來說，他變得“重視狹窄國人不接受的價值。在行程中，他的自我意識變強，也變得更加認同道德相對主義，並且對東方種族和宗教有了更加濃厚的興趣。” 布萊克認爲遊歷南歐是迪斯雷利人生中最重要的經歷之一：“旅程給迪斯雷利留下的印象終其一生都沒有磨滅。這個印象影響了他日後對許多問題 - 尤其是東方問題所持的態度。這一印象也給他的許多部小說增添了色彩。”
回國後，迪斯雷利寫了兩部小說。第一部小說《孔塔里尼·弗萊明》( Contarini Fleming )幾乎就是他的自傳，其副標題就是“一部精神自傳”。書中的英雄，性格有互相沖突的元素：既有北歐的血統，也有南歐的血統;既是一個浪漫的藝術家，也是一個大膽行動的人。如帕裏所述的那樣，小說以政治註腳結尾， 展現了歐洲“原則由封建到聯邦”的進步過程。 次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說《阿爾洛伊歷險記》( 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 )則描繪了一箇中世紀猶太人在小猶太國家和大多族羣國家之間進行抉擇時所遇到的困難。
兩本小說出版後，迪斯雷利宣佈“不再寫有關自己的作品”。 1832年，他在《改革法令》掀起巨大政治危機時，將注意力轉向政治界。他撰寫了一份反輝格黨的小冊子《英國和法國：或內閣戀法病的療法》( England and France: or a cure for Ministerial Gallomania )，由約翰·威爾遜·克羅克(John Wilson Croker)編輯，默裏出版。迪斯雷利加入托利黨(Tory)的決定，令他的親屬朋友都感到奇怪，因爲他們都以爲他是激進分子(Radical)。不過，他的確向默裏表示過，他反對克羅克的極端託利派(High Tory)觀點，表示“我不會寫出不利改革總體措施的文字。” 而且，在小冊子出版時，他還在參加海威科姆激進分子的競選活動。
迪斯雷利當時的政治觀點受到他叛逆的傾向和成名的慾望所影響。 那時英國的政壇由貴族階層成員主宰，只有少數幾個平民擠入權力核心。輝格黨衍生至推動國會通過《1689年權利法令》的貴族聯盟，有部分輝格黨黨員不但是聯盟成員的精神繼承者，也是他們的後嗣。託利黨支持國王與教會，阻礙政治改革。主要來自北部選區的一小羣激進分子是持續改革的最堅定推動者。 19世紀30年代初，託利黨和他們所維護的利益似乎必將失敗。但是，另一大黨輝格黨對迪斯雷利來說又是一個令人厭惡的組織：“託利主義日薄西山，但我又不能屈尊加入輝格黨。” 1832年，他兩次在大選中都以激進分子身份參選海威科姆國會議員均未獲成功。
迪斯雷利既接受了一些激進份子的政策 - 如改革選舉制度，也接受了部分託利黨的觀點 - 如實行保護主義政策。他開始進入托利黨的圈子。1834年，弗朗西斯·賽克斯爵士(Sir Francis Sykes)的妻子亨利埃塔·賽克斯(Henrietta Sykes)向前任大法官林德赫斯特勳爵(Lord Lyndhurst)介紹了迪斯雷利。當時已經與林德赫斯特有一段戀情的亨利埃塔與迪斯雷利開始了另一段感情。 迪斯雷利和林德赫斯特馬上對對方產生了好感。林德赫斯特喜歡毫無顧忌地講閒話，參與陰謀，與迪斯雷利意氣相投。後者成爲了他的祕書兼中間人。1835年，迪斯雷利最後一次以激進分子身份在海威科姆參選議員，再次遇到失敗。
1835年4月，迪斯雷利以託利黨黨員身份參加湯頓(Taunton)議員補選。 愛爾蘭議員丹尼爾·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受媒體誤導，誤以爲迪斯雷利在競選時詆譭了他，向迪斯雷利展開了直接的攻擊，稱迪斯雷利：
《泰晤士報》詳盡報道了迪斯雷利的還擊 - 他既要求與奧康奈爾的兒子決鬥，又說他會銘記這股不可磨滅的仇恨。他甚至稱奧康奈爾的支持者“如王侯一樣壓榨狂熱飢餓的奴隸以取得收入”。 因爲這場紛爭，公衆首次注意到迪斯雷利，這令他非常滿足。 時任議員亨利·拉布歇雷(Henry Labouchere)最終保住了議席，不過，即使是在湯頓這麼一個傾向輝格黨的選區，他得票也只比迪斯雷利多170票。 迪斯雷利的優秀表現令他踏入通往議會的道路。
迪斯雷利受林德赫斯特鼓勵，開始揮筆宣傳託利黨。1835年12月，他出版了《英國政制辯護》( 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小冊子以公開信的形式撰寫，在布拉德福德的眼中，概括了他終生堅持的政治思想。 他說明了仁慈貴族政府的價值、政治教條的可惡和託利主義進行現代化的需要。 次年，他在《泰晤士報》上以拉尼米德(Runnymede)爲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以諷刺當時的政治。他諷刺的包括整體的輝格黨、單獨的輝格黨黨員、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和政治舞弊的現象。其中一篇文章以此結尾：
迪斯雷利完全進入了託利黨陣型。1836年，他入選託利黨卡爾頓會(Carlton Club)，並且爲託利黨社交活動首要女主持人倫敦德里勳爵夫人(Lady Londonderry)所接受。 1837年6月，威廉四世駕崩，由年僅18歲的侄女維多利亞繼位，國會解散。 迪斯雷利接受卡爾頓會的建議，在接下來的大選裏以託利黨黨員身份競逐議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