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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雖然是“八朝古都”，但多爲霸業政權，只有北宋這一個大一統王朝在此立都，這說明開封對於大一統王朝來說並非首選。相比較開封而言，北方的西安、洛陽、北京更受青睞，事實上宋太祖趙匡胤當年也有遷都洛陽、西安之意，只不過受諸多因素影響而作罷。這些因素當中有人爲的干擾，也有客觀的需求，在那個時期，開封無疑是最佳的定都對象。
人爲因素的影響
“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續資治通鑑長編》
當年宋太祖曾表達過遷都之意，其遷都的原則是挑選地理位置利於防禦的，這樣便可憑地理之險，裁撤一些不必要的軍隊。這與宋太祖強幹弱枝的軍事佈局其實是吻合的，都城如果能據山河之險，則會比中央禁軍更可靠。而這個想法被趙光義一句話噎死了，他對張匡胤說了句“在德不在險”，此話的意思就是治理國家是以徳爲主，以徳服人還需要什麼山河之險呢?這話趙匡胤怎麼接?執意遷都就是不願做一位以德服人的君主，這個坑他可不敢跳!只好在私下無人時，趙匡胤纔對趙光義說“晉王之言故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京邑凋弊，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李符
反對宋太祖遷都的人除了趙光義，還有起居郎李符，他大概提出了遷都洛陽的八大難題。大概意思就是洛陽自唐末的長期戰亂已經凋零，重建爲都的成本太高，基礎設施建設、人口遷移、土地劃分等工作相當繁雜;軍事上雖然易守難攻，但四塞皆需要重建防禦體系，北宋立國不久，這樣的巨大費用是無力承擔的。
當時趙匡胤並未聽取李符的建議，然後又蹦噠出來個李懷忠，此人爲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他對趙匡胤說“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李懷忠的這席話其實點明瞭開封的主要優勢，即漕運便利，從而能夠養活首都規模龐大的人口(包括軍隊)。
我國古代運河開鑿疏通的主線就是南北、東西互通，政治中心的東移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運河能接通到哪裏。從西安到洛陽，關中地區無法滿足日益龐大的人口規模時，洛陽的地位便陡然提升，隋唐時期若非關隴政治因素，遷都洛陽必然會成形，而非只是一個東都。隋唐大運河的開鑿，其核心目的也是將南方糧食、財富運往洛陽。
然而運河開鑿、維護的成本相當高，隋朝開鑿通濟渠便是爲了供養洛陽，此渠分爲三段：西段自洛陽西苑，引谷水、洛水，東循陽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黃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黃河的自然河流;東段起自板渚，引黃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從而聯通黃淮。隋朝又在洛陽建設了五大糧倉，用於儲存南方運輸而來的糧食，這個“南糧北運”的大工程是隋唐時期洛陽得以維持繁華的保障。
但這條路線因連接水系沙土較多，每年疏通河道之成本非常昂貴，而開封所在位置是通濟渠東段，其中的汴渠連接黃淮兩大水系，既能滿足南糧北運的需求，同時也省去了中、西段運河的維護費用。所以趙光義說“京師屯兵百萬，全籍卞渠漕運東南之物贍養之。若遷都洛，恐水運艱難”。因爲在北宋建立之前，後漢、後周也是立都開封，幾乎放棄了通濟渠中西段的維護保養，北宋倘若遷都，則需再次疏通河道，當年隋煬帝修通濟渠時可是動用了數十萬民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宋初顯然不具備這種國力。
再說個題外話，元朝末期大運河堵塞，元朝統治者也是考慮到疏通河道成本太高，故而選擇了放棄內河航運，改由江南沿海碼頭向元大都運送糧食。所以朱元璋等南方割據勢力控制了海岸線後，元朝的氣數就盡了，朱元璋能夠完成由南向北的統一，很大程度上源於此因。
這裏是客觀事實，我之所以按人爲因素來講，主要考慮到勸諫之人的動機，至於漕運的客觀原因，後邊再講。無論是李符還是李懷忠的勸諫，趙匡胤都沒怎麼在意，但趙光義勸諫之後就不再提遷都的事兒了，畢竟張匡胤也不願做一個無德之君。那麼趙光義的動機是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趙匡胤有個兒子叫趙德芳，這個人在“斧聲燭影”事件中扮演了一個矛盾角色，他也是此事爭議最大的誘發因素。很多學者提出張匡胤有意傳位給趙德芳，那麼趙德芳與遷都有何關係呢?殊不知，趙德芳的岳父焦繼勳當時任河南府尹，治洛陽，而斧聲燭影的另一位主人公趙光義則時任開封府尹。有人說開封府尹在北宋就是儲君掛職鍛鍊的職位，其實在北宋開國之初，這個潛規則是不存在的，閒散宗室一樣可以出任開封府尹。
但既然歷史上發生了“斧聲燭影”的事件，就說明趙光義是覬覦皇位的，趙德芳不管有沒有被立爲儲君的意向，至少遷都洛陽都對趙光義不利，因爲趙光義的勢力、人脈集中於開封。如果遷都洛陽，那麼趙德芳的老丈人必然是其爭奪皇位的有力後盾。所以遷都一事明面上有很多客觀因素，但政治鬥爭的影子隨處可見，遷與不遷都是人爲因素主導的。提出“八難”的那位起居郎李符，最後也當上了權知開封府，這絕非是巧合吧?
