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歷史上存在但又很神奇的事件!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一、宋王朝“吃了吐”
說起這類“聽着很扯”，扯過後又發人深省的歷史事件，就得先說說大宋朝的“吃了吐”。
“吃了吐”，是個相聲表演時的術語。但,“我大宋”的“吃了吐”，絕對讓人笑不出來：那真是把吃進去的肉，活活吐了出來。
第一樁“吃了吐”的事兒，發生在北宋元祐年間，當時宋神宗與王安石前後腳去世，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戛然而止。“舊黨”執掌大權。可“變法”一樁實錘的成就擺在這兒：經過一番變革，“積弱”已經的大宋軍隊脫胎換骨，摁着老對手西夏暴揍，一口氣收復蘭州米脂浮圖等四寨，成功鞏衛了西北國防。但在“舊黨”眼裏，這根本不是個事兒：割回去不就得了?
於是，諸位“舊黨”骨幹們輪番上奏，把先前宋軍自衛反擊收復國土的輝煌，說成“此爲國家之恥”，賣力鼓動“割地換和平”。如此歪理，氣的名將孫路拿着地圖當場質問：一旦這些土地全數割掉，大宋的熙河要地就危在旦夕，關中平原也就不保，你們想讓大宋重演唐朝天子扔下長安逃命的悲劇嗎?可聲聲質問，卻石沉大海，該割，還是割了。
正因這些熱血未涼的大臣力爭，“舊黨”原本想割的“六寨”，只割出了浮圖、米脂等四處。但不費一兵一卒就拿到好地的西夏，更是變本加厲侵擾大宋，半天和平都沒換來。
如果說這番“吃了吐”的操作，已是很扯，那麼此事七十多年後，南宋又上演了更雷的“吃了吐”：紹興三十二年(1162)，金主完顏亮悍然南侵，沒想到在採石磯遇到名將虞允文，六十萬金軍頓時瓦解。立下奇功的虞允文再接再厲來到西川，與名將吳璘密切配合，一舉收復秦鳳、熙河、永鳳三路。大宋收復中原的跳板，已經順利拿下。
可捷報傳來，宋孝宗的恩師，彼時的大宋中書舍人史浩卻着了急，他立刻歪曲戰況，以“孤軍深入”爲由，賣力勸說宋孝宗放棄新收復的陝西三路十三州，真忽悠得宋孝宗下了詔書，嚴令剛打了勝仗的吳璘全線撤軍。有昔日岳飛的前車之鑑，吳璘哪敢逗留?只能含淚南歸。已經打開勝利之門的北伐良機，白扔了。
直到憤怒的虞允文上奏交涉，史浩的畫皮才被揭開，他哪裏是怕宋軍“孤軍深入”?而是“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就是爲了自家“議和”的政績，毀前線大好戰局。宋孝宗這才捶胸大呼“史浩誤朕”。可誤了又如何?機會已經丟了!
大宋爲何積貧積弱?因爲這類“以國謀私”的角色，太多太多。
二、窮瘋的“大明皇室宗親”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明朝代府奉國將軍朱聰浸，向當時的明世宗泣血上奏，說自己窮到家徒四壁，全家老幼餓得好幾天吃不上飯。和自己一樣的“奉國將軍”們，有的窮到三十來歲娶不上老婆，有的死了十幾年沒錢埋，甚至要曝屍荒野。那真是“俯天仰地，無門控訴”——皇上，就等您做主了。
堂堂奉國將軍，那可是郡王的曾孫，根正苗紅的大明皇室後代，真能在大明年間窮到這地步?
