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庭死而明亡矣”，孫傳庭輸給李自成，看似是軍事上的失敗，實則是大明王朝系統性崩潰的直觀體現。真正該背鍋的正是以勤政聞名的崇禎皇帝，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由於封建制度的侷限性，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王朝走到晚期，都會陷入綜合性的困境，而明朝的危機來得尤其猛烈。
在內部，由於政治極度腐敗，土地兼併情況空前惡化，皇親貴族、地主豪紳侵佔了絕大部分耕地，再加上天災人禍的不斷髮生，導致千百萬的農民衣食無着落、只能鋌而走險求生機。於是，在天啓晚期，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就拉開了序幕，隨即愈演愈烈、以至於席捲了全國過半的土地，明王朝的統治基礎被撼動;
而在關外，原本遊蕩在東北地區的後金強勢崛起，持續不斷地對中原進行襲擾、掠奪，對明王朝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
崇禎皇帝想要挽救局勢、渡過危機，必須解決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各種難題。然而可惜的是，以他爲首的統治羣體雖態度積極，但實際結果卻非常糟糕，不僅未能化解矛盾、解決危機，反而導致了矛盾愈演愈烈，最終無法挽回。
縱觀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的表現，我們可以用一個字來總結他的執政特點：亂。在應對大明王朝的複雜危機時，崇禎以及他的助手們毫無章法，談不上什麼大局觀，而且還經常舉棋不定、自相矛盾。
首先，他只盯着具體問題，卻不能從全盤考慮的角度對根本動刀子。
崇禎皇帝是出了名的勤政、忙碌，他那些浩瀚的工作，實際上可以分爲任免官員、對付後金、清剿起義、處理稅務、賑濟災害這五大類;
然而，我們觀察史料記載可以發現，崇禎帝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一直圍着具體的問題忙得焦頭爛額，在涉及到整體宏觀戰略時卻從沒有任何思路，缺乏從全盤考慮的高度去處理問題。比如，對後金是戰是和?是否應當徹底整頓稅收體系?只是圍剿就能徹底清除“流寇”?答案都一樣：從沒有明確的答案。
這就導致了這樣一種局面：崇禎帝沒有解決根源，只是追着問題開展工作，卻發現問題越解決越多、自己越忙越亂。
其次，朝令夕改，政策沒有持續性。
所謂苛政猛於虎，稅收與災荒是明末農民起義的直接導火索。對於天災，統治者也許沒辦法;但對於稅收這種人禍，並不是明朝所獨有，歷朝歷代都遇到過這種問題，並非毫無解決辦法。
崇禎自然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因此，對於“流賊”，他一方面派兵圍剿，另一方面嘗試從稅制方面加以挽救。然而，縱觀崇禎六年至十五年，朝廷基本年年頒佈稅務政策，但卻一直反覆無常、朝令夕改，有時宣佈追繳欠稅，轉頭卻說免除舊稅，這種如同兒戲的態度，不僅沒有改變老百姓的生存狀態，甚至還進一步惡化了人們對朝廷的信任。
至於後金的襲擾，客觀而言，在當時還未對明朝造成根本性的傷害;然而持續不斷的被動防禦，卻牽扯了朝廷太多的精力、人力、物力，進一步加重了稅收壓力、惡化了中原地區的局勢。結合漢、唐、宋初期的經驗來看，最好的應對方式，莫過於與當時野心尚有限的後金講和，以較小的代價換取和平的外部環境，騰出手來專心解決內部問題。
當時，明王朝內部並非沒有這類主張，但面對那些“站着說話不腰疼”的鍵盤俠們，崇禎卻沒有拿出力排衆議的決心與魄力，反而被輿論裹挾着、身不由己地不斷做出錯誤決策。
