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湛，即唐敬宗，唐朝第十四位皇帝，他是唐穆宗李恆的長子，唐憲宗的孫子。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唐敬宗十六歲就繼承皇位,在位期間大起宮室,喜好聲色,貪睡晚起,怠於政事,最終意外喪命於親從宦官之手。顯然,這是敬宗死於一場在宦宮策劃下預謀已久的宮廷政變,有學者稱其爲“滅燭之災”,本文則稱之爲“寶曆宮變”。下面本文將講述寶曆宮變以及文宗繼統後的措施。
一、背景
宮廷政變在唐代本不鮮見,尤其是在唐前期,更是時有發生唐後期雖然次數大爲降低,但並非銷聲匿跡,如在此次宮廷政變之前不太久,就曾經發生過一場對唐後期政治有較大影響的“元和宮變”,敬宗的父皇唐穆宗就是在這場政變中上臺的。
然而,“寶曆宮變”相對於以往唐代任何一次的宮廷政變來講,卻有其極爲特殊之處因爲敬宗是年少即位,在位畢竟只有兩年多,尚未來得及確立他的儲君人選,其長子李普又甚年幼才三歲,在突發事變中不足以鎮撫人心,於是,唐王朝在立國己達二百年以來,首次碰到了在大行皇帝生前尚未指定嗣君便己棄國的特殊情況。
面對着這一特殊局面,當時朝廷中的各派政治勢力,都出於不同的目的或意圖而不得不採取各種行動,力求維護或者擴充自身的利益,一時間,政局變得撲朔迷離。
在如此緊迫的形勢下,弒君的劉克明等人又打算趁此機會撤換內侍省中的掌權派宦官,但消息傳出後,立即引起這一派宦官的恐慌和不滿,他們之中的頭目一一兩樞密使王守澄與楊承和、兩神策軍護軍中尉魏從簡和樑守謙四人緊急商議對策,決定消滅企圖攫取他們既得利益的劉克明等新晉宦官勢力。
爲了取得朝中大臣的支持,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樑守謙還主動利用過去的老關係,與三朝元老、中樞重臣裴度積極聯絡,商議對策。結果,劉克明等逆臣很快便被剿殺。李涵即是穆宗的次子,敬宗之弟,母親是貞獻皇后蕭氏,長慶元年年封爲江王。由於對樑守謙等“元老派”宦官來說,只要不立絳王李悟,那麼無論擁立其他任何的皇族成員繼位,都會成爲佐命功臣,也都不至於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所以在繼位人選方面尚無太多顧慮。
與此同時,翰林學士和樞密使等勢力也沒閒着,然而卻是爲禮制方面的事宜操心。稍後的事情都按照原定計劃進行。癸卯初十,百官在紫袁殿外廊拜見。江王身着素服,哭泣流淚,向文武百官宣佈己經平定了宦官劉克明、蘇佐明等人的叛亂,而且任命司空平章事裴度暫攝家宰,主持敬宗的治喪事宜。
甲辰十一日,江王在少陽院接見禁軍諸軍使。僧惟貞、齊賢、正簡,道士趙歸真等術士以及敬宗在世時以奸債得寵者,都被流放到荒遠的嶺南或邊疆地區。擊球軍將於登等六人令本軍處置。裴度率領百官三次上表勸江王即皇帝位。
乙巳十二日,江王李涵正式即皇帝位於宣政殿,改名李昂。這就是唐朝的第十四任皇帝一一唐文宗。丙午十三日文宗赴西宮換上皇帝的衣服。丁未十四日,宰臣百僚上表請文宗正式主持朝政,三次上表以後,文宗才同意親政。丁巳二十四日,文宗爲皇叔絳王舉行葬禮,併爲此廢朝三天。到次年年二月,乙巳十三日,唐文宗下詔大赦天下,改年號爲大和。
文宗最終以宗室親王的身份繼承了兄長的皇位,但此舉的政治影響實際上並不只限於此。我們知道,宗室親王作爲皇家弟子,一方面是皇室家族統治的屏藩力量和重要補充,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對君主的個人專制權力構成削弱和威脅。
文宗以前的唐代宗室在政治舞臺上的角色,大致以開元初年爲界分爲前後兩個不同的階段。唐前期的宗室親王往往具有相當大的政治能量,對於這一時期的政局普遍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唐前期的皇位繼承之所以會頻頻出現不穩定現象,與此亦有莫大的關係。
但自從開元初年玄宗設立十王宅以來,情況則大爲改觀。玄宗上臺後,出於強化皇權的意圖,大力抑制宗室諸王的勢力,並專門建立了十王宅,命諸王集中居住,以便於皇權對其進行控制。特別是專門派遣宦官負責十王宅的管理,實則乃是以天子之耳目對諸王行監視之實。