乍看去，這話很扯。
要知道，明朝的宗室們，是一羣“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的人。生下來就有爵位，躺着就有錢花，爲養這幫人，嘉靖年間時，大明每年就要花掉八百多萬石糧食，是京城存糧數額的一倍。另外還有大量莊田。再窮，也不可能窮這幫人嘛。
可事實是，朱聰浸沒扯謊，到他們這一枝，那是真窮。
首先是他們人數太多，別看“大明宗室”這個身份光鮮，可放在明王朝，卻是一點不稀罕。學者顧誠認爲，明亡時的宗室人數，保守估計在二十萬人以上。養這麼多白吃飯不幹活的人，而且還要吃得好，花銷自然天文數字。在明朝當時，普通的王爺，錢糧都說欠就欠。僅嘉靖年間山西的藩王，就累計被欠了一百四十萬石錢糧。到了“奉國將軍”這一級，自然也就更苦。
這一類窮苦的“皇族”，在明朝也有個別稱：窮宗。有人爲了生計，竟然沿街乞討，還有人乾脆組團打劫偷盜，整個明朝中後期，鬧出活劇種種。
可問題是，這該怪誰?連這個問題都解決不好的大明朝，最後當然不出意外，陷入了活活窮死的大坑。
三、求求你當我學生吧
晚清落後捱打，“扯事”自然不少。比如封建時代無比嚴肅的“師生關係”，到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清末，竟也變了樣：以往都是學生求着拜老師，清末卻是“老師”求着“學生”拜自己。甚至不惜臉皮跑到學生家去，強行要學生行“拜師禮”。這類“扯事”，當時也有個諢名：倒拜門。
爲何會有“倒拜門”?李伯元小說《官場現形記》裏解釋了：“原指望多收幾個財主門生，好吧舊欠還清，再拖新賬”。敢情，就是讓學生給老師當提款機。
而在實際操作裏，這事的過程卻更“扯”：《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記載，光緒年間有個侍郎回漢口閒住。消息傳開後，當地一個周姓財主動了心思，拉着自家兒子找侍郎大人拜師，還允諾了一百塊大洋的拜師禮。但許了承諾後，周財主卻糾結了：這個侍郎看上去不像個正經人，我兒子拜了他會不會學壞?要不再等等?
可週財主哪裏想到，這侍郎大人卻等不得了。原來這位侍郎大人回漢口後，早就吃喝嫖賭欠了一屁股債，就等着周財主一百大洋的“拜師費”救急。一聽周財主糾結，他竟然直接殺到周財主家，強逼着周財主的兒子給自己行拜師禮，“隆重”拜過師後，侍郎大人揣起一百塊大洋樂顛顛走人，卻把“學生”和“家長”扔在原地。
想攀高枝的“學生家長”，外加爲錢來的侍郎，一場“倒拜門”，縮影了清政府垮臺前的衆生相。
四、民國治不了天花
1949年，在全世界對中國的“看衰”聲裏，有句話格外刺耳：天花將是新中國最難解決的問題。
乍一看去，這話確實扯。早在十九世紀時，西方人就推廣了種痘法，從此天花這個恐怖疾病，在西方各國已不是大患。作爲世界上最早發明種痘法的中國，竟解決不了天花?事實是，至少之前三十八年的民國時代裏，這事真沒解決。
近代作家沈從文的小說《泥途》裏，就描繪了長江中部的市鎮上，“許多人家的小孩子都傳染着天花”的慘景。而在真實的民國時代上，那多少“優雅風情”背後，是當時中國匱乏的醫療資源：一直到1934年時，中國全國的醫生只有7800多人。省級傳染病醫院不到16所，從醫生到護士都是稀缺，衛生經費更是匱乏，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衛生經費只佔到行政經費的百分之七，比教育經費低三倍，這都算是條件好的。
於是，在陸續爆發了五十九次大規模瘟疫的民國時代，天花更成了死亡惡魔。在新疆甘肅的多次瘟疫裏，天花的殺傷力都排在前四位。而清末時就引進西方種痘技術，且經濟條件居於全國前列，全年氣溫較高(天花怕高溫)的廣東，卻成了天花的重災區，從1912年至1949年，幾乎年年爆發大規模天花瘟疫——沒錢防治，沒人願防治，天花，就成了一代中國人的痛苦記憶。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全國種痘”，且不斷升級種痘技術，實現疫苗更新換代，終於在1962年，成功令天花在中國境內絕跡。站起來的新中國，也向世界宣告：中國，成功消滅天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