客觀因素
當趙光義說出“在徳不在險”以後，趙匡胤也給出了很直接的迴應：“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之所以會這樣說，趙匡胤是想通過據險來縮減軍隊規模，而留都開封，無險可守，則無法縮減軍隊規模，那麼就需要源源不斷的財力流入京師，以供養規模龐大的禁軍。所以“在徳”二字就是空話，這只不過是趙光義向哥哥的政治發難，其實開封與洛陽的都城選址，最客觀的就是落在禁軍與漕運兩個關鍵點。
唐亡於藩鎮是不爭的事實，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就是爲了杜絕藩鎮，然後以中央禁軍達到”強幹弱枝“的功效。這種嘗試在五代已然形成，後梁軍事雖然仍然依靠藩鎮力量，但“侍衛親軍”的概念已經形成。後唐滅後梁時，莊宗擴充的“牙軍”已經初具禁軍之形，但這種牙軍在戰後被遣返回原藩，還非真正意義上的中央軍。後唐明宗以此種模式興起並奪取皇位後，便着手禁軍制度的改革，從而形成了真正的“親衛軍”，並將其置於中央序列，是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北宋禁軍便是延續了這種模式。
既然是職業軍人，那就需要財政供養，換今天的話叫體制內鐵飯碗。後梁軍事力量主要依靠範鎮，京師軍隊規模較小，所以後樑開平元年時，長安因戰亂損毀，朱全忠遷都洛陽並未遇到供養軍隊的壓力。此時雖也有過定都開封還是洛陽的爭執，但“從近古之制”依舊是最主流的意見。何爲古制?即“立四廟於西京”，也就是祭天，祭地的那套東西，重立皇帝“郊祀”之四廟，必於洛陽之南，這便是傳統古制。所以當時朱全忠的軍事基地在開封，定都卻選在了洛陽，這是有歷史情節的，也是禁軍模式未成形的結果。
樑末朱友珪篡位後，其異母弟朱友貞被授東京留守、開封府尹，這個不安分的弟弟於乾化三年(913年)率領開封的禁軍發動兵變，誅殺了朱友珪，隨後於開封定都稱帝。當時關於這個定都也受到百官阻撓，朱友貞則以“賊平之日，即謁洛陽陵廟”爲推脫，這既說明了洛陽在選都的歷史情節，也說明了開封供養軍隊的戰略地位不可替代。
後來後唐莊宗開始組建類似禁軍的組織，置於洛陽周圍，可由於洛陽周圍糧食貧乏，導致了供養不足，禁軍叛亂，莊宗也命喪叛亂。所以後來的後唐明宗只能把軍隊養在開封，行政中樞留於洛陽。後晉、後漢都是參照這個模式，但在皇帝行幸開封成爲常例時，開封的都城化建設也逐步展開，直到後周太祖正式將都城定於開封。
這個歷史發展就說明了洛陽在當時除了歷史情節和險關要隘外，就再無可取之處!後唐以後的禁軍規模動輒“衛士不下十萬”，這十萬人不事生產，享受“財政全供”，每年吃掉百萬石糧食，其裙帶家屬、隨軍等，亦由中央朝廷安置補貼。不管管家承擔的起否，首先要求一條暢通無阻的運輸補給線通達屯兵處，這就對漕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前文說了隋唐修大運河以惠澤洛陽，而到了北宋建國時大運河是何等景象呢?據載，“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污澤”，且當時江南屬於割據政權，想通過漕運達到南糧北運幾乎不可能。
在這一點上，趙光義看在了前頭，他在力主定都開封時，一方面爲太祖“強幹弱枝”的思想而擴充禁軍，一方面大力修浚汴渠相關水道，待北宋滅掉南唐以後，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產糧區，這才使汴渠暢通無阻的將南方糧食運抵北方，惠澤了開封。在此之前，開封的屯軍規模並沒有北宋大，此地主要通過五丈河從山東調糧，歲入百萬石而已。而汴渠疏通之後，歲入六百萬石，這纔是北宋禁軍賴以拱衛京師的基礎。而汴渠疏通之人力物力已經損耗巨大，再將古之通濟渠全線修通，只爲遷都，這種買賣誰看來都不划算!
趙光義爲開封做出的規劃與貢獻，完全戰勝了洛陽的歷史“權威”，也徹底改變了五代以來洛陽行政、開封屯軍的奇葩格局。加之宋太祖得國不正的後怕，志在剷除藩鎮之害，故而也就認同了趙光義的規劃，將行政、軍事集權統歸一城，實現“強幹”的最大化。太祖口頭表示遷都意在裁撤冗兵，其實早就默認了開封的戰略地位，只不過他收復燕雲未成。這一計劃倘若達成，開封也就不會遭到後世詬病了，燕雲若得，開封完全可以在北方屏障的保護下安然無恙，遼、金也就沒那麼容易南下入侵了。無論如何，北宋禁廂分治的軍事佈局對漕運要求極高，開封在當時遠比洛陽更具優勢，關中西安則早已落魄，根本不在選擇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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