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運河風流》正在北京衛視和芒果TV方面熱播。根據總局的中國視聽大數據公佈的黃金時段電視劇收視率情況來看，北京衛視正在熱播的《運河風流》在衛視劇的收視率當中處於領跑狀態。而根據酷雲實時的單日收視率數據來看，《運河風流》在衛視劇的單日收視率當中也是連續領跑，自開播之日起，便連續獲得衛視劇收視率單日第一、第二的好名次。
觀衆口碑方面，《運河風流》也再次掀起了當年《闖關東》式的觀衆好評。尤其是高滿堂編劇和張新建導演的組合，被不少觀衆評價爲近期最有文化氣韻的電視劇作品。誠如我在以往的劇評文章當中所說，當下的客廳觀衆在電視劇審美上已經非常成熟，觀衆太清楚什麼是優質劇，什麼是值得追的電視劇，大家正在用手中的遙控器投票，選出真正優秀的電視劇作品。《運河風流》這種收視和口碑雙豐收的背後，是自身質量的過硬。該劇的高質量，我認爲，至少存在於以下三點，且並不侷限於此三點。
第一點，運河爲經，齊魯爲緯，有典型環境當中的典型文化性格，無論是運河邊上的地域性格，還是齊魯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國士人特徵，都是具備觀衆共情價值的。
電視劇塑造角色，最怕無根之水。觀衆們需要的是能夠對應到具體且真實的環境當中的角色性格。電視劇《運河風流》無疑爲觀衆們提供了這種典型環境之下的典型性格寫照。在典型環境當中，這部電視劇更是做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經緯”交點——濟寧。濟寧是大運河流域當中非常重要的碼頭之一。在濟寧這個典型地域當中，必然生出代表運河文化的族羣生態，比如，運河碼頭，依靠運河碼頭謀生的工人和商人，運河通達帶來的族羣生態性格特徵當中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等等。這些內容，在電視劇《運河風流》當中，均呈現在了濟寧大運河畔角色們的性格上。
同時，這個典型地域之上的角色們，又有着典型的齊魯傳統文化的特徵因子。或者說，是山東孔孟之鄉帶給角色們的剛正、信義、教化等等。可以說，《運河風流》當中濟寧這個地方，成爲運河文化和齊魯文化碰撞並且共同發揮正向作用的地方。這個地方之所以催生濟寧三傑，正是源於文化之水是有根的。
誠如已經播出的第28集劇情當中，黃子榮回憶自己10歲時候偷試卷捱打從此一生正直的事情。文化之根，塑造端正品行。而這種品行，則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要賦予咱們當代人的真正精神食糧。因此，這部《運河風流》的創作野心，不僅僅爲了運河譜曲，爲齊魯寫歌，更是通過具體可觀可感的故事，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精華以角色特徵的方式保留下來，實現傳播。因爲觀衆和角色們處於同一條文化長河當中，共浴傳統文化之芬芳，因此觀衆“感同身受”，認可劇作和角色，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第二點，濟寧三傑的塑造，屬於典型的文化與角色並舉，在劇作的角色故事當中，觀衆們可以感受到濃郁的中國文化士人氣息，爲官、爲商、爲教書先生，均氣質高潔。
電視劇《運河風流》真正圈住觀衆的角色，正是劇作當中的“濟寧三傑”。這“三傑”的塑造，也藏着高滿堂編劇、張新建導演的文化之心。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學文化發展到明清之際，已經有了更多的特徵，比如，讀書人安身立命的歸宿問題。讀書人走仕途之路、從商之路、教書講學之路，都是當時比較可取的路徑。“濟寧三傑”當中的黃子榮，走的便是官路，宋魯生走的則是商路，楊春早走的則是爲學爲史之路。“濟寧三傑”代表了中國傳統讀書人的三條人生之路。
而這三位角色身上的最終文化特徵，依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黃子榮爲何爲官?非謀一己私利，而是爲濟寧城百姓能夠安居樂業也。黃子榮的多次辭官，又多次臨危受命，都是把個人之榮辱讓位給濟寧百姓之榮辱。這其實正是范仲淹所言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中國傳統士人，走仕途之路，求的是天下安寧之大道，而非個人繁華與富貴。
宋魯生如何從商?《運河風流》已經播出的劇情當中，宋魯生雖爲商人，卻並不在乎個人之私利，爲救朋友，能夠拿出全部身家。爲繁榮濟寧城之貿易，可以把自己的訂單分給很多同業者。尤其是在重信義一面上，一張普通皮子、一個小蟲子都是要站出來自我糾正的。明清之際，大量讀書人轉而經商，這種氛圍，更是延續到了劇作當中的民國年間。而在中國商人身上，其精神依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是儒商的。宋魯生看到兒子在兒媳“危難之際”並不拋棄，則發出一句感慨，這孩子，長大了。這其實，正是中國儒商之責任與擔當，不謀私利，而謀公義也。
爲學爲史的楊春早，則是《運河風流》的點睛之筆。我前幾日曾專門寫文章論述過楊春早這個角色。在楊春早的故事當中，高滿堂編劇呈現的是錢穆先生所言的“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文化不重器物，而重歷史，尤其是在歷史當中找尋前進的動力，因此，如何記錄歷史，成爲讀書士人與生俱來的一種崇高使命。《運河風流》當中，楊春早的精神動力，便是要做濟寧的縣誌，要真實記錄這段歷史。於楊春早一面而言，在歷史記錄面前，是大公無私的，即使好友，“也要把話說清楚”。角色楊春早，和編劇高滿堂，呈現了深刻的互文關係。這些高潔的品性，是帶來《運河風流》觀衆好感的重要原因。
第三點，重角色氣質高潔塑造之外，《運河風流》重家族命運和時代命運的共振，尤其是個人情感讓位家國情感的塑造，所謂風流人物，並非自身之風流，而是對濟寧、山東乃至整個國家的“風流”。
這一點，是該劇贏得觀衆認可的重要原因。在《運河風流》當中，“濟寧三傑”是不謀私利的，其個人情感，家族命運也是和時代命運共振的。已經播出的劇情當中，尤其以“北伐”一段甚是精彩。以黃子榮爲代表的“濟寧三傑”，雖然做着北洋政府的官，但卻同情南方的革命軍，並且極力幫助革命軍。而後，“北伐”再次換湯不換藥，以鬧劇收場，十足讓觀衆想起魯迅先生《阿Q正傳》當中對於“割辮子”鬧劇的諷刺。而在時代浪潮面前，黃子榮再次站出來爲官，依舊是爲百姓安寧服務。這種個人讓位於民族、國家的精氣神，是整部電視劇立得住的原因所在。
文化命題當中，經常有此發問：中國人何以成爲中國人。高滿堂編劇、張新建導演通過《運河風流》這部電視劇當中具體的可觀可感的角色和故事，回答了這一問題——像黃子榮、宋魯生、楊春早這樣的人，就是大寫的中國人。《運河風流》真正的價值，就是通過時代跌宕的故事，和沉浮起落的角色命運，勾勒出了中國人最正直良善、家國大義的一面。該劇當中，有着濃郁的文化傳承色彩，因此更容易贏得觀衆們的口碑認可。這種厚重的電視劇作品，顯然是客廳觀衆們所喜愛的。依據以往的衛視劇播出經驗來看，《運河風流》北京衛視首輪播放結束之後，即使在其它衛視平臺二輪或者多輪播放，收視率數據表現，依舊會非常搶眼。這就是優質劇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