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萬曆三大徵，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萬曆三大徵是明代萬曆年間爆發的寧夏之役、援朝之役、播州之役的統稱，其爆發地分別位於大明的西北部、東北部、西南部，從爆發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的寧夏之役開始，三大徵在八年的時間裏相繼爆發。
萬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寧夏副總兵拜糾集兒子承恩、義子云及因不滿寧夏巡撫黨馨苛虐士卒而發生兵變的寧夏鎮衛所將士發動叛亂，爲了壯大聲勢，拜又聯絡套虜犯邊，明軍在葉夢熊、魏學曾、李如鬆、麻貴等人指揮下耗時六個多月終於取得了寧夏之役的勝利。
萬曆二十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批明軍在參將戴朝弁、遊擊史儒的率領下渡江赴李朝平定倭亂，援朝之役爆發。經過六年的浴血奮戰，明軍在陳璘的指揮下於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在乙山剿滅了最後一支倭寇殘兵，援朝之役以大明的勝利告終。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總督李化龍率領二十四萬大軍平定楊應龍之亂，播州之役爆發。經過一百四十多天的戰鬥，明軍於六月初六攻破海龍屯，播州土司楊應龍自縊身亡，六月二十八日，李化龍將播州之役的告捷奏疏上報朝廷，十二月二十日，明神宗親至午門舉行播州之役的獻俘儀式，播州之役以大明的勝利告終。
萬曆三大徵的全部勝利，不僅使大明保住了疆域的完整，還使大明解決了爲禍西北已久的套虜問題、避免倭寇蹂躪東北部的遼東、成功對播州實施了改土歸流。此外，三大徵的全部勝利也重振了大明的國威、軍威，使得建州女真、土蠻、朵顏三衛、西南土司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不敢輕舉妄動，例如萬曆四十一年，僅僅一千協防葉赫的明軍就讓努爾哈赤的四萬大軍鎩羽而歸。
但是，由於大明在萬曆三大徵中損耗了過多的財力、兵力，所以，至今仍有相當一部分歷史學者將大明的滅亡歸咎於此。
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萬之積，盡填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絀。墜狡夷之牢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今時事與資力並當困絀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刃之餘。——《明神宗實錄》
在這些歷史學者看來，萬曆三大徵損耗了過多的財力、兵力與大明的滅亡之間存在的邏輯聯繫有二：
一、過多的財力損耗使得太倉存銀從張居正時期每年盈餘四百萬兩變成了“一空如洗”(《神廟留中奏疏匯要》)、太僕寺存銀從萬曆初期的一千多萬兩減少到一百多萬兩(《明神宗實錄》)、通州大倉存糧從萬曆十一年(1583)的一千八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餘石減少到萬曆三十年(1602)的四百四十八萬餘石(《明神宗實錄》)，導致朝廷一再通過增派賦稅來彌補虧空，進而造成了流民起義不斷髮生;
二、過多的財力、兵力損耗使得整個大明尤其是遼東地區出現了民生凋敝、軍事實力大大削弱的情況，乘此有利時機努爾哈赤的建州女真先後吞併了哈達、輝發、烏拉等部，而大明只能通過扶持葉赫、海西等部的方式制衡建州女真，卻收效甚微，最終只能坐視建州女真崛起。
流民起義的不斷髮生和建州女真的崛起皆是導致大明滅亡的直接原因，所以，單從表面上來看，萬曆三大徵損耗了過多的財力、兵力與大明的滅亡之間存在的邏輯聯繫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事實果真如此嗎?
