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負責文化班的學院副院長莫文驊找到湯光恢，對他說，關於評定軍銜的事情，毛主席認爲中將的名單超過了200個，多了些，要我們做做工作，自願地降下來。湯光恢當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講話了，我帶頭降下來。在他的帶頭下，班裏其他學員也表示，既然老湯你帶頭降，我們也要求降。
湯光恢，江西省永豐縣恩江鎮人，曾任黑龍江軍區第二政委、江西省軍區第二政委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2年9月按正兵團職待遇離休。筆者1985年起從事黨史工作，曾兩次有幸拜訪老將軍。老將軍言語樸實，和藹可親，其革命經歷感人至深，現擷取幾個故事獻給讀者。
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宣傳員
1909年8月，湯光恢出生在恩江鎮柏樹內村一個貧苦家庭。父母親、三個哥哥、兩個妹妹，加上他自己，一家八口，僅靠父親從事鄉村私塾教書的一點微薄收入過日子，生活十分清貧。12歲時，母親因病無錢醫治去世。兄妹中，大多因貧病而亡。清貧的生活，勤勞善良父母的言傳身教，使湯光恢從小就養成了勤勞儉樸、刻苦好學的品德。五四運動後，新文化、新思想在永豐迅速傳播開來。永豐縣在吉安讀書的宋大勳、袁佐龍、薛佐唐等青年學生，利用放寒暑假的機會，宣傳革命思想，積極推動辦義務小學、平民夜校、讀書班等，許多窮人的孩子得到了讀書的機會，湯光恢也因此進入城三鄉義務小學免費學習，1923年考入濠上舊制高等小學。由於他勤奮好學、品學兼優，1925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被學校留下來擔任初級班教師。
隨着新文化的傳播，馬克思主義也逐漸在永豐傳播。1923年初，宋大勳等人發起成立“永豐青年書報社”，集資購買《嚮導》《新青年》《共產主義ABC》《小說月報》《晨報》《狂人日記》等進步書刊，供青年學生閱讀。1924年8月，又祕密成立黨團外圍組織“恩江學會”，1925年7月向社會公開，其宗旨是：“養成團體生活，擁護羣衆利益，介紹新潮，改造社會。”湯光恢有時間就到書報社，閱讀進步書刊，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春，加入“恩江學會”，同年11月，由薛佐唐、黃肇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與此同時，湯光恢還積極參與黨團組織開展的革命活動。演文明戲，宣傳反帝反封建。演員大多爲黨團員，周興、黃歐東都是主要演員。湯光恢忙着賣戲票、搞道具。當時的永豐，老百姓只有在過年時纔有機會看戲，平時基本上沒有文化生活。聽到縣城有戲看，羣衆便扶老攜幼，有的甚至從幾十裏的鄉下跑來觀看，把戲場(上西坊張王廟內)擠得滿滿的，十分熱鬧。許多年輕人看了戲後，受到教育，積極參加農民協會和工會，成爲反帝反封建的積極分子。辦夜校，宣傳革命思想。利用寒暑假，在農村通過農民協會開辦農民夜校，在縣城通過工會開辦平民夜校。辦夜校公開的口號是消滅文盲，實際上是宣傳革命形勢，講三大政策，講封建剝削根源，啓發羣衆階級覺悟，在動員羣衆、組織羣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羣衆覺悟的不斷提高，使國民黨右派十分驚恐，他們不僅策劃了1927年的“三七”事變，破壞進步團體，逮捕主要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袁佐龍、鍾兆祥、薛佐唐、聶作漢等人，迫使他們逃亡在外，而且散佈流言蜚語，污衊攻擊共產黨是“共產共妻”、共產主義是“財產均分”，在羣衆中製造思想混亂。爲了揭露國民黨右派的陰謀，幫助羣衆正確瞭解共產黨，正確理解共產主義，被人稱爲“小秀才”的湯光恢，自然擔負起了這一光榮任務。
