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看了一部戴立忍跟馮遠征老師的《大明劫》，感概良多。有一些臺詞讓我印象很深。
《孫傳庭：值此亂世，得遇先生，實屬萬幸。吳又可：督師明知又可的醫理與常理定規相悖，可又讓又可放手一搏，又可謝這份信任。孫傳庭：唉… 亂世難爲，我能信你，可是又有誰能信我呢。》 《天下糜爛，百姓從賊，皆因飢餓！百姓飢餓皆因無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們知道什麼是人心嗎？人心，就是糧食！就是源源不斷的後備兵員。這就是爲什麼他李自成可以輸個十回八回，而我孫傳庭連一回都輸不起。》
1642年，大明崇禎15年，全國瘟疫橫行，十戶九死。全國籠罩瘟疫的恐怖陰影下。同時，明朝江山內憂外患，外有李自成攻打開封，內有全國瘟疫橫行。崇禎皇帝萬不得已將關在死牢內的孫傳庭將軍釋放出來，帶兵攻打李自成。可是全國瘟疫橫行，身強力壯的士兵紛紛病倒，幾天就不治身亡。軍營裏面的運屍車一趟一趟的將將士們的屍體運走。江湖遊醫吳又可臨危受命，大膽提出對《傷寒論》的質疑，提出自創一套的祛病方法，創立《瘟疫論》。大明江山的腐朽已到了不可醫治的程度，即使有再好的將領，再醫術高明的醫生也無法挽回大明朝的去勢！
歷史回到300多年前，1279年，我們從崖山海戰說起，丞相陸秀夫揹着年僅9歲的皇帝趙昺蹈海殉國，超過十萬南宋軍民不願被殘暴的蒙古政權所奴役，紛紛投海自盡，這場戰役標誌着南宋的滅亡。“崖山之後無中華”一說被後世討論了無數遍，正反方觀點不一。中華民族被元朝統治了97年之後，1368年，貧農出生的朱元璋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後，在應天府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後結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統治，平定四川、廣西、甘肅、雲南等地，最終統一中國。270年後，朱重八在天之靈，看到他一手打下的江山，淪落至此，想必在那邊也會肝腸寸斷吧。
《黃帝內經》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歷朝歷代皆是始興終衰，其中道理皆是重馭世之術，輕經世之道。明朝朝積弊已久，非一味猛藥可以痊癒。關於大明覆滅的原因，我整理了一些網上的說法，供大家討論。
一、土地兼併嚴重，造成大量流民
明朝初年，朱元璋對土地的管理是比較緊的，貧寒出身的朱元璋當時已經意識到兼併土地會造成農民變成流民，從而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他曾下達詔令，“耕者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併。若兼併之徒多佔田爲己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朱元璋限令王公大臣們“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例爲主，不許過分佔爲己業”，他還鐵榜九條申誡公侯，嚴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勢強佔官民田產。爲了讓農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路引相當於通行證，需要向官方申請。沒有路引，就不能隨便離開土地，這種制度將農民的行動限制在很小的範圍。 到了朱元璋的後代統治時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漸漸發生了變化。明朝中期開始出現了太監直接管理、收稅的皇莊，這樣就出現了大規模強佔土地的問題。明孝宗年間，有皇莊四處，官田不到兩千頃，後來逐漸發展到五處皇莊，佔地一萬二千八百頃。明武宗年間，皇莊增加到三十六處，佔地五萬三千多頃。 皇室開皇莊佔地之風，其他皇親貴戚紛紛仿效。據《明會要》記載，洪武二十六年，田地總數是八百五十多萬頃，到了弘治十五年，減至四百二十二萬頃，這減少的一半就是被皇親貴戚們兼併了，所以這些數字都不在官冊。 土地的大量被兼併，使得無數農民無地可種，從而流離失所，又因爲明朝的路引制度，這些流亡到外地的農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謂的“流民”。明末流民的數量到底是多少無法統計，但有一個數字比較能夠說明問題，1639年（崇禎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帶着只有50來人的隊伍重出商洛，輕騎走河南。河南流民聽說後，紛紛前來投奔，李自成一下子發展到了七、八萬人的隊伍。說明當時的流民實在是太多了。
二、朝廷賦稅增加，農民苛捐雜稅沉重
土地少了，朝廷的賦稅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種的農民擔負着更加沉重的苛捐雜稅，於是有田的農民也開始大規模棄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隊伍。 明朝由於外憂內患，使得軍費大幅度增加，朝廷不得不減少不必要的開支，而更重要的是增加賦稅。萬曆年間，因明神宗的貪婪而加重了對民間的收括，天啓年間更是再加賦稅，到崇禎時更是大加特加。崇禎末年，加派遼餉900萬兩、練餉730餘萬餉，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2000萬兩，而萬曆初年全國歲出不過400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和全國經濟在這樣大的壓力下已瀕於崩潰。 從明萬曆四十八年（1618年）至崇禎十年（1637年），明朝的賦稅竟然增加了6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當時福建的糧食畝產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過賣一兩銀子。就算福建糧價瘋漲，三石大米也不過賣六兩銀子，再加上地方各級官員的層層盤剝，一畝產出六兩銀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納十幾兩的稅。所以到了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人們都以無田爲幸運從而導致流民遍天下的現象。
