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八日，李自軍大軍攻下山西首府太原。告急文書傳來，舉朝驚慌失措。崇禎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問“戰守之策”。鑑於遷都的事行不通，崇禎另想到了另一個法子：調山海關的將士防堵李自成。李明睿卻告誡道：“山海關的士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崇禎兩手一攤，嘆氣道：“這個時候士兵還在山海關，大將都在邊境，就算調，也不是一時半會可以調得來的，奈何？”他想就近京八府處招募兵員，但這時明廷無餉，“內帑如洗，一毫無措”，而“民窮財盡”。 “，招兵之議，只有不了了之。
而在去年（崇禎十六年）十一月，經薊遼總督王永吉代爲請求，崇禎起用已經退休賦閒的吳三桂父親吳襄爲提督御營，調他“入京協守”。吳襄領旨後，遂於這年正月初攜家眷進京。調吳襄進京，授以要職，究其原意，無非是籠絡好吳三桂，讓其感恩守土，同時，也可通過掌握吳襄，以之爲人質，斷絕吳三桂降清的心思。現在，看到了吳襄，崇禎不禁眼前一亮。既然關內的明軍難以抵擋流民軍的進攻，關上的兵又不可調，那麼，關外的遼兵呢？關外的遼兵如何？關外的遼兵已經不是一次兩次充當救火隊員了，崇禎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變”、崇禎五年（1632年）的“孔有德之亂”等等重大事件裏，都閃現着關外遼兵的影子，且都是在關外遼兵的出現後才取得了勝利。
而且，兩年前吳三桂入援驅逐走清軍“奉命大將軍”阿巴泰的往事還歷歷在目呢。除了關外遼兵能戰之外，他也覺得年輕的吳三桂是一員不可多得的將才，一旦調其入京，說不定會扭轉乾坤，反敗爲勝。於是，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他正式向大臣們提出這個想法，徵詢大家的意見。在他看來，這應該是能夠解除京師危機的唯一可行之法了，大臣的反應應該是一致支持的。可是，他錯了。他的設想一經拋出，在朝堂之上，立刻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紛爭。大臣們紛紛反對。因爲，誰都知道，把吳三桂及其關外遼兵調入京師，就等於是把寧遠拱手相讓給清兵，而等京師的危險解決了，秋後算賬，贊成調吳三桂的人到時不免落下“棄地”的罪責。首輔陳演擲地有聲地說：“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急，寧遠的士兵萬不可調。”。
崇禎急了，只好硬着頭皮強調只調吳三桂和他手下的五千精兵，剩下的兵馬原地不動，並沒有完全放棄寧遠。爲了儘快通過此議，他語氣極不滿意地責備各閣臣說：“像這樣重大的軍機要事應該早作定奪，大家都要負起責任來，不能互相推諉，延緩誤事。”首輔陳演想了想，先表示贊同贊崇禎的話，說：“與關寧比較起來，的確是京師的情況緊急。”但緊跟着，話鋒一轉，說：“吳三桂的五千精兵深爲清軍所畏，不單單寧遠依靠這五千兵鎮守，山海關也依靠這五千兵把守。有這五千兵在寧遠，人心自壯。一旦調回，剩下分守在各城堡的兵將，勢必解體。”接着，又說：“臣生性愚鈍，擔當不了大事，不能亂出點子，一切還是聖上自己作主。”將崇禎的話駁回。崇禎氣得乾瞪眼。
新提升爲兵部尚書的張縉彥補了一句：“吳三桂到底是調還是不調，就看寧遠到底是放棄還是不放棄，兩言而決。”崇禎看着他，希望他能“兩言而決”，拿出個最終方案。可是他的嘴卻恰到好處地閉上了，緊緊的，再也不說一個字。崇禎無可奈何，只好悻悻地強調說：“收回守土的成效，建造蕩寇大功，雖然屬於下策，但也是萬不得已啊。”（蔣德璟《愨書》卷十一）應該說，崇禎這是在表態了，可陳演還嫌不夠明確，他不肯承擔責任，不敢往上踢皮球了，卻又往下踢，他召集閣臣們開會，堅定不移地要找一個肯承擔責任的替罪羊。