在當時，有關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方面的材料大都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文字不通俗，許多人看不懂。爲解決宣傳材料缺乏而且難懂的問題，湯光恢和曾紹參、溫厚福等革命知識青年商議，自己動手，分工編寫一本通俗的宣傳小冊子，取名爲《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小冊子編好後，又發動大家集資送到吉安石印，於1927年五一節前出版發行。
小冊子共7300字，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簡明扼要地來說明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共產黨，以消除人們的誤會。這本小冊子由湯光恢的本家人埋藏於地下，1986年從地下挖出，封面上還蓋有湯光恢當年的印章，現珍藏在江西省革命歷史博物館。
有一天，負責文化班的學院副院長莫文驊找到湯光恢，對他說，關於評定軍銜的事情，毛主席認爲中將的名單超過了200個，多了些，要我們做做工作，自願地降下來。湯光恢當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講話了，我帶頭降下來。在他的帶頭下，班裏其他學員也表示，既然老湯你帶頭降，我們也要求降。
以身作則的連指導員
大革命失敗後，湯光恢以教書爲掩護，開展黨的祕密工作，曾擔任城區蘇維埃交通部長，並在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秋，紅一方面軍爲“誘敵深入”，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大踏步地向中央蘇區撤退，在紅軍經過永豐向寧都黃陂隱蔽集結時，經縣委批准，湯光恢投筆從戎，參加紅軍，分在紅一師政委羅瑞卿辦公廳(當時未設政治部)任宣傳員。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戎馬生涯，通俗宣傳的才能得到進一步發揮。
湯光恢出身貧苦，小學畢業一直從事教書，要迅速適應部隊生活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然而，經過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嚴峻考驗，他終於闖了過來，培養出了不怕苦、不怕死、堅忍不拔的革命意志。1932年5月，湯光恢調任紅二師第五團警衛連指導員，連長是後來成爲解放軍名將的樑興初。
這時，經過三次反“圍剿”戰爭和擴紅運動，紅軍在不斷髮展壯大，但同時也普遍出現了減員現象。一是戰鬥減員，打仗不可避免地會有傷亡。二是非戰鬥減員，有的人思想上不堅定、對前途缺乏信心而離隊，有的人經受不了艱苦戰鬥生活的考驗，有的人在軍事訓練事故中傷亡，有的人因部隊生活艱苦而生病或死亡。因此，減少部隊非戰鬥減員，就成爲鞏固部隊，保持和提高部隊戰鬥力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爲了鞏固連隊，防止發生非戰鬥減員，湯光恢身體力行，採取了一些切實有效的措施。其一，注重調查研究，掌握思想動態。湯光恢到連隊不久，就把全連戰士的名字、家庭情況作了詳細瞭解，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打下了基礎。每天向黨員和積極分子佈置任務，熟悉他們在行軍、打仗和訓練中的表現，及時掌握連隊的思想動態。其二，發揚優良傳統，開展思想教育。充分發揚紅軍官教兵、老兵教新兵的優良傳統，廣泛開展深入細緻的思想教育。