其三，明朝不缺人才，但卻被折騰殆盡。
所謂“亂世出英雄”，這句俗語側面證明了一個道理：中國歷史上從不缺力挽狂瀾的人才，只是時代需不需要他們罷了。
而在明朝末期，面對空前涌現的系統性危機，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袁崇煥等名將嶄露頭角，甚至一度打得農民起義軍近乎銷聲匿跡。然而，明朝廷的戰略、制度不但沒有成爲這些人才的有力支撐，反而成了他們頭上的枷鎖。
比如，由於同時要面對內、外兩股軍事力量，崇禎經常拆東牆補西牆，當後金騎兵沒動作時，就調集部隊去剿匪;中途金軍來襲，趕緊調集內地的前線部隊前去迎擊。結果，一大批精兵強將疲於奔命，在來回折騰中被耗盡力氣、士氣;同時卻遠水救不了近火，東西兩線都被搶掠一空，朝廷經濟越發困難，起義隨之愈演愈烈，如此形成惡性循環。
此外，明朝軍隊的組織存在巨大弊端。公元1639年前，孫傳庭、洪承疇等一衆名將都沒有統一指揮前線部隊的權力，只能在限定的區域內各自爲戰，這就讓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總能找到不同防區間的死角屢屢跳出包圍圈;
公元1639年後，楊嗣昌才成了前線最高指揮官，同時還頒佈了爲之提供政治保障的《欽定保民四事全書》。然而，由於崇禎對將領不信任、人事任命反覆無常，各派系官員之間又相互掣肘，導致這一聯合作戰藍圖沒多久就宣告流產。
因此，以上多方位的問題體現在軍事上，就是這樣一種怪象：在與起義軍的戰鬥中，明軍看似勝多輸少，甚至還空前接近過完全勝利;然而，這些勝利的代價是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治標不治本，起義爆發的根源卻沒有解決。
於是乎，在朝廷軍隊疲於奔命時，農民起義軍卻如同撲不滅的野火一樣，一有機會就再度捲土重來，甚至在一次次的鍛鍊、磨練中越來越強，反過來送給朝廷軍隊一次次的全軍覆沒。
孫傳庭的經歷，正是上述狀況的直觀體現。
第一階段：臨危受命，威震關中
公元1636年(崇禎九年)，被同僚排擠的孫傳庭，陰錯陽差地當上了陝西巡撫。上任後，他積極募兵、整頓陝西軍政、重振明軍戰鬥力，不到一個月就斬殺了據守商洛一帶的農民軍首領整齊王張顯。
當年7月，孫傳庭與上司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密切配合，徹底擊潰、俘獲了當時的農民起義軍領袖——“闖王”高迎祥，緊接着又招撫、擊破了多股農民起義武裝，到了下一年，關中地區基本歸於安定，孫傳庭由此聲名鵲起。
接下來的孫傳庭與洪承疇一東一西、分區配合，到了公元1638年再次取得了階段性的大勝。當年4-8月，孫傳庭陸續擊敗、招降多股起義軍，失去了援軍的李自成部則在潼關南原被洪承疇殲滅殆盡，僅率十八騎突圍而走。與此同時，張獻忠、羅汝才也宣告投降明廷，幾乎讓人們看到了平定內亂的希望。
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東北警報傳來，孫傳庭等人奉詔勤王，時局被徹底扭轉。
第二階段：遭受猜忌，被捕入獄
公元1638年10月，多爾袞率軍大舉侵擾，盧象升受命總督各路兵馬，關中地區戰功赫赫的洪承疇、孫傳庭也被命令赴京勤王。
11月，孫傳庭部經過長途奔波抵達河北，並在真定(河北正定縣南)等地陸續與清軍交手，並且取得了不俗的戰果;然而，由於兵部指揮混亂，各軍缺乏配合，明軍整體陷入被動。
到了12月，盧象升在孤立無援中戰死;孫傳庭臨危受命，被崇禎授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之職，並賜尚方寶劍，接替盧象升總督各鎮援兵。然而，此時的他，除了手下的關中兵外，實際上已無其他兵可督。
