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1862年1月2日生於廣東香山縣(今珠海唐家灣鎮唐家村)，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動家、外交家、清政府總理總辦、山東大學第一任校長，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 ，國民黨政府官員。曾任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校長。
自幼到上海讀書，1874年成爲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學，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1881年歸國。曾任駐朝鮮漢城領事、駐朝鮮總領事、清末南北議和北方代表、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等，爲中國主權、外交權益及推進民主共和作出了重要貢獻。與孫中山政見分歧後，政治消沉，後任中山縣縣長。上海淪陷後，與各方曖昧不明，引起多方揣測，置自身於險境。盛傳日敵擬利用紹儀等組織華中僞政府，蔣介石下令戴笠派特務趙理君於1938年9月30日將其刺殺於家中。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唐紹儀1862年1月2日出生於廣東珠海唐家灣鎮唐家村。1874年成爲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學，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留美回國
1881年，被召回國，入天津水師附設的洋務學堂讀書。次年，唐紹儀以德國人穆麟德的隨員前往朝鮮襄助海關事務。1884年遭遇甲申政變，唐臨危不懼，持槍堅守穆麟德宅，給也在朝鮮的袁世凱深刻印象，並使兩人成爲莫逆之交。
1885年，到天津稅務衙門任職。隨後被派往朝鮮辦理稅務，成爲清政府駐朝鮮大臣袁世凱的書記官和得力助手。
1889年底被委任爲駐龍山商務委員，即駐朝鮮漢城領事，在任上表現出幹練的外交才能。在朝鮮期間，唐紹儀與當時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凱建立友誼。
1895年被清廷派遣爲駐朝鮮總領事。
1898年9月，唐紹儀因奔父喪返國，結束其出使朝鮮近10年的外交生涯。
斐然成就
1901年，袁世凱擢升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紹儀爲天津海關道。唐紹儀在任期間，辦理接收八國聯軍分佔的天津城區、收回秦皇島口岸管理權等事務，成就斐然，令同僚們刮目相看。袁世凱亦上奏朝廷，稱讚唐紹儀出色的表現和能力。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紹儀爲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代表談判有關西藏問題。唐紹儀堅持民族立場，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國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所謂《拉薩條約》，挫敗了英國妄圖將西藏從中國領土中分割出去的陰謀。1906年4月，中英簽訂《續訂印藏條約》，雖然英國取得從印度架設電線通往西藏已開商埠的特權，但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 唐紹儀在西藏問題談判中的成就，使他晉升爲外務部右侍郎。此後，唐紹儀參與主持中日、中俄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抑制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並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
1906年起，唐紹儀先後被委任爲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後，着力擴大我國在外資鐵路中的行政管理權和挽回鐵路借款方面的損失。由於他的力爭，滬寧鐵路的續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爲9.55折，總管理處由原來華員2人、洋員3人組成改爲只設華員總辦1人，洋員在總辦主管下分理部門職能。在廣九鐵路合約的談判中，唐紹儀把用人用款之權從英國人手中爭回，由兩廣總督一手經理。
唐紹儀是近代第一位致力於收回海關控制權的人。1906年，他以稅務處會辦大臣之職主持全國稅務總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即宣稱：此次奉命辦理海關稅務，實爲收回稅權之一大關鍵，且海關爲中國海關，聘用洋員自應歸中國節制。今雖時事艱難，無所措手，亦當力任其難。唐紹儀在稅務部署成立之時，即電召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各關稅務司到京城聽訓。過去壟斷海關稅務司職位數十年的洋員，如今不得不收斂其威風，在稅務處會辦大臣的統轄下辦事了。
1907年，唐紹儀被聘任奉天巡撫，並負責東北地區的對外交涉。他企圖引進英、美資本，修築一條貫穿東北全境的鐵路，以制約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議下退縮了，之後唐紹儀又打算聯美製日，計劃依賴美國資本開發東北來遏制日本。翌年，美國以部分庚子賠款退還中國政府，唐被派爲專使，赴美活動。在美期間，他鼓動美國財團到東北投資，並以考察財政爲名，訪問歐洲日本等八國。但日本拉攏美國搶先簽訂日美協議，使唐紹儀的計劃落空。
1908年10月，唐紹儀從上海經日本到美國，後從美國到歐洲。第二年7月回到北京，此行他作爲清政府特使祕密訪問美國，推動中德美聯盟和裁釐加稅事，雖獲美國總統接見，但未取得進展。
1910年，唐紹儀曾一度被任命爲郵傳部尚書，但不久即辭職。
加入同盟
1911年武昌起義後，唐紹儀充當袁世凱內閣全權代表，於1911年底，開始與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舉行議和談判，達成在湖北、陝西、安徽、江蘇、奉天等地的停戰協定。後繼續與伍廷芳祕密磋商關於清帝退位的優待辦法，以及孫中山的辭職和由袁世凱繼任的各項問題。他在和談中未盡袁世凱之意，並勸袁迎遂南方之意將談判地點設於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爲自己參加議和的指導思想。唐紹儀在議和過程中堅持擁袁共和的方針，對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由於南北雙方代表共同努力，終於達成了確定共和體制、優待清室、推舉袁世凱爲大總統的協議。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爲第一任內閣總理。經孫中山同意，他加入了同盟會。