三、軍隊紀律渙散，嚴重害民擾民
朝廷發不出軍餉，剿賊剿寇的官兵便到處害民擾民。明朝鄖陽巡按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崇禎十四年（1641年），他奉命駐守鄖陽，在他抵達鄖陽前的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兵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官兵的，“淫污之狀不可言”。住了幾天大軍開拔，又將城裏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後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強盜，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姦污。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着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官軍搶劫百姓，主要是官府嚴重拖欠軍餉。1644年初，軍餉欠繳已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國家的糧倉實際上已經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餉，戶部就買雜糧湊數。當北京被圍時，駐軍已有5個月沒有發餉，執行任務的軍隊沒有炊事用具，每個士兵領到100枚銅錢，由他們自己買東西吃。明朝大臣馬世奇在向崇禎皇帝解釋老百姓起義的原因時說：“非附闖也，苦兵也。”“苦兵”，是因爲官軍破家、殺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當時，朝廷用官軍剿“寇”，而百姓望“寇”剿官軍，可見民心所向。 這樣的軍隊早已軍心渙散，不能打仗。據明朝人寫的《甲申傳信錄》中講，李自成攻北京時，明朝守北京大營的軍隊是40萬人，部將數以千計，“臨敵力戰，死於疆事者僅二人而已。嘻！”40多萬人的軍隊打仗，死於戰場的只有二人，可見人心軍心早已不想打了，明朝的氣數已盡。
四、攘外安內軍事失敗
內憂外患元氣大傷 就實力較量而言，明朝實際上是在內憂外患、內外夾擊兩重打擊下走向滅亡的。明萬曆年間，北方女真部落崛起，努爾哈赤經過30多年的東征西殺，先後統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和黑龍江女真，形成了軍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強大和統一。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58歲的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即興京）建立了女真少數民族政權大金，史稱後金，努爾哈赤成爲“覆育列國英明汗王”，建元天命。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天命三年），努爾哈赤發佈明軍“七大恨”檄文，公開打出反明旗幟，嚮明朝宣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集結十多萬兵力，分兵四路反攻努爾哈赤。結果在薩爾滸被努爾哈赤打得大敗，從戰爭開始到結束只有5天時間，明軍的十多萬人損失了6萬，文武將官死了300多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戰”，被列入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戰爭。戰後，明朝元氣大傷，東北部邊境形勢更加嚴峻，從此遼東局勢起了根本變化，明朝在軍事上失去主動進攻的力量，被迫處於防守地位，而後金則由防禦轉入進攻。此後，明軍又相繼在寧遠、錦州、大淩河、松山等戰役中失敗，尤其是松山失陷，對明朝影響極大，從此明朝在關外已不能再戰，完全無力應付遼東局面。 在抵禦努爾哈赤的同時，明朝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生產落後，賦稅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農民生活困苦，引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天啓七年（1627年），陝西大旱，莊稼顆粒無收。澄城知縣張鬥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賦稅，白水縣農民王二聚集數百農民衝進縣城，殺死張鬥耀，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王二率先起義後，各地饑民紛紛響應。崇禎元年（1628年），陝西府谷人王嘉胤率領饑民起義，安塞人高迎祥號稱“闖王”，揭竿而起；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在陝西延安據十八寨起義。農民起義很快形成燎原烈火，遍及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四川、湖廣、安徽、甘肅、寧夏等地，與明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農民軍起義之初的幾年，崇禎皇帝採取剿撫兼施的政策平息農民起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幾度控制了局面。在形勢的逼迫下，農民軍開始聯合起來。崇禎八年（1635年），各路農民軍會師河南滎陽，共13家，72營，在一起共商對敵之策。此後，李自成伏商洛、出河南、聲勢更加壯大，張獻忠佔四川，掠湖廣，成爲一支重要力量。明朝在剿滅農民軍的鬥爭中元氣大傷。