至開元十三年,又進一步擴大爲十六王宅,以後人數雖然增加,名稱則不再改動,遂爲定製而類似的機構還有百孫院,再後來又有少陽院太子的專門居所。此後,唐朝一直延續了十六王宅的諸王聚居政策,還專門設有十六王宅使、少陽院使等使職對其進行監管,因而諸王在政治舞臺上逐漸開始失勢,其政治空間也遭到極大的壓縮,故在唐代中期以後,宗室諸王的地位開始變得無足輕重。
然而“寶曆宮變”的發生,又使得宗室諸王的政治影響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原因在於,敬宗生前並未指定儲君人選,其長子又因身爲年幼而難膺大位,故而只能從宗室諸王之中尋找繼任人選。在此背景下,身居十六王宅的宗室親王李涵便憑着敬宗二弟的身份,以兄終弟及的方式被推上了皇位寶座。
以此後的情形觀之,“父死子繼”的繼統方式不再受到重視,晚唐的皇位繼承方式也開始變得多元化。再者,由於此後由宦官所選立之嗣君人選均來自十六王宅的宗室諸王,因而導致了宗室諸王的地位又開始有所提升,甚至變得有點“奇貨可居”一一畢竟,任何一位親王都有可能在前任皇帝駕崩以後,被宦官集團選立爲下一任君主的繼任人選,所以這一時期居於十六王宅的宗室諸王的地位,自然也就顯得十分微妙了。
若從這一層意義來看,這一階段的皇位繼承方式又可稱之爲“十六宅宗室親王繼統”。而在唐代皇位繼承過程中,處於“父死子繼”和“十六宅宗室親王繼統”這兩個階段之間的文宗一朝,實則可以看作是由前一階段向後一階段轉變的過渡時期。
二、中樞勢力在文宗繼位過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從文宗的繼位過程中可知,一位宗室親王以非皇族嫡裔的身份入繼大統並不是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其間因爲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因此必須作謹慎處理,若稍有不當,即會身敗名裂,這裏只須對比一下絳王李悟與江王李涵的遭遇,便可一目瞭然,無庸多言。
若考察江王李涵最終得以繼承大統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繼統得到了中樞政治核心中各派政治勢力的支持,換言之,也就意味着由江王李涵繼統便能最大限度地照顧到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因而也就得到了他們的共同擁護。
在此過程中,外朝的宰相,內廷的翰林學士,內廷宦官集團中的樞密使、神策中尉,以及後官勢力這幾個處於政治核心的利益集團,都各司其職,各盡其力,在文宗繼統這過程中相互協作,緊密配合,共同促成了汪王李涵以宗室親王身份,並以兄終弟及方式承繼皇位,在暴力基礎上順利實現了皇權的平穩過渡,這即便在唐代歷史上也是第一次而且此舉也直接導致了唐代後期皇位繼承方式的轉變,故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
自文宗繼統之後,政治中樞內部的幾大勢力之地位和權勢從整體上都得到了維持或發展,彼此之間漸漸形成了一種內庭與外朝相互制衡的機制,在這一機制中,幾大政治勢力之間彼此制約,對等共存,缺一不可,誰也很難吃掉誰,任何一方都難以形成獨大的局面。
因此,這一體制的形成,一方面擁有了較大的政治彈性,能夠有效地維持中樞政局的平衡與穩定另一方面,將中樞權力進行分割與細化,使其彼此制衡,也有利於皇權從中加以控制和利用,從而加強了君主個人專制,進而達到強化皇權之目的。
三、總結
從前文的分析可知,唐文宗時期中樞政局最顯著的政治特點,就是朝臣、宦官又可分爲神策中尉和樞密使和翰林學士這幾大政治勢力之間在不斷地產生各種各樣的衝突與爭奪之同時,大體上維持着一種勢均力敵的動態平衡。
這樣一種平衡狀態的存在有效地維持了唐王朝的行政體系的正常運作,從而使得唐王朝的統治繼續延續下去。但是,由於這幾種政治勢力始終都存在着體制上的固有矛盾,雖不至於無法調和,但由於體制上的不夠完善,往往使得彼此的衝突變得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