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爲什麼深得乾隆皇帝的青睞，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乾隆皇帝
爲官多年，爲朝編書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紀昀補授貴州都勻知府，乾隆皇帝以其“學問素優，予以外任，轉恐不能盡其所長，著以四品銜，仍留庶子任”。
紀昀在朝內數十年，雖多次獲罪，但均得乾隆皇帝寬恕。嘉慶皇帝則繼承了他父親的傳統，對紀昀更是寵信有加，短短十年之間，紀昀的官職連連上升，直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管國子監事。
但是到了嘉慶八年二月，紀昀等由於辦理孝淑皇后靈柩安葬之事具奏儀折內言詞有所不妥遭嘉慶帝怪罪，各有關王公大臣都受到不等的處分，嘉慶皇帝對紀昀格外開恩：“紀昀久任禮部，向來於典禮事宜尚爲諳習。惟年已八旬，於各處事務不能兼顧。紀昀無庸署理兵部尚書，並革去文淵閣直閣事、教習庶吉士，仍帶革職留任。”
嘉慶皇帝
紀昀對這兩位聖上的特別呵護心領神會，因此把自己畢生的精力和學問都用來報答皇上的知遇之恩。
在他一生當中，尤其是在入朝爲官的五十多年裏，除《閱微草堂筆記》和《三十六亭詩》、《南行雜詠》、《烏魯木齊雜詩》等幾部詩集，只寫過一部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即兩卷《沈氏四聲考》，其餘的時間和精力幾乎都用在了爲朝廷編書上了。
乾隆二十三年，他三十五歲，任武英殿纂修;乾隆二十四年，任功臣館總纂;乾隆二十五年，任國史館總纂;乾隆二十六年，任方略館總校;乾隆三十二年，任三通館提調兼纂修;乾隆三十八年，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嘉慶四年，他已是七十六歲高齡，但仍出任了《高宗實錄》館總裁。
紀曉嵐
除此之外，他還是《熱河志》《勝朝殉節諸臣錄》《歷代職官表》《契丹國志》《河源紀略》《八旗通志》等多部巨帙的總纂官，還是《大清會典》的副總裁。
編纂《四庫全書》
在紀曉嵐領纂的衆多巨帙當中，最爲著名的當推《四庫全書》的編纂。
爲編纂這套巨部叢書，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四庫全書》館開館，集中了全國學術界精英三百六十多名，苦幹十年，到乾隆四十七年始告竣工。
《四庫全書》
他們先後共抄寫正本七部，分別貯藏在宮中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避暑山莊的文津閣、盛京的文溯閣、鎮江的文宗閣、揚州的文匯閣和杭州的文瀾閣;一部副本，存放在宮中的翰林院，以供閱覽。
《四庫全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根據文津閣本統計，計收書三千五百零三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抄成三萬六千三百零四冊，大約十億字。上起先秦，下到清初，重要著作大體皆備。
《四庫全書》的編纂是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古籍整理，對清代目錄。校勘、輯佚、刻書事業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當然其編纂目的在於鞏固清代統治，在編輯過程當中，對徵集到的圖書採取了查禁、銷燬、抽毀、篡改等政策，使大量古籍遭到毀壞，這是編纂《四庫全書》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之一。
爲了編纂好這部巨書，專門成立了一套責任分明、分工精細的領導班子，設十名總裁總理其事，分別由皇子、軍機大臣和大學士來擔任，但他們基本上只是掛個空名而不理實事;並且，於開館當年，劉綸、劉統勳、裘曰修都相繼去世。
而真正管理編纂業務的是總纂官，總纂官由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三人擔任。而當時擔任雲南巡撫的孫士毅還是在乾隆四十五年五月纔到館，由於當時他沒有參劾貪贓枉法的雲貴總督李侍堯，獲罪原擬發往伊犁，乾隆帝認爲其“學問亦優，著加恩免其發往伊犁，令在《四庫全書》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與紀昀、陸錫熊同辦總纂事務，以贖前愆”。
因此，實際主持編纂者，只是紀、陸二人而已。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紀昀修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分經、史、子、集四部，又分四十四大類、六十五個子目。
各部前寫有大序，各小類前又寫有小序，子目後面附有按語，以闡明學術源流和分類立目原委，並說明各書內容、作者生平或評論其得失，十分系統地介紹了乾隆以前、尤其是元朝以前存世的歷代典籍。
這部《總目》堪稱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規模最大的官修目錄，對當時和以後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在目錄、版本、校勘學等方面的研究，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直到現在，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乾隆四十七年，紀昀又寫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也是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各書只是寫一簡化提要，包括卷數、作者、朝代和主要內容，不包括存目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