五、用人和策略上失誤，軍事將才被冤殺罷斥,自毀長城錯過良機
明朝重文輕武，軍隊的統帥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作八股文考中的進士。文人當中出真正的帥才很不容易。然而，明朝的運氣不錯，明末出了三個功勳卓著的名將，熊廷弼，萬曆二十六年的進士；孫承宗，萬曆三十二進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煥，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這三人都是難得的軍事人才，可惜熊廷弼、袁崇煥先後被殺，孫承宗被罷斥。 熊廷弼在薩爾滸大戰之後出任遼東經略，出關指揮遼東軍事。擔任廣寧巡撫的王化貞認爲熊廷弼影響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計阻撓熊的指揮。天啓二年（1622年），努爾哈赤向廣寧進攻，王化貞帶頭逃進關內，熊廷弼只好保護羣衆退到山海關內。廣寧失守，明朝政府追究責任，不問青紅皁白，將熊廷弼和王化貞一起關進大牢。魏忠賢趁機向熊廷弼敲詐勒索，要熊拿出四萬兩銀子，被熊嚴詞拒絕，於是閹黨就誣陷熊廷弼貪污軍餉，將熊廷弼斬首，熊廷弼被處死後，其首級被傳遍九邊（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山西、固原），以爲警戒。 孫承宗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元年（1621年）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瀋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因爲知兵被任命爲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上任後，採納袁崇煥的意見，主守寧遠。經過數年艱辛努力，佈置成了一道堅固的寧（遠）錦（州）防線，成爲清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未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後，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後20多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魏忠賢爲了長久把持朝柄，拉攏孫承宗，多次進行試探，均遭到拒絕，於是懷恨在心。天啓五年（1625年）8月，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清軍逃歸的劉伯強的情報，派兵渡柳河，想襲取耀州，結果中了埋伏，大敗而歸。閹黨藉機小題大做，圍攻馬世龍，並參劾孫承宗，使孫承宗去職。袁崇煥被凌遲處死以後，孫承宗再次被任命爲遼東經略，仍堅持積極防禦的方針，繼續加強寧遠防線，並重築大淩河、右屯二城。崇禎四年（1631年）8月，動工築城才20天，大淩河城牆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清軍突然圍城。至十月，大淩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城中發生吃人的慘劇，守將祖大壽假裝投降，奔還錦州，城覆被毀。大淩河失守，引起朝廷內部相互傾軋，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爲平息朝議，準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臺。崇禎十一年（1638年），清兵深入內地，11月9日圍攻高陽，賦閒在家的孫承宗率全城軍民與之血戰。三天後城破，孫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天啓五年孫承宗被參劾去職後，高第出任遼東經略。他一上任，就下令拆撤寧錦防線，要各路明軍全部撤進山海關內,這一決定遭到袁崇煥的堅決反對。高第說服不了袁崇煥，只好答應袁崇煥帶領一部分明軍留在寧遠，並令其餘所有明軍限期撤退到關內。命令下達後，各地守軍毫無準備，只好匆忙撤退，把儲存在關外的幾十萬石軍糧丟得精光，明朝在關外苦心經營的防禦體系以及穩定的軍事形勢頃刻陷入一場新的危機。此後，以袁崇煥爲首的廣大將士浴血奮戰，於天啓六年正月、天啓七年五月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奇蹟般擋住了清軍的兇猛進攻。“寧遠大捷”的消息傳回京城，滿朝震動，欣喜若狂，袁崇煥一戰成名，從此晉身中國名將之列。崇禎二年（1629年），清皇太極改變戰略，避開袁崇煥，親率重兵繞過山海關天險，攻破長城大安口，從龍井關入，先後攻克遵化、薊州、順義、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煥得知後，即揮寧、錦將士回京，以解京城之圍。清兵退回長城以外，崇禎中皇太極反間計，將袁崇煥凌遲處死（崇禎三年，1630年）。皇太極聽到袁崇煥被殺的消息後，知道明朝的氣數盡了，表面卻平靜地說：“難得此公已死，咱們可長驅入明瞭。”有人說，袁崇煥被殺，不僅是袁崇煥本人的悲劇，也是崇禎皇帝的悲劇，更是大明王朝的悲劇。“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煥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