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俸祿制度上，明太祖採取了“薄俸制”，不僅取消了所謂的職田制，即以租田收取的租粟爲俸祿的制度，還取消了官員的退休金，有些過於刻薄。清承明制，清朝的統治者也承襲了這一作法，根據清代《戶部則例》記載：
清朝在京官員每年的俸祿：一品官爲180兩，二品爲155兩，三品爲130兩，四品爲105兩，五品爲80兩，六品爲60兩，七品爲45兩，八品爲40兩，九品爲31.5兩。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地方官的俸祿與京官相同，所不同的是京官還有“祿米”發放的待遇，發放標準一般爲每一兩銀髮米一斛。作爲知縣的日常開支，主要有兩項：
1、基本生活開支。作爲清代最基層的“公務員”，知縣沒有差旅費、伙食補助、醫保，連官服都得自掏腰包;
2、爲完成政務，知縣得聘請刑名、錢穀、徵比、書啓等幕僚，人數一般在四五人，若是大的州縣，人數就得在七八人。這些人都不是“吃皇糧”的，是沒有編制的，薪水由知縣支付。
此外，身處人情社會，官場上的迎來送往，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如地方官變着法孝敬京官的，可謂名目繁多，夏天的降溫費，稱爲“冰敬”;冬天的取暖費，稱爲“炭敬”;送個西瓜，還取名“瓜敬”，不是每位官員，都有“海筆架”那樣的勇氣免俗。月俸祿三兩有餘，不足四兩的清朝知縣，應付自家生計，尚且勉爲其難，更不要說還有那麼大一攤子了。
爲了維持生計，不得不想轍。當時，地方上繳國庫稅銀，因徵繳之時，存在相當一部分是碎銀，故需要重新熔化後鑄成銀錠，中間會造成一定的損耗，“專業術語”叫做火耗(火耗也不是清代的首創，最早見於《元史·刑法志》)。火耗即便再小，地方官也不願意自掏腰包，這部分的“缺口”自然落在了百姓身上。
清初，百廢待興，財政緊張，執政者也就默許了這一行爲，以致於許多地方實際徵耗的數額已大大超過了正賦，除了小部分補足損耗外，其餘均由徵收賦稅的地方官吏支配。但因缺乏統一的指導性意見，爲各地方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間，一般的操作是正賦之上，加徵兩、三成;有的地方則高達五、六成;膽子更大的，甚至“數倍與正額者有之”。
有鑑如此，雍正執政後，綜合山西巡撫諾岷以及河南巡撫石文焯的建議，將火耗統一收歸省裏，統籌分成三份：一份當作官員的養廉銀，一份彌補州縣的財政虧空，還有一份當作地方公用。
根據職務級別、職位重要程度以及事務的繁簡，養廉銀的數量從幾十兩到幾萬兩不等。總督養廉銀爲20000 -13000兩，巡撫15000 -10000兩，知州、知縣這一級別爲2000 -500兩不等。由此可見，地方官的養廉銀超過超過了正俸，很大程度緩解了知縣，只有正俸的“囊中羞澀”。
該項政策先在山西、河南試點成功後，再全國推廣。積極的一方面是，雍正將這部分“灰色收入”合法化，並給予了指導性意見，使得原來徵收火耗由兩、三成下降至一成，遏制了地方官的橫徵暴斂。
消極的一方面呢，此舉只是雍正廉政建設中的表層，提高俸祿能一定程度遏制腐敗，但廉政建設又不能僅僅侷限於此，應該完善監管措施，才能真正遏制腐敗。另外，養廉銀政策歸根到底是清政府財政緊張的表現，是與民爭利，用法律的形式將火耗轉嫁到百姓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