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共有6個子女，即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三子陳鬆年、四子陳鶴年(後改名陳哲民)、長女陳玉瑩、次女陳子美(其中，延年、喬年、鬆年、玉瑩爲陳獨秀和結髮妻子高曉嵐所生，鶴年、子美爲陳獨秀與高曼君所生)。這6個子女，大都走上了獻身革命、自立自強的道路，其中，陳延年和陳喬年，同是中共早期領導人，在革命鬥爭中壯烈犧牲，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之所以能夠獻身革命、自立自強，是與陳獨秀的教子有方分不開的。
疼愛而不溺愛，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死於國民黨手中
長子陳延年
同天下所有父母一樣，陳獨秀對自己的子女非常疼愛。但是，陳獨秀常年爲革命奔走，公而忘私，無暇顧及家庭子女，不僅未能在家庭生活上給子女帶來幸福，反而還曾因他從事革命活動而連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安徽都督柏文蔚、都督府祕書長陳獨秀被袁世凱的爪牙倪嗣沖通緝。由於柏文蔚、陳獨秀迅速逃往上海，倪嗣沖沒有抓到他們，便對陳獨秀在安慶的家人進行迫害。他們將魔爪伸向陳獨秀的兩個尚未成年的兒子延年和喬年，並揚言要斬草除根。幸好陳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讓延年和喬年去鄉間躲避，倪嗣沖才未能得逞。延年和喬年在鄉間躲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回到了安慶。隨着年齡的增長，兄弟倆越來越感到，在安慶這個小地方，已經學不到更多的知識了，他們渴望外出求學。他們的這一願望和志向得到了祖母和母親的默許。
1915年夏天，陳獨秀從日本返回上海，開始籌辦《新青年》雜誌之事。就在這時，他接到了安慶老家的來信，得知延年、喬年兄弟倆想出來讀書的消息。陳獨秀感到兒子已經長大，應當讓他們出來闖一闖。因此，他對延年、喬年兄弟倆的想法表示贊成，並回信讓他們立即到上海來。
於是，兄弟倆辭別母親和祖母，乘舟東下，於1915年冬天抵達上海。那時延年17歲，而喬年才13歲。兄弟倆初到上海時，一度與父親住在一起。然而，沒過多久，他們就從父親住處搬出，寄宿於《新青年》雜誌發行所店堂，白天在外工作，謀生自給，晚上則去法國巡捕房附設的法語學校學習法文，過着半工半讀的生活。當時，陳獨秀雖然已聞名全國，但收入卻不多，每月給兄弟倆的錢爲數很少，只能維持他們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開支全由兄弟倆自己謀取。平時，延年兄弟倆只能“食則侉餅，飲則自來水”。由於生活艱苦，“故顏色憔枯，人多惜之”。
對延年兄弟倆的生活狀況，旁人都以爲太苦，常表憐憫之意，但他們自己卻處之泰然，毫無怨言，有意識地要在艱苦環境中磨鍊自己。作爲父親，陳獨秀也支持孩子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自創前程，讓他們更好地成長起來，將來成爲有用之材。這讓既是姨母又是繼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數次苦勸陳獨秀讓孩子們回家食住，還通過陳獨秀的老友潘贊化代爲懇求陳獨秀，但陳獨秀總不以爲然，說那樣姑息養奸，不可!他以爲高君曼“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
陳延年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沒有辜負陳獨秀的良苦用心。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勤奮學習，自立自強，後來一起考進了震旦大學。1920年2月初，他們又一起到法國勤工儉學。對於延年、喬年出國留學的願望，陳獨秀完全贊成，並勸過兄弟倆去蘇俄留學。可是延年、喬年當時由於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對蘇俄有些反感，堅持要去法國。他們在法國期間，逐漸瞭解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一度信仰的無政府主義產生了懷疑，最終同無政府主義決裂，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此後，延年和喬年先後參加了旅歐共產主義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1922年冬，兄弟倆又一起轉爲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喬年兄弟倆及趙世炎、王若飛等12人離開法國到蘇聯學習。4月中旬，他們抵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習。在莫斯科期間，兄弟倆更加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研究了俄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終於成爲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1924年夏天，由於國內革命工作需要，陳延年奉調回國。兩個月後，他返回闊別了4年多的上海，並與當時在上海的父親陳獨秀團聚。陳延年回國後，中共中央立即討論了他的工作問題。作爲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並沒有將自己的兒子留在中央機關，留在自己身邊。而同過去一樣，他希望延年到大風大浪中去鍛鍊。因此，陳延年很快被派往當時革命的中心和階級鬥爭極爲尖銳複雜的廣東去工作。
到廣東之初，陳延年負責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4年底、1925年初，他接替周恩來，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直到1927年3月奉命離開廣東。在此期間，他和周恩來、彭湃、毛澤東等人一起，領導了廣東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和統戰工作，並將起初只有幾百名黨員的廣東黨組織發展成爲擁有數千名黨員、領導數百萬工農羣衆進行革命鬥爭的領導核心。他在廣東最突出的功績是成功地領導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毛澤東當時就稱讚他是“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還有人稱他是“共產黨中的兩廣王”。特別難能可貴的是，陳延年對陳獨秀在大革命後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堅持獨立思考，從實際出發，決不盲從。他曾多次在中共廣東區委會議上說：“我和老頭子是父子關係，但我是共產黨員，我堅決反對妥協退讓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的鮮明態度和堅持原則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稱讚。