可這些閣臣哪一個不是人精？一個個都玩起太極推手來，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就是不說“調兵”兩字。會議議了好幾天，就是議不出一個明解的結論。到最後，陳演向崇禎彙報的結果是：閣臣不肯承擔責任，就讓督、撫、鎮等各級官員來承擔。崇禎只好下達諭旨向邊鎮各督撫徵求撤寧遠意見的諭旨。這麼一來，日子就一天天的過去了。偏偏，很多督撫也不肯承擔“棄地”的責任，都在考慮和拖延中。
三月初，李自成大軍兵臨宣府城下，而宣府距京師不過五六百里，指日可達。形勢已經變得刻不容緩了。薊遼總督王永吉和順天巡撫楊鶚以兩人的名義給崇禎寫了一份奏疏，建議請撤關外四城。等了這麼久，終於等到一個有擔當的了。崇禎激動異常，把王永吉的奏疏遍示給閣臣陳演、魏澡德等人。可邊鎮督撫中，就只這兩個人贊成撤兵入關，聲音未免太小了。陳演、魏澡德唯唯諾諾，仍不敢表示意見，只是推託說：“此議應徵求各撫鎮將的意見後再定奪。”改日，崇禎看陳、魏不能任事，便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諸臣會議，再議調寧遠兵之事。
吳麟徵當即出列提議：六科道臣共同署名。但六科道臣卻相互推諉，誰也不肯舉筆。吳麟徵悲憤交加，獨自署名，將議撤寧遠的奏疏交呈崇禎。可惜，和王永吉、楊鶚二人一樣，吳麟徵的聲音太弱小了。羣臣們仍不敢下決策。眼看形勢越來越緊迫，陳、魏等人又有了新的想法。吳襄現在就在京師，撤寧遠與否，不妨問問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的意見。他們建議崇禎召見吳襄，徵求他的意見。於是，二月十二日，崇禎在中左門召見戶兵兩部和吳襄，徵詢他對放棄寧遠退守山海關的看法。
吳襄的回答鏗鏘有力，他說：“祖宗之地尺寸不可棄！”崇禎急眼了，知他是害怕承擔“棄地”的責任，不敢說真話，便安慰他說：“都是爲國家大計，又不是說你父子要棄地。”頓了頓，問：“闖賊來勢兇猛緊迫，你覺得你的兒子吳三桂能扭轉戰局嗎？”吳襄大言炎炎地說：“臣猜測，闖賊遠據在秦晉二地，未必敢來，真要來了，就讓我做先鋒好了。
是李自成自己要來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獻陛下！”崇禎以爲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失聲笑道：“闖賊已有百萬之衆，你說得倒輕巧！”吳襄解釋說：“闖賊聲稱百萬，實際上不不過數萬人罷了，全是烏合之衆！”
吳襄認爲闖軍全是烏合之衆，雖名百萬，實不堪一擊，腦子裏想的是流民軍揭竿之初無組織、無紀律、裝備差、武器落後的狀態，不錯，十年前，這個狀態下的流民軍就常常被曹文詔、左良玉、盧象升攆着屁股打，那個時候，數十個或上百個政府正規軍就可以追着幾千幾萬的流民軍打，可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壯大，現在的闖軍已非復當日的流民軍了，時勢已異，吳襄在家中養老弄孫，哪知這巨大變化？
看他吹得神乎其神，崇禎便問：“你父子到底有多少兵馬？”吳襄忙頓首請罪：“臣罪該萬死！臣手頭上的兵按花冊算有八萬人，實際上只有三萬餘人。”虛報軍額，冒領軍餉，這在平時該拉出去砍頭了。但這會兒顧不上了。崇禎只是淡淡地問：“你這三萬人都是驍勇敢戰之士嗎？”吳襄說：“如果說三萬人都是驍勇敢戰之士，成功哪裏用等到今日？臣可用的兵不過三千人。”