在反“圍剿”的歲月裏，部隊不是行軍就是打仗，很少有時間坐下來上政治課，湯光恢總是利用出發前的幾分鐘、或行軍途中休息的時間，簡明扼要地講一個問題，作一些思想動員。安排黨員和老戰士做好思想教育，要他們在行軍途中或休息時，給新兵講紅軍以少勝多的故事，說明紅軍是勞苦大衆的正義之師，是有前途的部隊，從而堅定戰士們的革命信心。其三，處處以身作則，關心愛護戰士。湯光恢深知“行動是最有說服力的政治教育”的道理。每次行軍，一旦看到有的戰士跟不上隊伍，就會主動上前扛武器彈藥，讓戰士輕裝前進，跟上隊伍。雖然有時也感到吃不消，但仍然咬緊牙關堅持下來。那時每天行軍100華里是常事，翻山越嶺，長途跋涉，一到宿營地，戰士們一個個極爲疲勞，一躺下就睡着。然而作爲指導員卻不能休息，必須和連長一起召集班、排長們到炊事班幫助淘米、洗菜，把飯弄出來，讓大家吃飽肚子。接着是把水燒熱，讓戰士們有熱水溫足，以消除疲勞。爲了不驚醒戰士，常和連長一起，將熱水端到戰士的地鋪邊，輕輕地幫他脫下鞋襪，幫他溫足。如有血泡，還輕輕地幫他挑開。這種關愛行動，常使戰士們感動得熱淚盈眶。戰士們將黨員和幹部比做自己的的父母兄弟，把連隊當成自己的家，全連指戰員親如一家人。
由於幹部以身作則，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細緻，湯光恢所領導的連隊沒有發生過一個非戰鬥減員。1933年8月，經中央軍委批准，該連被授予“鞏固模範連”稱號，湯光恢被授予“團結鞏固部隊優秀模範連指導員”稱號，並榮獲“八一紅星三等銀質獎章”。
有一天，負責文化班的學院副院長莫文驊找到湯光恢，對他說，關於評定軍銜的事情，毛主席認爲中將的名單超過了200個，多了些，要我們做做工作，自願地降下來。湯光恢當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講話了，我帶頭降下來。在他的帶頭下，班裏其他學員也表示，既然老湯你帶頭降，我們也要求降。
實事求是的保衛部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爲加強對新四軍的領導，從延安抽調湯光恢等一大批骨幹力量充實新四軍的領導隊伍，湯光恢奉命調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協同組織部長李子芳健全新四軍幹部隊伍，組織部下設組織科、幹部科、調查統計科、青年科，湯光恢還兼任調查統計科科長一職。1938年1月6日，湯光恢一行30多人從延安經西安、漢口抵達南昌，入住三眼井高升巷(現友竹巷)1號新四軍軍部。當時，新四軍軍部駐後院大樓，而前院則是國民黨的機構，昔日的對頭共處一屋，其狀況可想而知。另外，在軍部周邊，遍佈着國民黨的特務。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湯光恢和新四軍軍部的戰友們以抗日爲重，積極開展工作。他們每天都要接待來自閩浙贛邊、贛粵邊等游擊區的人員，聽取彙報。爲了加快部隊整編的進程，新四軍領導還深入到各地進行具體指導。湯光恢一到南昌便與副軍長項英一起，跋山涉水赴蓮花縣游擊區，與其負責人譚餘保、劉培善等人一起研究游擊隊集中及下山後根據地的善後問題。緊接着他們又馬不停蹄趕往贛南地區，喚起民衆的民族意識，積極參軍抗日。在新四軍軍部卓有成效的工作下，一股股抗日的洪流被彙集成一支鐵的新四軍。1938年4月4日，新四軍軍部在完成了組建任務後，離開南昌奔赴抗日前線。不久，新四軍軍法處成立，新四軍祕書處處長李一氓兼任軍法處處長，湯光恢出任副處長，主持工作，後升任軍法處處長，下轄軍紀科、審判科、執行科、典獄、執行隊五個科級單位。湯光恢實事求是，執法森嚴，軍紀嚴明，在他的督導下，新四軍成爲一支戰無不勝、紀律嚴明的抗日武裝。新四軍保衛部與軍法處合併辦公後，湯光恢出任保衛部部長。