唐紹儀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薰陶。民國初年，唐紹儀的思想立場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轉變，他由黃興、蔡元培介紹，並由孫中山監誓，加入了同盟會。當醞釀新政府總理人選時，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凱的推選及任命，成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於1912年3月25日到南內閣，4月遷往北京。唐出任總理之初，本抱有極大的政治抱負。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幹成員入閣、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佔據多數，被稱爲同盟會中心內閣。唐紹儀勤於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但是袁世凱習性大權獨攬，對唐紹儀推行責任內閣制，事事鹹恪遵約法甚爲不滿，在用人、財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署權等問題上，兩人的裂痕加深。唐紹儀主張民國用人，務貴新不貴舊，拒絕袁系趙秉鈞(爲內閣內務總長)私自安排北洋舊人入閣，趙竟以辭職相威脅。在籌款方面，唐紹儀拒絕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提出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凱和財政總長及四國銀行團的合夥攻擊。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終導致了唐紹儀與袁世凱分道揚鑣。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王芝祥(適加入同盟會)爲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並拋開總理附署權，公佈另任命令。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徹悟袁之種種行爲，存心欺騙民黨，遂於1912年6月15日憤而提出辭呈，時任總理不足3個月。
此後，唐紹儀寓居上海數年，與人集資創辦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但他仍密切關注着政治舞臺。1913年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唐紹儀予以強烈的譴責，並拒絕袁世凱拉攏其復任北洋軍閥政府總理。1915年，袁世凱復闢，唐紹儀與蔡元培、汪精衛聯名致電，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並辭職以謝天下。護國軍興起後，唐紹儀再次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
組建內閣
第一次唐紹儀內閣：成立於1912年3月13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立後的第一個內閣，也是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期的第一個內閣。
第二次唐紹儀內閣：成立於民國11年(1922年)8月5日，結束於同年9月19日。國務總理唐紹儀並沒有到任。
南下革命
1916年5月，段祺瑞組閣，以他爲外交總長。9月17日抵達北京就任，9月25日遭到督軍團的通電反對，於是於9月29日辭職。同年6月，袁世凱暴斃。黎元洪繼任總統，但皖系軍閥段祺瑞大權在握。唐紹儀力主恢復舊約法和國會，站在孫中山革命派的立場上，多次拒絕北洋軍閥的拉攏利誘。
1917年8月，唐紹儀南下參加護法運動，9月17日孫中山就任軍政府的大元帥，並任命他爲的財政部長，但他始終未就任。
1918年5月，軍政府改爲總裁制，唐紹儀被國會推爲七總裁之一。
1919年初，南北和談，北洋軍閥政府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和，唐紹儀擔任南方總代表。他維護孫中山的護法旗幟，但其主張被北方代表拒絕，同時也爲把持南方軍政府的桂系軍閥所不容，被撤掉總代表之職。南北和歷時年餘，終未達成協議。5月4日五四運動時期，唐紹儀表現出愛國熱情，通電北洋軍閥政府表示支持愛國學生。他去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1920年6月，唐紹儀與孫中山等在上海通電反對桂系軍閥，正式脫離軍政府，赴上海堅持鬥爭。11月，桂系軍閥勢力被驅逐出廣東，唐隨孫中山回到廣州，重建軍政府。但此時唐紹儀與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已發生分歧，唐認爲孫中山的理想太高，難以實現，且孫所制定的總統制與他的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制理想亦不符。他拒絕出任軍政府財政總長一職，在政治上表現消沉，寓居上海閉門不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唐紹儀掛名爲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次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仍以唐紹儀爲財政部長。
擔任縣長
1929年，就任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主席，在就職詞中表示要用25年的時間，“將中山縣建設成爲全國各縣的模範”。
1931年3月16日，唐兼任中山縣縣長，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劃。該計劃包括基本建設、發展實業、加強農漁業和鄉村建設、引進外資和發展教育諸方面，而以開闢唐家無稅商港爲重點。他多次邀請粵省要人和專家前往唐家灣考察，還編印《中山縣發展大綱》，散發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設法從各方面籌集獎金。他在任上比較注意爲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門陋習，並微服察訪，及時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有布衣縣長之稱。但唐紹儀遭到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排擠。5月，任廣州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九一八事變”後，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寧粵分裂”時，唐紹儀參加了汪精衛等人在廣州組織的反蔣聯盟，後任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五常委之一。
