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國歷史上繼隋朝之後的大一統中原王朝，共歷二十一帝，享國二百八十九年。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聲譽遠播，與很多國家都有往來。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在唐代造成水旱災害及饑荒的諸多社會因素中，人口過度增長是導致土地過度墾殖的重要原因。貞觀至天寶的116年中,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爲12.0‰的現象是史無前例的，天寶時期的全國人口密度達到貞觀時的3.8倍。
其中河北道的人口，從貞觀十三年的1589320口增加到天寶元年的10230372口，103年的時間增長了8641052口，年均增長近84000口。開元天寶年間是唐代河北道人口增長的一個高峯，人口數位列諸道之首。
天寶元年，河北道的人口密集程度僅次於當時長安所在的都畿道，每平方公里人口數爲56.76人，略低於都畿道的58.70人，遠高於唐代各道人口密度的平均水平13.80人。
人口的生存依賴於農業的發展，而中國古代的農業發展主要依靠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受生產技術的侷限，在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上很難有較大突破，故大力進行土地開墾以擴大耕地面積是古代發展農業生產較爲常見的手段。唐代河北道土地開墾的方式分爲軍事屯田、軍事營田和民間墾荒。
一、軍事屯田
河北地區的平原主要由黃河和海河沖積而成，淤積的泥沙具有較高的肥力，有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隋初雖然經歷了五胡亂華等大規模戰亂，冀州依然是國家的產糧重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
經過唐前期的經濟發展，河北道成爲重要的經濟區，“人戶殷繁，衣食之原，租賦尤廣”。隨着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人類改造和破壞自然的能力增強，土地開墾力度加大，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也逐漸增多。
1.人地矛盾
唐以前河北地區耕地開發利用較爲充分，特別是平原地區，必然經歷了一個毀植被開荒而爲耕地的過程，造成土壤的有機質下降，過度開發還可能會造成土壤鹽鹼化和沙化。
人地矛盾進一步激化之後，便將開發地區轉向山地和沿海灘塗，山地和灘塗是相對平原而言的更爲脆弱的自然生態系統。唐代河北道北部的幽州，北部羣山環繞，南部作爲華北平原最北端，加之水網縱橫，成爲河北道北部重要的農業區以及抵禦契丹和奚侵擾的邊地駐軍的主要糧食供應地，“國之重鎮惟幽都，東防九夷北制胡”。
自唐初開始，朝廷規定，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河北道是唐前期軍屯的重點地區之一，屯田主要集中在燕山南麓地區，即河北道北部與契丹、奚接壤地區，屯田主要供給邊地軍隊軍糧。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地置屯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十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朝廷在中央專門設立屯田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天下屯田之政令”。
在邊防重鎮、糧草不易轉運的地區設置屯田，“以益軍儲”。唐開元時期天下屯田數，河北道以208屯佔到總數的20.02%，僅次於關內道的258屯。其中幽州五十五屯，清夷(范陽節度使)一十五屯，北郡六屯，威武(范陽節度使)一十五屯，靜塞(范陽節度使)二十屯，平川三十四屯，平盧(平盧節度使)三十五屯，安東(平盧節度使)一十二屯，長陽使六屯，渝關(平盧節度使)一十屯。以上的屯田和營田規模較大，屬於有組織、有系統的軍屯，收效甚大。到天寶八年，河北道屯田所得糧食石數爲403280石，佔到總數的21.07%，僅次於關內道和隴右道。
2.初見成效
