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橫掃六國的過程中，商鞅是個不得不提的人物。商鞅變法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圖強運動，它使秦國國力強盛，兵強馬壯，但最終商鞅也慘死於自己的制度之下給後世留下許多詬病之處。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事蹟。
一、孝公勵精圖治;商鞅胸懷大志
1、秦孝公懷有一個改革夢
戰國中後期，周王室的統治搖搖欲墜。此時，由於耕作技術的提高，傳統的井田制等經濟制度已經不能滿足當時的社會需要，逐漸被土地私有制取代。新興的地主階級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力和相當的社會地位。鑑於此，各國紛紛掀起變法運動，改革政治。
戰國初期，秦國因爲地處西北，遠離中原，封閉的地理環境對秦國的發展產生阻礙。地處西北邊陲的秦國難以較快接受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先進的思想理念。
秦國政治制度粗糙也是制約發展的重要因素。變法前的秦國，由於政治制度還較爲落後，所以整體的政治環境較爲混亂，而且政治結構單一。
在文化方面、習俗方面，其他的六個國家因爲都是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受封建國了，因此繼承了周朝較爲先進的文化習俗。但是秦國受封相對於其他幾國來說比較晚，地理位置偏僻，和文化更加落後的西戎爲鄰，進而也沾染了西戎的習氣。
2、商鞅渴望得到重用，大展宏圖
商鞅出身於貴族，年輕時就對法家的刑名等理論很感興趣，並向多位法家的學者求教和學習。原本是被自己的上司公孫痤推薦給魏惠王，可是不受重用，便離開魏國前往正在廣納賢才的秦國，準備施展自己的抱負。
於是，一位是治求賢若渴的君主，一位是躊躇滿志的臣子。二人一拍即合，共同創造了那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商鞅變法。
二、變法之路曲折坎坷
1、反對之聲四起
在商鞅變法正在籌備的過程中，舊貴族們率先發難，指責商鞅改變祖宗之法。商鞅則予以反駁，指出祖宗之法也可以改變，商湯周武正是“變”而得以發展，夏桀商紂則是因爲因循守舊才招致滅亡。商鞅舌戰羣儒，再加上秦孝公的大力支持，改革得以順利進行。
2、大刀闊斧，革故鼎新
在經濟制度方面，商秧將原有井田制改爲承認土地私有制，其具體做法是激發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法令規定了人民可以開荒，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賦稅則由每人所擁有的土地多少來決定。這一政策打破了曾經的奴隸制下的土地公有，推動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
商鞅也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農爲本，輕農稅，保護農業生產力。春秋戰國時期，每個國家都極爲重視農業的發展，農業是國家人口和社會穩定的因素，也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於是在商秧變法中，農業是居於首位，商鞅鼓勵人們積極開墾荒地，從事農業生產。秦國的農業迅速發展。
商秧提出君主集權，縣政管轄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將權力從貴族手中奪回，集中於君主手上。這個措施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發展，保證了君權的地位，穩定了君主權力的穩定性。
商鞅設立縣鄉里長管轄。商秧將全國鄉邑合成三十一縣，國家設置君主來對一縣之令的任用、選調進行選拔和分配，同時還有相應的考覈機制，政績卓著者得賞賜，升遷，不力者遭辭退罷免。
在軍事制度方面，商鞅獎勵軍功爵制，移風易俗，改變社會不良風氣。商秧的經濟政治改革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也需要對軍隊進行改革，他通過一系列的利益激勵和制度懲罰，促使軍人在戰場上勇猛殺敵。
軍功爵的產生和推行打破了貴族世襲爵位的特權，讓普通人有也可以躋身於上層社會。從而促進了社會的流動性，有效打擊宗族勢力。
變法也關注社會的移風易俗。商秧規定了男子在成年後必須另立門戶，進而增加稅收，也避免了家族勢力膨脹。同時建立了更加嚴格的產籍制度。農業對於古代王朝而言彌足重要。商秧變法嚴格控制人口的流動，爲農業的發展和穩定提供穩固的人口保障。
三、千秋功過任人評說
1、變法圖強成果顯著
