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是中國歷史上繼西漢之後又一個大一統的中原王朝，由漢朝宗室，漢高祖的九世孫劉秀所建立，至漢獻帝劉協亡國曆經一百九十五年。東漢王朝一直吊打外族，軍事強橫爲什麼會一步步走向了滅亡?
西漢末年，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卻因橫徵暴斂，壓榨百姓而爆發綠林赤眉起義，光武帝劉秀趁機發展壯大，最終結束戰亂，恢復了大一統局面，建立了東漢王朝。即位之初便吸取西漢外戚、權臣干政至滅國的慘痛教訓，致力於整頓吏治，防範功臣、宗室諸王及外戚專權，對之更是多加限制。
在行政體制上，一方面進一步抑奪三公職權，使全國政務都經尚書檯，最後總攬於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強監察制度，提高刺舉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和部刺史的權限和地位。簡併郡縣，裁撤冗官。很大程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重視經濟復甦。清查土地，新定稅金，振興農業，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劉秀的種種舉措帶來了東漢的興盛，帶來了“光武中興”。
後來的漢明帝和漢章帝，致力發展，使東漢進入全盛時期，史稱明章之治。在漢章帝后期，開任用外戚之先河，外戚日益跋扈，後漢和帝繼位後掃滅外戚，親政後使東漢國力達到極盛，時人稱之爲“永元之隆”。可是好景並不長。後期又發生了太后稱制、外戚干政，宦官弄權，皇權旁落，戚宦之爭，使得朝政日益腐敗，而地方大族和豪強勢力大肆兼併土地，趁機發展個人武裝。
到了桓靈在位的時期，更是昏庸無道、橫徵暴斂、買官鬻爵，農民在多重殘酷壓榨下不堪重荷，終於爆發了黃巾之亂，中央政府令各州郡自行募兵，平定了起義，州牧的設立和州刺史權力的提升，和卻導致了地方官員豪強擁兵自重。自外戚何進掌朝，十常侍弄權，董卓之亂又起，自此東漢大權旁落，揭開了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大幕，東漢政權變得岌岌可危。
黃巾起義之後，董卓入朝，由於外戚和宦官的勢力已同歸於盡，導致董卓實際控制了朝廷和皇帝。爲了更好的立威，使用權力。董卓廢掉了漢少帝，立陳留王劉協爲皇帝，即漢獻帝。董卓的諸多倒行逆施引起了關東地方諸侯勢力的不滿，紛紛以討董爲名起兵。組成以袁紹爲盟主的關東十八路諸侯聯軍討伐董卓。但結果以失敗而告終。
而董卓則挾持漢獻帝遷都長安，並且焚燒了洛陽。與此同時，各地的地方軍閥紛紛互相攻伐，以增加自身實力，東漢中央政府的威望蕩然無存。后王允設計，與呂布合力除掉董卓，但不久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捲土重來。劉協和羣臣不得已逃出長安回到洛陽。處境悽慘無比。後曹操迎漢獻帝劉協遷都到許昌。之後曹操逐漸掌握朝廷權力。劉協變成了“傀儡”皇帝。 220年，曹丕篡漢，改國號爲“魏”，東漢宣告滅亡，從此進入了波瀾壯闊的三國時期。
東漢王朝爲什麼會一步步走向了滅亡?
