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抗戰神劇”《暗殺》正在國內院線熱映，因爲現在正值紀念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的氛圍中，尤其日本安倍政府剛剛強令通過安保法，東亞局勢更趨緊張，所以這部涉及韓、日、中的電影更多了一層電影之外的意義。
《暗殺》中雖然沒有中國演員參與，但有不少涉及中國的內容。這部分內容過去在我們的歷史書上，很少提及，也長期缺乏系統的研究。
所以很多觀衆看這部電影時，多少會有疑問：韓國人在中國當年做過什麼?中國政府對此的態度又如何?
我對近代史沒有發言權，但我從家裏找到了一本蠻不錯的書：《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胡春惠著，1976年在臺北出版。從前言看，這是華語研究界最早的一批研究此領域的著作之一。
所以本着一目十行的閱讀速度，我簡單地掃描了本書的大致內容，在此也簡單地“拿來”爲大家普及一下歷史背景。
簡言之，韓國(朝鮮)在東亞的地理位置極其關鍵，原本長期是中國的屬國，被中國罩着。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迅速崛起轉變成帝國主義國家，而清政府腐敗無能，屢戰屢敗，更缺乏法律意識，在多次外交談判中都被人算計，留下了空檔，韓國因此從“屬國”地位變成“中日共管”，再到“獨立”：這個獨立，其實就是被日本人獨佔。
於此同時，俄國人也在覬覦韓國，並在韓不斷髮展自己勢力。這也引起了中日兩國的不滿。日俄在20世紀初大幹一仗，爭奪的除了中國東北的控制權，還有一個目標，就是朝鮮。
俄國慘敗後，日本吞併韓國，1910年韓國滅亡。
在此期間，美國人也沒閒着，而且在美國國內對於韓國也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見。所以韓國獨立運動的第一次暗殺行爲，目標竟然不是日本，而是美國人。1906年3月23日，韓國的美籍外交顧問敦南.史蒂芬斯因在舊金山一代推崇日本對韓國的保護政策，並強調朝鮮人沒有自身獨立之能力，被僑美韓國青年張仁煥、鄭在寬、田明雲等義士出於憤怒之情槍殺。
韓國長期被中、日、俄地緣包夾，再加上美國無孔不入的干預，這個民族的壓抑感可想而知，今天的韓國人有極強的民族主義基因，或許這就是源頭吧。
暗殺是那個時代義士們對壓迫者的極端報復行爲。中國有很多，韓國也一樣，這種行爲非常容易和“俠義”結合起來。
所以，暗殺行爲，在電影中可以被改造爲一種現代的“武俠”電影。
1909年，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刺殺伊藤博文，此事件後被拍成電影。
1911年，韓國義士還曾策劃暗殺日駐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後暴露失敗，123人被捕，韓國獨立運動受到空前打擊。
韓國被吞併後，起義抗爭不斷，爲國捐軀者前赴後繼。
早期的韓國抗日運動，多在王室、公卿、軍人和士大夫之間操作進行，1919年“三一”運動後，逐步擴展到了全國。
注意，這個時間，和中國的五四運動有着非常準確的呼應關係。
“三一”運動的最大成果，就是產生了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至此以後韓國獨立運動有了最高的領導中心。
爲什麼是上海?