放在當時的環境下，商鞅變法是順應時代，合乎國情。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生着大變革，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和歷史發展潮流，與時俱進，合乎秦國國情。這一變法有利於社會整體效益的發揮。商鞅的變法本身是積極進取的，是順應時代潮流和客觀發展的。針對的是當時的秦國內部問題和外部環境，對症下藥。這是秦國走向發展的最爲重要的條件。
商鞅變法取信於民，服務於民。“徙木立信”是商鞅在變法過程中，爲了取信於民而採取的一個文明的措施。商鞅也從這個事情中建立了百姓對國家的信任，於是百姓都傾心遵行新法，使變法擁有了廣泛的羣衆基礎。而商鞅的變法也符合民衆的利益，有利於變法的實施。
從改革的結果來看，商鞅的改革變法，可以富國強兵。秦時法家思想更受到統治者的推崇，因此變法的阻力相對較小。同時，統治者渴望富國強兵，強烈要求變法的決心和信心，這是變法得以推行的政治保障。
用嚴刑峻法保障變法的實施，秦國的傳統政治形式有軍事化中央集權的特點。這種中央集權形式，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百姓和各級官吏，因而能夠採取強有力的措施。
商鞅變法也是廢封建，行郡縣的改革措施。中央對地方的管理控制有着絕對權力。從此，政令通暢，國力凝聚。中央集權有利於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彙集全國的財力物力，創造了分裂的時代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比如未來的修建長城、靈渠等大型軍事和水利工程，拓展疆土抵禦外侮等國防措施，都離不開大一統的指揮。
2、國富民貧，變法是犧牲個人成全國家
商鞅變法首先就是高壓政策，執法嚴酷。爲了加強和鞏固專制政權，秦王朝必然要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管理和控制的手段又必然是嚴刑峻法。
不僅如此，他主張“亂世用重典”，以重刑主義原則制定非常嚴苛的刑法。最爲嚴酷的刑罰有族刑和連坐法。這種刑罰進一步擴大了刑事責任範圍，除了犯罪者本人需要懲處外，對其親屬來說則是罪及無辜，是重刑主義的極端表現。
同時，商鞅變法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輕罪重罰，偏重刑法而輕視倫理道德、輕視道德教化，過度強調法治的嚴酷而忽視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自覺與情感聯繫，人人自危，毫無安全感。長期的高壓政策，必然導致反抗。
更爲嚴重的是，商鞅的重農抑商政策看似穩定經濟基礎，但是其實遺患無窮。由於封建小農自然經濟的長期存在，產品流通、產品交易、經濟貿易往來的不斷頻繁，抑商政策破壞了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整體平衡，阻礙了社會分工，阻礙了產品流通和工商業的正常發展，直接導致了社會發展停滯，社會行業單一。
商鞅變法也對文化有所摧殘。他改革中推行文化專制，政策愚民，採用簡單粗暴的極端手段壓制人民的思想，摧殘了中國文化典籍，中斷了春秋時期以來的百家爭鳴的思想自由的局面，爲了維護君主專制統治，在百姓之中實行文化專制以配合君主專制統治。以“愚民”來“馭民”。這種文化上的壓制最終導致了整個民族思想的慢慢僵化和過於順從的民族性格。
最後，商鞅變法輕視教化，敗壞風俗。商鞅制定秦律，主張“重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於短期內遏制犯罪的發生，但輕視了人文教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廣大人民的剝削與壓迫，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使政權喪失社會道德的支撐，導致了民風敗壞。
商鞅變法中忽視了思想文化建設和道德禮儀教化的基本責任，爲了追求一時的“富國強軍”，忽視民衆的道德建設和社會的文化建設。連坐制度開了株連制的先河，人民內部之間相互監督，檢舉揭發，破壞互相之間的信任。人人都生活在猜疑和敵視之中，即使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文化和道德則是極端貧乏。
四、結語
商鞅的變法在那個時候推動了秦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發展，爲未來的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商鞅的《商君書》中大肆宣揚“馭民”的手段，把民衆當作奴隸和牲畜進行使喚，嚴重地損害了百姓的利益。
秦國的強大背後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危機。最終，商鞅被施以車裂之刑，而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稱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