崇禎大奇，問：“三千人何以擋賊百萬？”吳襄得意非凡地說：“這三千人不是普通的士兵，都是臣吳襄的兒子，臣子吳三桂的兄弟。臣自受國恩以來，臣吃的用都都相當簡單，這三千人卻全都喝美酒吃肥羊；臣所穿的衣服都是普通布料，這三千人卻都穿凌羅綢緞，所以，臣能得其拼死效力。”既然這樣，崇禎又問：“你這三千人需要多少軍餉？”“百萬！”吳襄報出了一個天文數字。崇禎周身一震，驚呼道：“就算是三萬人，也用不了這麼多軍餉！”
“百萬還是往少裏說。這三千人在關外，都有數百畝莊田，現在要他們放棄關外入關內，沒有百萬金怎麼安置他們，又怎麼指望他們在戰場上出死力！”吳襄誇誇其談道。動用這三萬兵，就要耗費百萬兩的軍餉，崇禎黯然神傷地說了一句：“國庫只有七萬金，搜盡一切金銀什物，也只能補湊二三十萬罷了。”由於吳襄一口咬定“祖宗之地尺寸不可棄”，崇禎從他的嘴裏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撤與不撤寧遠，仍無定畫。
而以陳演、魏澡德爲首的廷臣們已經死心塌地地抱定了“棄地非策”的主意。一再聲明：“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關外的遼兵遲遲不能調遣入內，大明王朝的喪鐘很快就要敲響了。不日，李自成大軍下宣府。崇禎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崇禎大爲憤懣，悲愴地叫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耳！”
廷臣們面面相覷，無一言可進。京外督撫大則認爲撤寧遠援京師爲便，崇禎這才後悔不迭地將吳麟徵的《請徙寧遠疏》發下，決定棄寧遠以衛京師。他還遍用重賞、高爵位來激勵將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禎手詔賜封遼東總兵吳三桂爲平西伯，平“賊”將軍左良玉爲寧南伯、薊鎮總兵唐通爲定西伯、鳳廬總兵黃得功爲靖南伯，後又補封山東總兵劉澤清爲“平東伯”。另給劉良佐、高傑等二十餘員將官晉級。六日，崇禎下令棄寧遠，徵召吳三桂、薊遼總督王永吉、薊鎮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率部入衛。吳三桂和王永吉鞭長莫及；劉澤清近在咫尺，卻謊報墜馬，腳受傷，拒不奉詔。唯獨唐通率八千人馬先到北京，但這杯水車薪，怎救得了明朝的危亡！吳三桂得封“平西伯”，獲撤寧遠之令，便着手部署撤離事宜，準備上路。
其所部遼兵四萬，遼民卻有五十萬。由於遼兵皆由遼民中來，兵民同爲一體，所以朝廷形勢雖然緊急，吳三桂卻爲撤退籌備了數天時間。於三月初十日離開了寧遠孤城，向山海關進發。
吳三桂如果吳三桂能像“已己之變”中袁崇煥馳援北京一樣，以精銳兼程疾馳，旬日當可抵達北京。可是百姓攜家帶口，背井離鄉，婦幼老少啼號，擁塞於道，每天行路不過五十里。究其原因，吳三桂乃是爲保全自己的實力計，故意拖延時間，延誤行期，擬讓其他各鎮兵馬先與闖軍鬥得你死我活之時，再坐收漁人之利，全取勤王大功。
三月十六日，闖軍攻陷昌平，進犯明朝黃陵十二陵，焚燒享殿，砍伐松柏。而在這一天，吳三桂纔剛剛走到山海關。從寧遠至山海關兩百里，以騎兵行軍日行百里計，不過兩天路程，吳三桂卻足足走了五六天。而到了山海關，他還是不急不慢，向朝廷兵部“請馬一萬，安歇家口五日”。崇禎急得直跳腳。三月十七日，闖軍東路進至高碑店，西路進至西直門外，炮聲大作。當晚三更，宮中內侍狼奔遯突，四下逃命。崇禎自感大勢已去，以發覆面，自縊於煤山，留遺書於衣帶中，雲：“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在中國歷史上長達276年的大明王朝由此宣告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