新四軍組建初期，部隊逃亡現象不斷髮生。因此，防止逃亡，鞏固部隊，成爲當時鋤奸工作的緊迫任務。湯光恢認爲，搞鋤奸工作的人，頭腦要冷靜，要學會科學地分析問題，對逃跑要作具體分析，既不可右傾麻痹大意，又不能草木皆兵。湯光恢根據逃亡的原因、具體情況，採取相應的政策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
鋤奸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清除叛徒和內奸。新四軍整編後，部隊可以通過軍郵進行通訊。軍部機要科一個機要員，江西上饒人，參加過三年游擊戰爭，向家裏寄出了一封信，幾年不通音訊的父母接信後，喜出望外，很快回了信。信中除了訴說思念之情外，還告訴他家中生活很好，要他離開部隊，回家找個工作，早日成家。這個機要員接家信後，思想上發生了動搖，不願再過艱苦的生活，便主動和駐上饒的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部(長官顧祝同)情報部門拉上了關係。敵情報部門如獲至寶，一方面對他封官許願，一方面做他家裏的工作，要他提供新四軍的絕密情報。當時，爲確保重要機密不被泄漏，湯光恢不斷向部隊進行保密教育，部隊指戰員的警惕性普遍較高。鋤奸部統計科內勤工作時發現那個機要員頻繁地往家裏寄信，引起了懷疑。有一次內勤將他外寄信件拆開檢查，信中全是新四軍的密電碼，叛徒原形畢露。這個案件的破獲，解除了新四軍特別是首腦機關的嚴重威脅，項英非常高興，說鋤奸部立了大功。
湯光恢非常重視對國民黨派遣特務的轉化和爭取工作。1938年，部隊醫務人員奇缺，多次要求上海黨組織介紹醫務人員到新四軍工作。國民黨第三戰區特務頭子張超指示上海特務組織，乘機派遣特務打進新四軍。上海特務組織便通過關係，向上海黨組織推薦了寶隆醫院護士長楊忠(真實身份是特務組長)，爲了不引起懷疑，同時還推薦了該院臨時工胡新武。楊忠到新四軍後，分配在教導總隊當醫生，爲了取得信任，主動工作，事事搶着幹，態度和藹可親，大家反映很好，黨組織決定把他列爲入黨對象培養。經過一段時間的培養教育，黨組織正式發展他入黨。一天，指導員找他談話，準備發展他爲黨員，並嚴肅地說道：“參加共產黨是一個革命者在政治思想上的一次飛躍，每一個要求入黨的人，必須對黨忠誠老實，要向黨交心，把過去的一切向黨交代清楚，好事、壞事，就是殺了人，只要入黨前交代清楚了就沒事了。如果隱瞞不交代，入黨後被查出來，就要執行鐵的紀律。你好好回憶一下，準備好了再找我談。”楊忠聽後驚出了一身冷汗，思想鬥爭很激烈。回顧到新四軍後的所見所聞，感到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是爲國爲民的，國民黨黑暗腐敗，不得人心，決定棄暗投明，向黨老實交代一切，真正參加共產黨。第三天，楊忠鼓起勇氣，向指導員交代了自己的真實身份。指導員不敢怠慢，逐級上報到軍部。項英把李一氓和湯光恢找去，一同作了研究，指定由湯光恢負責處理這個案子。湯光恢對楊忠的情況作了全面分析，他到新四軍後，沒有什麼破壞活動，各方面表現一直很好。這次，他被黨的抗戰政策和新四軍的實際行動所感動，主動交代，可見他不是死心踏地跟國民黨的，過去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是受了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對共產黨不瞭解，現在他要真心實意跟共產黨走，我們不能拒之門外，這也符合黨的靈活機動的鋤奸政策。把楊忠這樣覺悟了的敵人爭取過來，可以爲我們服務，有利於抗日，有利於人民。湯光恢將自己的意見向項英作了彙報，並請示是否可以接收入黨。項英指示，可以允許楊忠入黨，叫做特別黨員，直接和你聯繫。湯光恢向楊忠傳達了這一決定，並交代他，不公開共產黨員身份，繼續和特務組織保持聯繫，重要情況及時報告。
有一天，負責文化班的學院副院長莫文驊找到湯光恢，對他說，關於評定軍銜的事情，毛主席認爲中將的名單超過了200個，多了些，要我們做做工作，自願地降下來。湯光恢當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講話了，我帶頭降下來。在他的帶頭下，班裏其他學員也表示，既然老湯你帶頭降，我們也要求降。