首先韓國境內已經沒有了一片淨土;韓國僑民的最重要聚集地中國東北，日本的勢力也已經逐步侵入。伊爾庫茲克本是一個理想的地方，但此地因俄國國內革命形勢的變化，也不易控制。而夏威夷是數萬韓國僑民的另一個主要居住地，從地緣角度上看，如果從上海去夏威夷，比從韓國國內還要近，彼此容易呼應。所以，上海最終入選。
上海除了交通發達，還有西方租界的保護，易於爭取獲得新聞輿論支持，還會獲得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1919年7月11日，韓國臨時議政院決定上海爲臨時政府所在地。此後，一直到1934年，上海成爲韓國政府所在地長達15年。
所以，電影《暗殺》中的一個重要時間段，就是1933年，所以命令當然從上海發出。
由於韓國僑民在上海的緣故，韓國還爲中國電影史奉獻了一位超級大明星。
這本書上還有金焰的妻子秦怡老師、外孫女樸圭媛的簽名。
金焰是中國早期電影史上的第一男星。他是韓國人的後裔，也是中國電影的驕傲。
有了這些歷史淵源，我們也能深切地體會到：
爲什麼，韓國總統朴槿惠女士在遭遇了這麼大的政治壓力下，依然出席了9月3日的天安門抗戰閱兵。
韓國的獨立運動，離不開中國的支持。
這當中的情意，是無論如何不能被政治勢力左右的。
《暗殺》：忍着譯製腔也該去看一看(文.閔思嘉)
看《暗殺》的時候總有種錯覺，雖然片子裏有全智賢姐姐和河正宇大叔各種耍帥，但是滿滿的譯製腔加上昏黃的影調，分分鐘讓人穿越到80年代黑幫港片裏。以至於影片結束時，工作人員對大家說：“哎呀這個版本不好，大家回去看看原版吧。”#真敬業款#
但是《暗殺》還是好看的，即便它是一部披着動作懸疑大片外衣的主旋律反法西斯影片，搭載着沉重的家國主題和真實的歷史原型，導演也依然讓內核和形式相得益彰地融合在了一起。愛國暗殺+暗殺隊反被僱傭殺手暗殺+暗殺的弒父形式交織起一張既有個人也有時代的密網。
表面上虛構的暗殺團故事背後依然是嚴謹的歷史脈絡，對時代感和環境的還原也非常真實。全智賢端着重達10斤的莫辛—納甘步槍在屋頂上狂奔的鏡頭、在富家千金姐姐和狙擊手妹妹之間來回切換的演出成爲了片中絲毫不遜色於男性角色的看點。老戲骨河正宇和李政宰最後在街頭的一場亡命火拼，也一樣讓人血脈噴張。
講抗日，講反法西斯，也講愛國的《暗殺》絲毫不讓人覺得偉光正的一點在於，其將“反日”與“弒父”嫁接在了一起，倫理的糾葛一方面弱化了國族的忠義。但在另一方面來看，在全智賢對父親舉起槍時，個人命運與家國命運也重疊在了一起。片中的三位主角——全智賢的獨立軍狙擊手和親日高官女兒、河正宇的僱傭殺手與愛國鬥士，李政宰的臨時政府專員與投日叛徒身份，他們每個人所具有的雙重身份，以及在其間搖擺不定最終被時局推向的某種個人選擇，亦對應着當時歷史時局下韓國未定的命運。
因爲沒有看過原版，並不知道原版有未對片中的語言做處理，因爲涉及到日方陣營與韓方陣營，語言的使用其實成爲了影片裏一些重要動作場面、情節點以及時代暗示的線索。片中一個情節是河正宇進一家店斥責夥計沒有“說朝鮮語”，影射出日佔對朝鮮的文化語言統治。但在譯製的院線版本里，卻體現不出這樣的區別，尤其是對臉盲羣體們來說，更是日韓傻傻分不清楚，大大的提高了腦細胞死亡率。
《暗殺》在人物的設計上，加入了諸多細節，對雙胞胎姐姐驕縱性格的刻畫在試衣一場戲中可圈可點，也爲後面她去找尋妹妹埋下伏筆。河正宇飾演的僱傭殺手在地道逃生時，談論的卻是“要去夏威夷看不穿衣服的女人”。這種反英雄化的戲謔橋段在相當程度增加了人物的真實感，也是好萊塢類型片中常用的橋段。
韓國電影學到了不少好萊塢電影的形式，但在最終的骨血裏，依然是儒家傳統綱理倫常那一套，這也是爲什麼，全智賢那遲疑的弒父的一槍，需要河正宇來幫助她完成。
這或許是韓國電影要走向世界需要克服的壁壘吧——那種形式上的世界化與內裏的國族文化間的不解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