慘遭錯殺
1932年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山縣縣長。日本侵佔上海、南京後，策動其出任僞政權首腦，未成事實。
1934年10月，陳濟棠通過親信在中山唆使縣兵以索餉爲名發動譁變，包圍唐紹儀的寓所，逼其去職。
1936年，陳濟棠發動六一事變，公開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唐紹儀站在蔣介石一邊，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提議撤銷國民黨中執委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等機關，從而促使陳濟棠兵敗下臺，事後，唐紹儀舉起家寓居上海，未再參與政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紹儀未轉移後方，滯留上海。
1938年9月30日，唐紹儀被國民政府特務刺殺身亡。後來的臺灣地區雜誌所載軍統北平站站長的回憶錄中說：“因唐已定意做漢奸，故予處決。”而留在大陸的軍統骨幹沈醉認爲，刺唐是軍統奉命行事，實屬“誤殺”。對於唐紹儀之死應該說是“晚節未失，慘遭錯殺”。
抗戰初期，唐紹儀曾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與日本人密談謀和條件。上海淪陷後，唐紹儀將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沒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今武康路40號)。
由於他的政治聲望引起敵僞的注意，故被視爲“以華制華”傀儡的最佳獵物。日本有了一個所謂“南唐北吳”計劃，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還組織了一個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做唐紹儀、吳佩孚的工作，計劃由唐組織全國性僞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許多特務首腦如谷正文、土肥原賢二等和漢奸陳中孚、溫宗堯等頻繁往來於唐府。於是當時上海、廣州等地盛傳日敵擬利用唐紹儀、陳中孚、溫宗堯等組織華中僞政府，因而廣州抗敵後援會於1938年3月上旬去電唐紹儀，請其脫離惡勢力的包圍，刻日南歸，唐不予答覆。到了3月19日，廣州各界人士及社團在省民衆教育館二樓開會，會上由廣州市各社會團體聯銜電催唐紹儀南歸，電文說：“請公善保晚節，否則自墮名譽，遺臭萬年”，並匯去旅費2萬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費也不肯收。唐紹儀是歷經政治風雲、老於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對於自己出處的榮辱得失，是有充分考慮的;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而不願得罪任何一方，便採取與各方曖昧不明的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測，置自身於險境。
1938年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在唐紹儀女婿岑德廣的帶領下，親自赴唐宅長談，拉攏唐出山。潛伏於上海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偵知此事後，彙報給重慶方面，蔣介石指示軍統局負責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員到上海把唐紹儀除掉。戴笠派趙理君赴滬暗殺唐紹儀。趙理君，四川人，黃埔軍校畢業生，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
趙理君從各方面探詢唐紹儀的情況，從唐的親友來往之中，得悉唐紹儀喜愛古玩，經常驅車往古玩店購置古瓷器、古銅器之類，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個古瓷瓶，該店老闆索價僞幣10萬元，唐認爲要價太高，未成交易。趙理君得知後，即出重價將此瓶購置到手，僞裝該店之跑街夥計，攜帶此瓶親自送到環龍路唐公館，由門口警衛人員(保鏢者)轉報，唐紹儀在會客室接見趙理君。趙又詳述這個古瓶的特點，並雲還有一個古瓷瓶比這個瓶的色彩還要好，年代更早，價錢並不比這個瓶高，若要看的話，請指定時間，再親自送來。唐很高興地告知趙理君在某日下午送來。趙此次來，已觀察清楚唐的住宅情況，唐之會客室門外亦有一個保鏢人員，以保護唐之安全。趙理君回到住地後，即召集親信人員，商討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務，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結果，決定特製一柄鋒利的短斧，由趙理君親自動手，並準備多輛小坐車在唐之住宅周圍警戒，以防意外。準備妥當後，趙即按照唐紹儀指定的時間攜帶兩個古瓷瓶到唐之公館，又在會客室與唐見面。
唐紹儀看到古董花瓶後很高興，戴上老花眼鏡，把瓷瓶拿在手中詳細鑑別，究竟哪一個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並雲：“這一次拿來的一個，確實比那一個好，一經比較，優劣立見。”觀察再三，愛不釋手。趙理君認爲時機已至，即靠近唐紹儀身旁，僞裝與唐一同鑑別瓷瓶，即刻用右手從褲袋中抽出利斧，照準唐紹儀後頸猛力砍去，唐紹儀立時斃命。趙理君殺死唐後，即將兩個瓷瓶收拾好，離開會客室，輕手輕腳地又把會客室門關好，從容告知會客室門外之保鏢說：“老太爺在會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幾個更好的古瓶請主席挑選，請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馬上即來。”趙即很快走出，與在唐宅外邊守候人員乘車逃逸。
消息傳出後，上海輿論一時大譁。有人懷疑唐爲日本人所刺，有人懷疑是國民黨特務所爲，爲掩人耳目，1938年10月5日，重慶方面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孔祥熙等名義，特地頒佈《唐紹儀褒揚令》，同時撥付治喪費5000元，並令將唐氏生平事蹟“宣付國史”。國史館撰寫的《唐紹儀傳》，稱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攏，要其充當傀儡，“終不肯出”。
據稱唐被送附近的廣慈醫院搶救，於次日凌晨3:50氣絕。唐遇刺後，一些國民黨元老十分不滿沒有掌握唐失節確證，就將其殺害。蔣介石下令付治喪費五千元，並將唐生平事蹟存付國史館，以平息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