屯田在河北道北部的實踐頗有成效，關鍵在於唐代之前河北北部地區農業開發的程度遠低於中部和南部，有較多的荒地可供開墾。開元初，宋慶禮在擔任營州都督期間開屯田八十餘所，從而使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營州位於河北道東北部地區，本爲遼西郡，西北與奚族相接，北部與契丹相接，“茲爲虜障”。
該地區的地形以山地爲主，並不具備較好的農業條件，主要以畜牧業爲主，據《太平寰宇記》記載：“營州畜宜牛、馬、羊、豕。”爲得到耕地，只能毀林開荒。河北道北部地區處於農牧交錯帶，屯田便意味着森林、草地等植被的破壞，加之平州、幽州等地以山地爲主，不利於水土的保持。一遇暴雨，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也就在所難免。
杜牧詩《感懷詩一首(時滄州用兵)》中就有“屯田數十萬，堤防常懾惴”之句，雖屯田數十萬有一定誇張成份，但是至少表明當時河朔地區屯田規模較大，而且由於土地開發過度，出現了水土的流失的情況，因而雨季堤防常有被沖垮的危險。
除了“向山要田”，河北道地方長官還曾嘗試過“向海要田”。姜師度於魯城界境內屯田種稻，無奈爲蟹所食。又差夫打蟹，百姓苦之，歌曰：“魯地一種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可見沿海之地種稻的農業實踐並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河北道南部也曾有進行大規模屯田的構想，開元六年，張說任幽州都督兼河北節度使，認爲河北道南部屯田具有先天地理優勢，有充足的水源以資灌溉，“漳水可以灌鉅野，淇水可以溉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後由於條件侷限而未能實施。
二、軍事營田
軍事營田與軍事屯田一樣，都是爲了解決軍糧問題。唐前期的軍事營田集中在河北道北部的邊地地區，武后末期，杜忠良別敕充幽州經略子軍將，兼知簡練兵馬營田使。
1.設置屬官
杜孚因受到幽州節度趙含章的器重而被委任攝漁陽縣，同時“知判營田”。開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充。節度使同時具有地方政治和財政經濟大權，支度、營田的職能成爲後世河朔藩鎮極力攫取的重要權力，多數營田使由節度使本人親自兼任，或者任命手下的心腹，“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萬人已上置營田副使一人”，營田副使之下還有營田判官等職。許欽琰於開元八年720任平盧節度使兼營州都督，又帶管內諸軍諸蕃及支度營田等使。
藏懷亮於開元十年任營州都督，以左羽林軍大將軍兼安東大都護，攝御史中丞、平盧軍節度大使、支度、營田、海運大使。靜塞軍本名障塞軍，開元十九年更名，駐紮在薊州南200裏。賈循在開元二十二年左右任靜塞軍營田使。
張曾也曾在天寶七年前後擔任靜塞軍營田判官。樑令直在天寶年間任靜塞軍營田使。天寶末年，時任范陽節度使的安祿山特別看重顏杲卿，奏爲營田判官光祿太常二寺丞。
唐後期河北道爲河朔三鎮所割據，出於維護自身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需要，發展軍事營田成爲該地區重要的農業政策，在整個唐後期未曾間斷，保持了很好的連續性。安史之亂後歸降朝廷的田承嗣，被任命爲爲魏博節度使，當時魏博之地“屬大軍之後，民人離落，閭閻之內，十室九空”，在田承嗣的治理下，“一年流庸歸，二年田萊闢。不十年間，既庶且富，教義興行”。
當然，裴抗給田承嗣撰寫的神道碑中不乏有誇大成份，但藩鎮節度使爲增強軍事實力而重視農業經濟的發展是毋庸置疑的。營田是唐後期河朔藩鎮發展農業的重要手段。節度使除自兼營田使外，還常任命有能力的屬下擔任副使等職。營田區域從唐前期主要集中在北部邊地開始向中南部廣闊平原擴展。
廣德中，尹澄因才能而被成德軍節將推爲營田副使，當時安史之亂剛結束，逢“饑饉之歲”，又處於成德軍的設立初期，因而屯田在很大程度上可安撫災民、增強軍事實力以實現該地的長期割據。
2.新官上任
貞元十一年九月，程懷信逐橫海節度使程懷直歸京師，朝廷任命懷信爲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營田、滄景觀察留後。寶曆元年，楊元卿任滄景節度使，兼任河北道營田使，在滄景地區營田，“收廩粟二十萬斛，請付度支充軍糧”。