1927年3月，陳延年率中共五大廣東代表團離開廣州，北上武漢，準備出席黨的五大。可是剛到武漢不久，在武漢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就決定派他和李立三、聶榮臻等人火速趕往上海，傳達中央關於開展反蔣鬥爭的指示。他們剛到南京，便獲悉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上海後，陳延年接替羅亦農擔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他雖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中共五大，但仍被大會選爲黨的第五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
陳延年擔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時，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四一二政變後，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慘遭殺害。面對如此險惡的形勢，陳延年毫不畏懼，勇敢地承擔起重整黨組織的重任。他與擔任區委組織部長的趙世炎一起，開始爲恢復被摧殘的黨和工會組織日夜奔忙。陳延年在上海工作的時間並不長，1927年6月下旬，他就因叛徒出賣而被捕了。反共頭目吳稚暉聽說陳延年被捕，欣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指陳獨秀)沒有用，小陳可怕;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太平了。”他一面報告蔣介石，一面立即給當時的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發了一封所謂的“賀函”。楊虎立即下令嚴加審訊。面對兇殘的敵人，陳延年毫不畏懼。敵人用盡酷刑，也沒能從他嘴裏掏出任何需要的東西，只好將他殺害來泄憤。1927年7月4日深夜，國民黨反動派將陳延年祕密處死。陳延年在犧牲的時候非常壯烈，當敵人要他下跪時，他直立不屈，並高呼口號，雖然幾個執刑的士兵用力將他按住，但當劊子手鬆手揮刀時，他突然一躍而起，遂被按在地上用亂刀砍死。陳延年犧牲時，年僅29歲。面對死亡，他仍如此堅強，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和氣概，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當陳獨秀得知自己的長子被害的消息之後，一連好幾天不說一句話，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裏，默默承受着喪子之痛。
次子陳喬年
陳喬年於1925年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國工作。他一到北京，就被任命爲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與擔任區委書記的李大釗一起工作。在這一時期，他積極參與中共北方區委的重大決策，並同李大釗、趙世炎等人一起，爲發動各界羣衆與北洋軍閥政府鬥爭作了大量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使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出現了一個又一個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陳喬年離京南下，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在1927年4月召開的五大上，陳喬年和他的父親陳獨秀、胞兄陳延年一起當選爲中央委員。父子三人同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陳喬年
黨的五大結束後，根據中共中央決定，陳喬年留在武漢，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並代理部長李維漢主持中央組織部的工作。作爲中央委員，陳喬年出席了黨的八七會議，並表示完全擁護會議對自己父親的錯誤所作的批評，擁護黨確定的新的方針政策。八七會議後，陳喬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不久，又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1928年2月16日，由於叛徒告密，陳喬年在開會時被捕。從被捕的第一天起，陳喬年就清楚地知道，由於他擔任了黨的重要職務，又是陳獨秀的兒子，必死無疑。他將生死置之度外，沒有絲毫畏懼，也沒有任何懊喪。他所考慮的，只是如何繼續同敵人作鬥爭。當他的身份暴露後，他從獄中託人轉告黨組織，請求黨不要再爲營救他費心和花錢，同時繼續在獄中同敵人進行英勇的鬥爭。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龍華的楓林橋畔，灑盡了最後一滴血，時年僅26歲。
陳獨秀得知自己的又一個兒子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後，極其悲痛。這個性格剛強的硬漢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淚。
陳延年、陳喬年犧牲的消息，遠在安慶老家的高曉嵐並不知道。她一直爲他們兩個的安危擔憂。爲了打聽他們的消息，她讓長女陳玉瑩來到上海。不料，陳玉瑩到上海得知哥哥延年和弟弟喬年都已犧牲的消息後，由於傷心過度，一病不起。就在喬年犧牲的同一年，玉瑩也病死在上海寶龍醫院。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三個親生骨肉接二連三地慘死，作爲父親的陳獨秀，其萬分悲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三子陳鬆年窯廠工作30年，1980年退休
陳獨秀一生中，曾於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後坐過北洋軍閥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政府的監獄。陳獨秀不畏懼坐牢，在獄中，始終保持着昂揚正氣，錚錚鐵骨，不向敵人屈膝投降。陳獨秀言語不多，不善辭令，但他的一身正氣和硬骨頭精神卻深深影響了自己的子女。
陳獨秀第四次被捕後，國民黨最高法院於1933年6月底以所謂“進行叛國的文字宣傳”之罪名，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8年。隨即，陳獨秀被關進南京第一模範監獄(又名老虎橋監獄)。之後，他的三子陳鬆年、四子陳鶴年、女兒陳子美都曾去監獄探望。
陳鬆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監時，由於終於見到了朝思暮想的父親，悲喜交加，激動得一時竟不知說什麼好，唯有傷心落淚。這時，陳獨秀不但沒有安慰他，反而嚴厲訓斥他。陳獨秀對這個多年不見的兒子所講的第一句話是：“沒出息!”
