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世家是什麼時候消失的?爲什麼會消失?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小編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在曹魏代漢的過程中，所謂的漢臣基本都被和平演變，曹丕以漢獻帝禪讓的形式來取得政權，不僅沒有搞政治清洗，還給給了自稱秉持儒家價值觀的世家大族們一個“下臺階”的機會。
曹操殺楊修事件則顯示了曹魏政權對世家大族那種“又打又拉”的態度。曹操之所以殺楊修，自然多少有震懾弘農楊氏的意思，警告他們不要介入立儲之爭。但曹操更想表達的是自己“對人不對族”的意思，楊修是楊修，弘農楊氏是弘農楊氏。他殺楊修之後，便專門寫了封信給楊修的父親楊彪，還奉上禮單，“所奉雖薄，以表吾意”。不僅如此，曹操的夫人卞氏也大走夫人外交路線，寫了信給楊彪的夫人，爲曹操說情，還給了一份更豐厚的禮物。
曹操此舉，自然是想修補與弘農楊氏的裂痕，給雙方家族一個下臺的機會。而以本文的主題而言，弘農楊氏也由此擺脫了因爲楊修得罪曹操而全族遭誅的命運。
曹操“對人不對族”的政治理念此後被司馬家族學了去。魏晉之際，司馬家族一直試圖通過將魏臣轉化爲晉臣的方式來完成“光榮革命”，如若不果，在整肅個人的同時，也儘量讓個人與其家族切割，試圖維持與世家大族的良好關係。司馬昭在處置鍾會“叛變”事件時，僅株連鍾會直系子弟，保全了穎川鍾氏家族;司馬昭殺嵇康時，也赦免了其子嵇紹，後來還召嵇紹入朝爲官。
南北朝時期，在南朝那邊，政權更迭也基本上通過名義上的“禪讓”來實現，世家大族不僅和平“易幟”即可，並且還在此種混亂的政治環境中奇貨可居，成爲新舊王朝各方勢力爭相交好的關鍵性力量;在北朝那邊，戰亂時沒有南遷的世家大族也得以迴歸鄉里，聚宗自衛，而自北魏前後，更是也爲胡族政權所規模接納，此種趨勢隨着拓跋漢化更是進一步加深。
然而，世家大族七百年間之所以屹立不倒的有利條件，到了唐末卻全然消失。
唐末科舉制度的“進化”固然是原因之一。孫國棟先生在《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中說，“晚唐以後，空氣稍變，主司漸有抑豪門、獎寒畯者”，甚至有公卿子弟卻有實藝而主司反避嫌不敢取者;亦有父兄在貴位，子弟避嫌不敢應舉者。
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正如《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一書中所談論的那樣，在唐末五代無窮的戰亂中，世家大族被“肉體毀滅”了。
唐末五代的戰亂超出了世家大族所理解的歷史世界，東漢末年儘管有曹操詩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之說，但終究更是平民百姓的一場浩劫，同詩中也有“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兇”，關東的世家大族在還興兵討兇，並未遭到大範圍的肉體毀滅。但是唐末五代呢，則有韋莊的一句詩爲證，“天街踏盡公卿骨”。
如譚凱所說，黃巢之亂與唐朝之前的安史之亂等戰亂本質性不同的是，即使粗鄙無文如安祿山，也在期待依靠他熟悉的世家大族和既有官僚機構，儘快建立起可行的統治;而黃巢及其後來者，則發起了對官僚集團大規模有組織的殺戮。
唐末李振曾將裴樞等三十餘位出身士族的大臣誅殺於白馬驛，並將屍體投入黃河，雲“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
不僅如此，唐末戰亂的延續時間之長也讓門閥世家無法恢復元氣。《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一書說，“持續整整一代人的各種暴力，本質上加劇了動亂對精英的整體影響，導致即使有幸躲過一次屠殺，也無人能在持續二十五年的殘酷暴力中毫髮無損”。
以往的戰亂，多數集中在北方，世家大族至少可以通過南渡，在南方修養生息。而唐末的戰亂則波及了帝國境內所有大的人口聚集地，晚唐五代已少有地方可以作爲避風港。
即使世家大族中還有幸存者，長時間大範圍的戰亂也摧毀了他們的田莊，摧毀了他們賴以興盛的經濟基礎和教育場域。這一點正如孫國棟先生所言，“政局之動亂，固足以摧殘大族，然大族子弟猶得退居鄉里，自保其家業，異日或捲入再來。惟戰亂與災荒之蹂躪，則使大族雖欲退保家園而不可得，以往所恃以爲子弟世守之莊業被摧殘，於是大族更一蹶不得復振，其害又甚於政局之轉移也”。
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中所說的一個細節，似乎可以作爲門閥世家的最後尾聲。作爲博陵崔氏在正史中所載的最後一個人，崔梲在亂世中仍然維護着舊族的生活方式與禮儀，作爲那個時代僅有的懂得舊時禮儀的遺民，他爲後晉朝廷親自培訓所有的樂工舞者，在943年恢復了傳統宮廷的文武二舞，首演當天，羣臣嗟嘆不已。第二年，崔梲卒，二舞制度遂被廢除。
947年，當人們看到由崔梲親自培訓的樂工夾道奉迎耀武揚威入中原的契丹人之時，不禁悲痛流涕。他們都想起了，最後的崔氏，和舊日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