殷侑任義昌節度使後進行了較大規模有組織的營田，數年之後便取得了“戶口滋饒，倉廩盈積”的效果，營田得糧在供給軍隊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以資民用。
會昌六年，周嶼因在嬀州刺史任上有善績而被任命爲涿州刺史永泰軍營田團練等使，該軍事營田同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高霞寓先在約寶曆、大和年間任檀州刺史兼營田團練等使，後在大和年間曾任廣邊軍使兼營田等使。廣邊軍位於嬀州懷戎縣北的白雲城，是唐代河北道營田最北的區域之一。唐代河北道營田南至衛州共城縣，唐後期賈謨曾赴此地營田，當時姚合寫詩相贈，“山田依法種”即表明該地的營田主要爲山田並且有一定的種田方法，“兵食及時供”則明確了該營田屬於軍事營田，供給軍隊。
3.加大開墾力度
楊洪慶在元和初年任義武軍營田都將，“三農畢力，萬頃芃芃”，有效供應了軍隊所需糧食。唐後期河北道的軍事營田成爲其經濟實力的重要支撐。建中三年，唐德宗下詔命王武俊“出恆、冀粟三十萬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王武俊擔心朝廷平定田悅後會北伐成德，“不肯歸粟、馬”。雖然當時成德軍的儲糧沒有具體數字，但此處足以證明當時恆、冀二州的粟產量遠高於三十萬石。
與此同時，程日華權衡利弊，歸降朝廷，朝廷任命其爲橫海軍副大使、知橫海軍事，爲補償失去滄州的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德宗詔令滄州每歲贈給義武軍“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按唐制，一斛爲十鬥，大約爲120斤，數萬斛則高於120萬斤，可推測當時滄州地區的農業生產能力遠高於120萬斤，而滄州的農業生產能力又遠低於河朔三鎮，以此可以窺見當時河朔三鎮的土地開墾力度。
鹹通十年，徐人龐勳領導農民起義，盧龍節度使張允伸因由盧龍軍隊所立，爲表對朝廷忠心，向唐懿宗請求派其弟允皋領兵伐叛，懿宗不允許。張允伸於是“進助軍米五十萬石，鹽二萬石”。五十萬石的助軍米當歸功於他在盧龍節度使任上的“克勤克儉，比歲豐登”。唐代中後期，河朔藩鎮爲壯大自身實力多重視軍事營田，巨大的糧食產量爲其軍事活動提供了重要支撐，“魏博、淄青兵強食富，足抗天下”。
三、民間墾荒
民間開荒也多受到政府指令的影響。唐前期鼓勵居於狹鄉百姓遷往寬鄉，並根據距離遠近確定蠲免賦稅的標準，“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若地方長官“應給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妄給”，則會受到法律懲處，“徒二年”。
1.鼓勵民間開荒
爲了緩解人口激增所帶來的耕地壓力，唐玄宗於開元十二年五月下詔鼓勵大規模開荒，“頃歲以來,雖稍豐稔,猶恐地有遺利,人多廢業，遊食之徒未盡歸,生谷之疇未盡墾……如能服勤壟畝,肆力耕耘,所在閒田,勸其開闢,任遂土宜收稅,勿令州縣差科,徵役租庸,一切蠲放。”平原地區的開荒，必然清除荒地上的草木等植被，森林覆蓋率大爲下降。
平地開墾殆盡之後，毀林開荒這種掠奪式的開墾方式出現，甚至出現向山要地的情況，到開元天寶年間“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
2.過度開墾
唐後期朝廷爲增加稅收，鼓勵農業經濟的發展，唐武宗就曾於會昌元年下制“數外如有荒閒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闢耕種”，規定五年之內不收稅，同時規定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這是唐後期民間開荒的一個高潮。受當時時代的侷限，更難以有適度開發的觀念，掠奪式墾田多有發生。
人口的激增使得平原上的旱地已經不能滿足百姓的需求，故山間耕地的開墾很有可能是建立在毀林開荒的基礎上的。據現代科學研究，唐代黃河下游地區較易淋溶的鈣元素含量出現極值且波動較大，原因可能在於該地區土石資源的大肆開發以及人類墾殖活動的加劇。整體而言，唐前期河北道北部邊地的軍糧需求使得軍事屯田的廣度和深度長期處於高位。
結語
唐後期，河北道的農業生產環境長期受到戰爭的破壞，但是河朔藩鎮爲增強自身實力仍大力進行軍事營田。與此同時，人口的迅速增長使得民間墾荒在唐代延續不斷。土地的過度開墾加劇了水土流失，成爲唐代河北道水旱災害頻繁的重要社會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