楊忠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實現了跟黨走的諾言，重要情報及時向黨報告，對新四軍鋤奸工作作出了貢獻。一天，楊忠急忙趕到軍部，向湯光恢報告說：“張超要我介紹5個人到新四軍工作，這些人都是特務，怎麼辦?”湯光恢毫不猶豫地答覆：“讓他們來吧!”幾天後，楊忠領着5人來了，湯光恢將他們分別安排到5個連隊，同時指示指導員，監視他們的行動，加強對他們的爭取教育。這5個特務來不及進行破壞活動，就被強大的政治攻勢征服了，一一交代了自己的特務身份，願意重新做人。皖南事變後，楊忠被俘關入上饒集中營，在上饒集中營的暴動中逃了出來，歷盡艱苦找到軍部，軍部認真審查了他在集中營的表現，未發現他有什麼對不起黨的言行，被重新分配工作。解放初期轉地方工作，任福建省衛生廳廳長。肅反時，因歷史問題被抓起來審查，經過組織證明才平了反。“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抓了起來，外調人員問湯光恢：“楊忠是寶隆醫院的特務組長，你知道嗎?”湯光恢回答：“他入黨前作了主動交代，我們通過上海黨組織覈實一致，他對黨是忠誠老實的，且有立功表現，按照當時的政策，是允許入黨的。”並如實出具了證明。
在鋤奸工作中，湯光恢重證據，輕口供，尤其反對刑訊逼供，堅持實是求是，防止擴大化。1941年，新四軍第一師吸收了上百個上海青年和學生，這些青年因環境的改變，或因生活的艱苦，有的逃跑，有的說怪話，使人產生懷疑。第一旅鋤奸科在審問一逃跑的青年時，動刑逼供，這個青年在嚴刑之下，說在上海蔘加了一個叫“真理團”的組織。有一女青年，共產黨員，怕受皮肉之苦，要什麼就供什麼，說上海共產主義“真理團”是託派組織，頭頭就是王興華。王興華立即被逮捕，“真理團”也被定性爲託派特務組織。王興華開始堅決不承認，但在反覆的嚴刑逼供下，他屈服了，隨口供出在上海蔘加“真理團”的有上千人，來新四軍的都參加了“真理團”。一口氣抓了這麼多特務，破了一個“大案子”，第一旅鋤奸科的同志們興高采烈，正積極準備材料上報。第一師鋤奸部長周林(解放後任貴州省委書記)得知後，感到問題重大，立即到軍部向湯光恢作了彙報。他倆一起進行了仔細分析，認爲“真理團”是託派特務組織，證據不充分，“真理團”既然在上海是公開的，爲什麼不通過上海黨組織查實一下。如果相信逼供，是會冤枉好人的，這對抗日是不利的。統一意見後，他們立即向軍首長作了報告，軍首長指示第一旅，停止審訊，並將4個主要嫌疑犯送交軍部。軍部決定由湯光恢審問“真理團”頭頭王興華。開始，王興華不敢翻供，湯光恢反覆講明黨的鋤奸政策，要他拋棄顧慮，說出實情。在湯光恢的真情感召下，王興華突然哭了，把真實情況詳細講了出來，並把衣服一脫，露出了滿身傷痕。不久，上海黨組織送來了王興華等人的材料，證實他是一名思想激進的愛國青年，認識上還比較幼稚。同時還證實在被抓的人中，有夫婦兩人確係國民黨特務。軍部立即決定解除對上海青年學生的審查，並妥善作了安排。根據本人意願，可以回上海，也可繼續留在部隊工作。考慮到王興華在審查時受了不少委屈，湯光恢動員他回上海，但他堅決不肯離開部隊。爲了讓他有一個新的人際環境，心情舒暢地工作，湯光恢將他從第一師調到第三師，並特別叮囑第三師鋤奸部要對他關心、愛護、幫助。日本投降後，王興華隨第三師到東北，加入了共產黨。解放後肅反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因“真理團”的問題兩次被隔離審查，湯光恢都如實出具了證明，得以恢復工作。1990年，王興華得知湯光恢在南昌，從東北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說湯光恢三次救了他的命，他的後40年的生命是湯光恢給的。