在一般人看來，陳獨秀這樣做似乎不近人情，其實，這正是他與衆不同之處。自獻身革命以來，他雖犯過不少錯誤，走過不少彎路，但有一點卻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從不向惡勢力低頭，從不因處境艱難而悲觀失望。自身如此，他當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表現得過於懦弱，看到兒子傷心落淚，便免不了加以訓斥。以前，陳鬆年雖然多次聽祖母、母親及其他人說過父親的倔強脾氣、堅強性格，卻從未直接感受過。這一次，他總算親自領教了父親的厲害，而且印象至深，永世難忘。後來，陳鬆年同父親接觸多了，耳濡目染，學到不少東西。他雖然沒有像父親那樣經歷過大風大浪，但在自己的一生中，也遇到了不少艱難曲折，每次他都能像父親一樣，剛正不阿，泰然處之。陳鬆年常對自己的子女說，人要知足常樂，遇事要想得開。還說，人生在世，一定要踏踏實實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陳鬆年曾做過小學教員、中學教員。在抗戰時期，又隨父親到達武漢、重慶、四川江津，飽經戰亂之苦。1942年5月陳獨秀病逝江津後，他妥善地料理了父親的後事。1947年又將父親的靈柩由四川移至安慶市郊安葬。1949年春天安慶解放後，陳鬆年起初在街道義務幫助做行政工作。後來，街道辦了工廠，他就選擇到又髒又累的窯廠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從未調動過，直到1980年退休。
陳鬆年（左二）
四子陳鶴年 在香港創辦進步雜誌
陳獨秀的四子陳鶴年第一次到南京監獄去看父親時，天真地提出要想辦法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陳獨秀不但不贊成，反而將他罵了一頓，說他“胡鬧”。
不過，罵歸罵，陳獨秀對兒子的這片孝心還是感到滿意的。陳鶴年也沒有因爲捱罵而對父親不滿，以後仍經常去看父親，並盡力幫助父親。陳獨秀在獄中寫的《自撰辯訴狀》，就是由陳鶴年拿到《民聲報》去祕密印刷後，在社會上散發的。
陳鶴年在父親的影響下，後來也走上了自立自強的道路。他於1934年考進了揚州中學高中班，未畢業又轉到北平，進入北平致誠中學，在這裏完成了高中學業。之後，他考進了北平法商學院。一二九運動之後，陳鶴年加入了“民先隊”和中國共產黨，經常到工農羣衆中去進行抗日宣傳，是北平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盧溝橋事變後，陳鶴年留在北平，繼續進行祕密鬥爭。1938年秋天，他的身份暴露，不得不立即轉移。於是他經天津、上海去香港，想再從香港設法去延安。但是，離開北平後，陳鶴年就同黨組織斷了聯繫，而且以後再也沒有接上，關係一斷，要去延安就很困難了。在港期間，陳鶴年先後在香港《立報》、《時代評論》、《星島日報》等報刊社工作過。後來，他自己創辦了一個雜誌，最初叫《少年文藝》，主要是通過講故事的形式，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這個雜誌受到反共的港英當局的查禁，陳鶴年遂將刊名改爲《新少年》，繼續出版，名稱雖變，宗旨未改。他辦雜誌，不是爲了賺錢，而是爲了對社會做出貢獻，爲了教育和培養青少年。爲將雜誌堅持辦下去，他不但花費了大量的精力，還把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貼了進去。
陳獨秀女兒陳子美
女兒陳子美 定居加拿大
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生於1912年。由於陳獨秀投身革命，東奔西走，終日生活在動盪不定之中，陳子美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飽受顛沛流離之苦。這種經歷對她的成長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子美的性格也像陳獨秀一樣倔強獨立，敢作敢爲。她在抗戰爆發前學習過收發電報的技術，在杭州電信局工作過。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子美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失了業，在泰州、上海、南京之間靠“跑單幫”維持生活，還學習過婦產科的接生技術。上海解放後，她當上了里弄的“接生員”。第二次結婚後，又隨丈夫由上海定居廣州。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子美受到殘酷迫害，吃盡了苦頭。她不甘屈辱，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便同兩個兒子一起由廣州逃到香港，後來又去了加拿大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