公元1639年，清軍襲擾山東，由於戰略上的分歧、責任上的模糊，時任保定總督的孫傳庭與擔任督察的內閣首輔劉宇亮、關寧總監高起潛產生了矛盾，處處遭受掣肘。但他仍堅持不輕出、嚴守備、伺機攻的方略，多次邀擊清軍，取得小勝。
其間，面對各方面的困難，孫傳庭曾多次請求面見崇禎、商討軍事，但遭受高起潛、兵部尚書楊嗣昌的阻撓，難以成行;
3月下旬，因感冒導致耳朵階段性失聰，孫傳庭請辭總督一職，但崇禎認爲他是心懷不忿、推諉責任，連續兩次讓人覈實真僞;
在這期間，保定府學教諭尹三聘趁機誣告孫傳庭，崇禎受楊嗣昌、高起潛等人的影響，輕易失去了對孫傳庭的信任。當年七月，他將孫傳庭革去職務、逮捕下獄，連派去調查病情真僞的楊一儁也被以“包庇”罪同時遭殃。
孫傳庭在監獄中一待就是三年，這期間，大明王朝的問題不僅未得到緩解，反而進一步加重。李自成、張獻忠捲土重來，崇禎的江山每況愈下、岌岌可危。千鈞一髮之際，孫傳庭終於被放了出來。
第三階段：困難重重，無力迴天。
公元1642年，被崇禎釋放的孫傳庭出任兵部右侍郎，其後接替戰死的汪喬年擔任陝西三邊總督。
赴任之後，孫傳庭才發現了一個現實：在自己被囚禁的三年裏，形勢已經鉅變——農民起義軍的力量已經今非昔比，明軍的腐敗無能令人震驚;面對國難，權貴、豪強的自私冷血卻越發肆無忌憚。面對這一殘破局面，當初自己許下的“五千精銳就可以剿賊 ”的許諾顯得那麼的不現實。鑑於曾經的部下已經在與清軍的戰鬥中消耗殆盡，孫傳庭一邊籌集軍餉，一邊訓練新兵。
但崇禎急於解救被李自成圍困的重鎮開封，多次催促孫傳庭出關救援。10月，孫傳庭只好帶着訓練不足、後勤匱乏的大軍出關。雖然在初期以四面埋伏之計取得大勝，但由於連日降雨、糧草不濟，急於爭搶戰利品的明軍被李自成各部趁機反攻，在損失了數千人後，孫傳庭率殘兵奔回陝西。
回到關中的孫傳庭繼續招兵買馬、訓練軍隊、補充軍備。半年內，局面大爲改觀，不僅軍隊士氣、戰鬥力幡然一新，武器裝備也得到了大幅增強。
然而，由於目睹越發迫切的形勢，孫傳庭危機感與日俱增，這讓他在練兵期間急於求成，不得不馭下嚴厲，動輒以軍法從事;此外，爲了籌備後勤物資，他經常催促當地的地主豪強爲國捐獻。
這就導致了這樣一種結果：雖然孫傳庭一心赴國難，但在這個過程中卻得罪了太多的人。關中豪強、權貴巴不得這位“瘟神”儘快出兵、離開陝西，於是他們造謠孫傳庭之所以按兵不動，是心懷不軌、意圖養寇自重，朝廷裏更是議論紛紛。
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孫傳庭不得不“主動請戰”，於公元1643年5月率領各路大軍十餘萬出潼關。然而在出發前，他寫給兵部尚書馮元飆的信裏表示自己“不欲速戰，見上意及朝論趣之急，不得已誓師”，即在崇禎的督促、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兵出潼關。
這一幕，跟安史之亂期間哥舒翰被逼率兵出潼關的情形驚人的相似，結果也極爲類似：明軍一度佔據優勢，但由於連日大雨、條件惡劣，後勤出現了嚴重問題，糧道也被義軍大將劉宗敏切斷;孫傳庭無奈之下，只好回師迎糧。然而在撤退的過程中，負責殿後的陳永福部官兵擅自逃離，當義軍趁機尾隨猛攻時，明軍全線崩潰，孫傳庭僅帶着四萬殘兵退守潼關。
10月初6日，起義軍攻破潼關，孫傳庭戰死，屍骨無存;戲劇的是，兩天後，崇禎帝令他“戴罪收拾餘兵，圖功自贖”的詔書傳來。
孫傳庭戰死後，明王朝再無可用之將、可戰之兵，面對日益浩大的農民起義軍，只能走向覆滅;而可憐又可恨的崇禎帝，則選擇了自盡殉國。
可以說，孫傳庭的曲折經歷，正是明末那個系統性崩潰年代的縮影。非常時代需要非常之人，面臨存亡危機的大明王朝，實際上不缺能夠力挽狂瀾的臣子，然而在最關鍵的領導者崗位上，卻不具備有魄力、有手腕、有謀略的帝王，只能遺憾的走向覆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