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清政府腐敗無能，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處在水深火熱之中。1903年，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沙皇俄國背信棄義，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東三省條約》中分期撤兵的約定，反而進一步提出在東三省及內蒙古一帶享有路政稅權及其他領土主權的“七條”要求，強迫清政府接受。當時，剛剛從八國聯軍進京，狼狽西逃的陰影下走出來的慈禧太后，不敢抗爭，欲與沙皇俄國締結這一喪權辱國的《中俄密約》，來處理這一問題。
豈料《中俄密約》尚未簽署，其詳細內容就通過新聞媒體的公開報道，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石激起千層浪，國內外輿論爲之一片譁然，國人羣情激憤。在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棄簽訂《中俄密約》的計劃。這個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將這一驚天消息公之於衆的愛國記者名叫沈藎，他因此獲罪而被清廷處死，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因言被殺的新聞記者。
沈藎生於1872年，原名克誠，字愚溪，湖南長沙人，史載，其“性直倔強，雄於膽略”。中國在甲午戰爭戰敗後，民族的危亡激發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詔書，宣佈變法，史稱戊戌變法，又名維新變法。維新變法期間，沈藎積極主張變法，認爲要革新湖南，非有一番破壞不能奏效。他和湖南維新派的代表人物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多次接觸，交往密切。唐才常與譚嗣同同鄉，同師於歐陽中鵠，並稱爲“瀏陽二傑”。維新變法失敗後，沈藎留學日本，其政治態度也迅速由改良派變成了革命派，成爲了堅定的革命主義者。
一年多後的1900年春天，沈藎從日本歸來，在上海與唐才常等人共同組織革命組織“正氣會”，隨後又更名爲“自立會”。沈藎任自立會幹事。自立會公開宣佈“我等認爲滿州(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國，我等不肯再認爲國家，變舊中國爲新中國，變苦境爲樂境”，謀求“新造自立之國”。自立會以漢口爲中心進行革命活動，建立了以會黨羣衆和清朝下層士兵爲骨幹的“自立軍”。自立軍共有七軍，湖北新堤爲右軍，沈藎爲右軍統領。下轄6個營。7月24日，沈藎攜帶花銀二千餘元赴新堤，以“中國國會自立軍右軍統領”的名義，研究部署在新堤舉行武裝起義的具體事宜，並決定在8月15日舉行起義。
唐才常在漢口指揮起義，但因餉械延誤，起義時間一拖再拖，後決定於7月28日在漢口起義。誰知在27日晚，張之洞就下令清軍包圍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樓街寶順裏4號的住所和設在漢口英租界內李慎德堂的自立軍總部，並於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查獲自立軍大批軍械、印章、書札及“富有票”等。7月29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餘人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殘酷殺害。
唐才常是自立軍總司令，他領導的自立軍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保皇黨及各地會黨等諸多社會力量組成的聯盟武裝，其成立伊始，政治綱領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對英帝國主義和洋務派官僚張之洞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因而起義未給清政府造成沉重打擊即迅速失敗。但自立軍起義是戊戌變法後在長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萬人參加的武裝鬥爭，鋒芒直指掌握清朝實權的後黨頑固派，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這次起義還吸引了革命派參加，導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發展，爲推動兩湖地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義的爆發創造了條件。
在新堤一直關注革命態勢的沈藎得知漢口起義失敗，唐才常等主要領導人殉難的消息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爲了表示“繼續已死者之生命，完成已死者之志願”的決心，會議決定提前舉行起義。28日，“右軍所部起事”。當天晚上，新堤衛隊營偷襲清軍水師營，各地自立軍二千多人紛紛響應，自力軍的黃綾旗“插遍全市”。然而，由於寡不敵衆。沈藎領導的新堤起義也慘遭失敗。