首先來看一下流民起義的不斷髮生是否是由萬曆三大徵損耗了過多的財力造成的。
根據《明神宗實錄》中的記載，寧夏之役耗費餉銀一百七十多萬兩、援朝之役耗費餉銀八百多萬兩、播州之役耗費餉銀一百五十多萬兩，據此可知大明爲萬曆三大徵耗費的餉銀共計一千一百二十多萬兩，但是任何一場戰爭的耗費都不可能僅僅只有餉銀，武器裝備、後勤物資、後勤物資的運輸、傷亡將士的撫卹、有功將士的賞銀、餵養戰馬和馬騾的米豆和草料等都需要耗費大量的財力，所以，大明在萬曆三大徵中的實際開支當在三千萬兩以上。
如果這三千萬兩開支全部是以增派賦稅的方式獲得，那麼流民起義的不斷髮生絕對是萬曆三大徵損耗了過多的財力造成的，但是，根據《明神宗實錄》中的記載，萬曆三大徵中明軍餉銀有八百萬兩是從明神宗的內庫撥付的，再根據《奏繳支存馬價冊籍疏》中提到的東征經略宋應昌曾向太僕寺提取馬價銀六十五萬兩向參加援朝之役的明軍將士發放餉銀的記載來看，其餘的餉銀應該是由太僕寺撥付的。
根據前文太倉存銀、太僕寺存銀、通州大倉存糧的減少情況可知，除了餉銀之外的武器裝備、後勤物資等開支的大部分也不是通過增派賦稅的方式獲得的，而是由太倉、太僕寺、通州大倉共同撥付的，萬曆三大徵中唯一一次增派賦稅發生在播州之役時，並且增派的規模僅有二百萬兩，佔万歷三大徵所有開支的十五分之一。
此外，太倉存銀、太僕寺存銀、通州大倉存糧的減少也不全是因爲萬曆三大徵，萬曆二十二年至萬曆二十四年，中原地區因洪災而引發了大範圍的饑荒，波及人口達四千多萬。爲了救助災民、饑民，明神宗任命光祿寺寺丞鍾化民負責救災，並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甚至皇室和朝臣也紛紛捐獻銀兩，最終成功的平息了這次危機。
公(鍾化民)去儀從，選捷騎，素服馳巡，晝夜寢食鞍馬間，隨行止精力胥吏六人。不兩月，巡歷各州縣，所至止食廠粥，禁供給，不坐公署。隨地問民疾苦。——《賑豫紀略》
雖然萬曆三大徵和救助災民、饑民損耗了大量的兵力、財力、人力、物力，但是明神宗爲了彌補虧空所採取的主要措施卻不是增派賦稅，而是派出礦監、稅使徵收礦稅和商稅，並且收上來的礦稅和商稅也不是全部進入了明神宗的內庫，其中相當一部分都被用於賑災和軍費。所以，將流民起義的不斷髮生歸咎於萬曆三大徵太過於牽強附會。
萬曆三十六年準留儀真稅銀;萬曆三十七年準留北直、河南、山陝稅銀;萬曆三十八年準留福建、四川稅銀，以賑災荒。——《明神宗實錄》
萬曆四十七年下詔：“其以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一年稅銀盡充軍費。”——《明通鑑》
那麼，導致明末流民起義不斷髮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答案是官僚和依附於官僚的大地主對土地的兼併，由於被他們兼併的土地不用繳納賦稅，結果導致本應由他們承擔的賦稅被轉嫁到大量無地、少地的農民身上，進而引發了“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和變成流民的農民爲求生存不斷起義。
富者或坐享無稅之田，而貧者多空輸無田之稅。富者稅少則差輕，故益富，貧者稅多則差重，故益貧，此不均之弊也。——《丘隅意見》
接着再來看一下建州女真的崛起是否是由萬曆三大徵損耗了過多的財力、兵力造成的。
有歷史學者曾統計過，大明在援朝之役的總耗費高達兩千四百多萬兩，並且作爲援朝之役的主力，遼東駐軍在整個戰役期間的傷亡總數達四萬餘，佔到了遼東十一萬餘駐軍的三分之一還多，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爲兵力和財力的損耗過多才是大明無力遏制建州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
雖然萬曆三大徵損耗了過多的財力、兵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建州女真的崛起，但是這卻不是建州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因爲強軍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鍛煉出來，如果播州之役的參戰明軍沒有經過寧夏之役、援朝之役的鍛鍊，那麼播州之役絕對不可能僅歷時一百四十多天就取得勝利。
既然如此，導致建州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又是什麼呢?答案是遼東鎮守太監和各級將領對軍屯和民屯田地的侵佔、努爾哈赤的韜光養晦，軍屯和民屯田地被侵佔導致了遼東地區出現了民生凋敝、軍事實力大大削弱的情況，努爾哈赤的韜光養晦成功的騙過了大明君臣，使得大明既沒有藉口、也沒有想法去遏制建州女真的崛起，例如萬曆三十九年，明神宗僅僅是下詔斥責：“奴(努爾哈赤)何爲殺我七部屬夷”，努爾哈赤就親自前往京師嚮明神宗解釋。
遼東鎮守太監白懷、鎮守總兵麻循、監槍少監張泰、遼陽副總兵張銘、分守監丞盧安、參將肖滓、李鑑、遊擊將軍傅瀚等人，各佔種軍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餘頃，少者十餘頃。——《明世宗實錄》
奴(努爾哈赤)何爲殺我七部屬夷，何爲奪我發給吾兒忽答等敕書三百六十三道，又何爲一旦叛款，陳兵犯順。——《明神宗實錄》
綜上所述，導致大明滅亡的真正原因不是萬曆三大徵損耗了過多的財力、兵力，而是官僚和依附於官僚的大地主對土地的兼併、遼東鎮守太監和各級將領對軍民屯田的侵佔、努爾哈赤的韜光養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