第一，東漢的時候，皇權專制已經名存實亡了，權力在東漢的門閥士族手裏。東漢的門閥可謂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漢和帝時期的司徒魯恭，他的祖先是魯國的皇室，魯國被楚國消滅後，他的族人就搬去了下邑，世代擔任2000石官員。魯恭的父親曾經擔任武陵的太守，弟弟魯工是侍中，兒子魯謙擔任隴西的太守，可謂父子兄弟都在朝當官。再說南陽的陰識，他的祖先出自管仲，上百年來積累了家業千萬，到西漢的時候，陰子方有田地七百多公頃，和馬匹、僕人、奴隸相當多。劉秀和劉縯起兵的時候，陰識帶領宗室的子弟和賓客一千多人跟隨着。門閥士族在春秋戰國時期萌芽，經過西漢一個朝代的上百年發展，最後在東漢時期事情爆發了。
第二，前朝的黑鍋之後的王朝背。西漢初期朝廷實行的是重農抑商政策，禁止商人當官，商人還不能穿絲質的衣服，出門不能乘車等。到了西漢中期，漢武帝一開始還想想盡辦法來打壓商人富家，但是因爲漢武帝后期的軍資耗費和宮廷的奢靡浪費，一度讓國家的財政都緊張了。爲了緩和狀況，朝廷採取了入粟補官和賣官鬻爵的辦法，富豪地主們就此有了進入仕途的機會。西漢後期，富豪們的仕途之路沒有阻礙了。漢高祖劉邦還曾經下詔“復故爵田宅”，承認了秦國因公所賜田宅爵位的合法性，給了秦朝的舊貴族舊地主繼續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這些掌權的地主豪強在西漢慢慢壯大，連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也是豪強地主家族出身。所以門閥士族在東漢發展壯大得很明顯，眼看着門閥士族都壯大了，帝王們不是全沒有作爲，東漢初期的前三代君主不斷出臺各類地方政策打壓門閥士族們。門閥的壯大預示着東漢王朝命不久矣，最後黃巾軍起義爆發，衝擊了東漢外強中乾的軍事體系。朝廷爲了挽救危機，允許各地募兵。這樣，門閥們趁機擴張勢力。後來地方割據勢力因此形成，起義雖然被鎮壓了，最後卻是東漢的滅亡和羣雄爭霸。
導致東漢走向滅亡的三大因素
主公觀：二重君臣觀念的流行
在東漢士人的心目中，除了那個高高在上的皇帝被視爲“君主”以外，還有那些辟舉自己做屬吏的府主被視爲“恩主”，士人作爲臣子與君主結成“帝臣關係”，士人作爲門生故吏與恩主結成“闢屬關係”，兩種關係共同構成了東漢士人的二重君臣觀念。雖然，闢屬關係往往因人而異，不同的恩主、不同的門生故吏都會有不同程度的關係緊密程度，但二重君臣觀念的客觀存在，爲地方割據軍閥要求門生故吏向自己履行忠君義務，提供了可能。所以，我們就會看到，東漢士人，一方面會尊皇帝爲“陛下”、“君父”、“君上”，一方面又會尊府主爲“主公”、“明公”、“恩公”，這種源自人事選拔制度的觀念對於君主集權的消解是致命的。
豪族化：地方豪族全面控制地方事權
東漢的土地兼併在劉秀度田令失敗後便野蠻滋長了起來，皇室成員、強勢外戚、掌權宦官紛紛在西京長安、東京雒陽、南都南陽所在的關中、中原以及自己家族的故鄉藉着自身的權勢大搞土地兼併，各地豪族也紛紛效仿。成爲大地主大莊園主的豪族又通過婚媾聯姻、家傳經律的方式成爲州郡望族、學閥世家，從而便能在地方經濟、政治、文化上全面壟斷地方權力。像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這種頂級豪族其實並不多，但像潁川荀氏、河內司馬氏、吳郡顧陸朱張這種地方性豪族卻遍佈各個州郡，並逐步壟斷了所在郡的事權。
州牧制：州牧的設置提供割據的制度可能
爲了在鎮壓以黃巾起義爲代表的一系列“跨州連郡”的流民起義，漢靈帝不得不把原本僅僅是個監察長官、臨時軍事長官的州刺史升格爲各郡太守之上的一級全權長官，可以綜合調度一州各郡的行政、軍事、財稅資源。再加上漢代郡守本來就擁有自己徵辟屬官的權限，這一人事權限也依照常例給了州牧。各地軍閥從此便可以憑藉自身實力，成爲一方州牧，堂而皇之地獲取到全權割據的合法名分。所以，我們會看到，漢末羣雄混戰之時，軍閥往往都是以“某州牧”的名義發號施令，例如冀州牧袁紹、徐州牧劉備、兗州牧曹操、荊州牧劉表、幽州牧劉虞、益州牧劉焉等等。
以上三個因素爲地方軍閥的形成與割據提供了觀念層面、社會層面、制度層面的土壤，再加上桓靈昏庸、黨錮之禍、黃巾起義、董卓專政等四十年間一連串嚴重貶損東漢朝廷威望的事件激化，歷史便在公元189年這個時間點，以黃巾之亂爲契機，從長期大一統皇權的時代轉入到了長期分裂割據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