爲指導新四軍鋤奸工作，湯光恢認真總結經驗，先後撰寫了《關於鋤奸政策的幾個原則問題》和《關於鋤奸政策的幾個具體問題》。他的這兩篇文章，成爲新四軍鋤奸的重要政策依據，爲鞏固抗日遊擊區，避免誤殺擴大化，加強內部團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一天，負責文化班的學院副院長莫文驊找到湯光恢，對他說，關於評定軍銜的事情，毛主席認爲中將的名單超過了200個，多了些，要我們做做工作，自願地降下來。湯光恢當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講話了，我帶頭降下來。在他的帶頭下，班裏其他學員也表示，既然老湯你帶頭降，我們也要求降。
帶頭降銜的開國將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有了政治上和物質上的堅實基礎，軍隊實行軍銜制的問題就提上了議事日程。1952年4月根據中央軍委《評定各級幹部等級指示》，全軍幹部評級工作全面展開，並於當年基本結束，正式建立了我軍幹部的等級制度。通過這次評級，使全軍各地區、各部隊之間的幹部級別取得了大體一致，從而爲下一步實施軍銜制度創造了有利條件。1955年1月23日，中央軍委發佈《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規定，鑑於1952年評定幹部級別的標準是“以德才資衡量幹部現職”，與授銜條件一致，故評定軍銜應以幹部的級別爲主要依據，參照編制軍銜的規定進行全面衡量，並規定了評定軍銜的範圍和標準。按照評級評銜標準，湯光恢最初可評爲中將軍銜。
解放戰爭時期，湯光恢就是第二十一軍政治委員，軍長爲滕海清。舟山戰役後，正值朝鮮戰爭爆發，爲了防禦美軍佯攻山東半島，中央軍委決定在膠東佈署兵力，於1950年調湯光恢任膠東軍區政委，司令員爲錢鈞，7個月後升任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後任軍區黨委代理書記。
1954年，爲了提高我軍高級幹部的文化素質，中央軍委決定在解放軍政治學院成立高幹文化班，從全軍抽調幾十名正軍以上幹部參加學習。湯光恢被抽調去學習，並擔任文化班的支部書記。有一天，負責文化班的學院副院長莫文驊找到湯光恢，對他說，關於評定軍銜的事情，毛主席認爲中將的名單超過了200個，多了些，要我們做做工作，自願地降下來。湯光恢當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講話了，我帶頭降下來。在他的帶頭下，班裏其他學員也表示，既然老湯你帶頭降，我們也要求降。就這樣高幹文化班除湯光恢外，還有詹化雨、段煥競、陳雲開等6人自願由中將降爲少將。後來莫文驊對他們說，毛主席知道了很高興，說：“我們的幹部能上能下，看來我們的黨大有希望。”
1955年9月開始授銜授勳，湯光恢時任瀋陽軍區公安軍政委，被授予少將軍銜。當時，實際授銜情況是，副兵團級，被授予上將19人，被授予中將22人，被授予少將1人;準兵團級，被授予上將1人，被授予中將54人，被授予少將3人;正軍級，被授予中將97人，被授予少將107人。由於湯光恢等開國元勳的高風亮節，帶頭降銜，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軍銜製得以順利施行。
52年後，湯光恢回顧當時的情景仍記憶猶新，並表示：“我得到的榮譽是黨和人民給的，也是千萬個犧牲的戰友和烈士們給的，他們倒下了，而我還活着，是個倖存者。我從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一步步成長爲我軍的高級幹部，完全是黨的培養教育。我從參加紅軍的第一天起，就覺得有飯吃，有衣穿，比家裏好百倍。現在我早已離休，享受很高的待遇，感謝國家，感謝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