新堤起義失敗後，沈藎並沒有泄氣，他很快又潛入北京、天津等地。在天津，沈藎受聘爲“報館訪事”(即記者)，同時兼任一家日本報紙的通訊員，開始以記者的公開身份爲掩護，繼續從事反清的革命活動。當時的北京正處於八國聯軍控制時期，由於沈藎懂外語，且擅長交際，又有政治眼光和新聞敏感性，很快便與八國聯軍的部分人員混得相當熟悉。北京各界名流聽說沈藎認識許多外國朋友，紛紛前去巴結。爲了從這些貴族口裏打聽到有用的信息，沈藎儘量和他們把酒言歡，把各方面的關係都處理得很好。
1903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沈藎從一個滿清貴族口中得知中俄兩國要簽訂密約的消息後，憂心如焚，他決心在簽約之前把密約內容昭示天下。但怎麼才能獲知具體的內情呢?他開始了四處的努力，一定要將密約的內容搞到手，並儘快在報端捅出去。
功夫不負有心人。沈藎最終通過政務處大臣王文韶之子搞到了《中俄密約》草稿的原文。他不敢有絲毫的遲疑，迅速將《中俄密約》草稿寄給了天津英文版的《新聞西報》。《新聞西報》收到後當即原文刊登。隨後，國內外各大新聞媒體紛紛轉載，日本新聞界還專門爲此出了一期號外，這個爆炸性的新聞，在當時的社會反響可想而知。
在報紙上獲悉《中俄密約》喪權辱國的條款後，國內外輿論一時大燥。全國人都很是氣憤，對腐敗無能、一味討好帝國主義的的滿清政府更加失望了，革命運動隨之風起雲涌。在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下，在隨時都可能激化的革命形勢的逼迫下，陷入難堪境地的清政府不得不放棄簽訂《中俄密約》的計劃。
中俄簽約計劃成爲泡影。沈藎的一紙新聞，保全了國家的主權，贏得了那個時代新聞工作者的集體榮譽，可謂居功至偉。
《中俄密約》的泄密，使顏面掃地的清政府氣急敗壞，他們立即派人全力偵察密約泄露的原因。此時的沈藎非但沒有躲避清政府的追查，以一個革命家的沖天豪氣，反而提出了一個更加大膽的計劃：聯絡李蓮英，置慈禧於死地。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給兩個最要好的朋友——旗人慶寬和前翰林吳士釗。哪知軟骨頭的慶寬和吳士釗，在得知沈藎的想法後，恐懼不已，決定出賣好友沈藎以自保。他倆聯合向慈禧太后告發了沈藎。於是，悲劇便毫無懸念地降落到沈藎的頭上，1903年7月19日晚上，沈藎在北京寓所裏被捕，落入了清廷之手。
沈藎被捕後，毫不畏懼，大義凜然，在獄中寫下了《絕命詩》四章，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獄中鐵鎖出郎當，宣武門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另一首是這樣寫的：今年三十有一歲，贏得浮名不值錢。從此興亡都不管，靈魂歸去樂諸天。”字裏行間，洋溢着革命到底慷慨赴死的豪邁之氣。
審訊期間，沈藎毫不諱言自己的言行。本來因光緒皇帝出生在六月(陰曆)，故六月被稱爲“萬壽月”，“例不行刑”，加之當時清政府正在操辦慈禧太后生辰慶典，但慈禧太后還是下令將沈藎“斬立決”。後因懼怕行刑會影響“慶典”，慈禧太后這才發佈諭旨：“着即日立斃杖。”
1903年7月31日(陰曆六月初八)，刑部大堂8個獄卒手拿特製的大木棍，準備行刑。沈藎面對獄卒，朗聲說道：“快些了事!”於是，8名獄卒輪流捶打沈藎的四肢和背部，時間長達4個小時之久。沈藎被打得血肉橫飛，“骨已如粉”，其狀慘不忍睹，但沈藎自始至終“未出一聲”。這時，堂司以爲沈藎已死，下令停止捶打。不意沈藎於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見沈藎還沒有死，堂司又下令“以繩勒其頸，而始氣絕”。這是1903年8月4日與9月16日的《大公報》對沈藎之死的報道，讀來令人觸目驚心。
清政府以酷刑處死沈藎後，革命派辦的報紙《中國日報》發表唁文說：“沈君之死，鬼神爲之號泣，志士爲之飲血，各國公使爲之震動，中西報紙爲之傳揚。是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清廷的殘暴野蠻，激起了社會公憤，連外國報刊也紛紛加以譴責。西方各國公使也因此事對清廷很不滿，據1903年9月14日《大公報》披露：“探聞政府自杖斃沈藎後，各國公使夫人覲見皇太后時，談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頗有悔意。已面諭廷臣，會黨要嚴拿，萬不可株連良善，致離人心，等語。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絕無不合公理之舉。蓋恐駐京各國公使嘖有煩言也。”慈禧太后迫於各公使的壓力，只好也裝出了“悔意”。
沈藎赴死的一個多月後，章太炎先生以義憤填膺的心情在革命派的報紙《浙江潮》上寫了一首沉痛悼念沈藎的詩《獄中沈禹希(愚溪)見殺》：“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魑魅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章太炎先生筆下沉痛悼念的沈禹希(愚溪)就是沈藎。1936年10月，魯迅先生在他所寫《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還引用了章太炎先生的這首詩。
沈藎遇害時年僅31歲，他被稱爲“最早爲新聞事業獻身的人”、“近代第一個以身殉職的記者”。沈藎事件在當時震動了國內外，進一步暴露了清廷對外軟弱妥協，對內反動兇殘的本來面目，更加激勵了革命的國人爲推翻清王朝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加速了清政府的垮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