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后，在正史上或許評價還可以，但是在口頭史上，名聲卻特別壞，儼然已是毒後的代名詞。
故事的開頭已是衆所皆知。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便令永巷把戚夫人抓起來，把她的頭髮剃了，穿上囚衣和鐐銬，令她舂米。戚夫人一邊舂米一邊唱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幕，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汝)?”太后聞之大怒，認爲她還想倚仗兒子來翻身，是可忍孰不可忍?呂后把戚姬的幼子趙王召來了。
惠帝仁慈，知道母親要幹什麼，於是吃住都和趙王在一起，保護他。某天惠帝早起，回來的時候趙王已被人毒死了。須知，此時的趙王，也不過是個十歲的小兒(一說十三歲)。
然而，呂后做的最過份的，還是把戚夫人做成“人彘”：“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還請兒子惠帝來看。惠帝看了大哭，病了一年多都起不來，從此只是飲酒作樂，不理朝政，幾年之後就崩了。因爲他覺得，“此非人所爲”，母親有這種禽獸行，兒子也沒有臉面治天下了。
這一段歷史記載得很清晰。但令我納悶的是，近來越來越多的歷史隨筆中，對呂后抱有深深的同情，替她翻案，覺得戚姬是自找的。我就奇了怪了，連人家嫡親的兒子都因母親的獸行覺得愧對天下人了，我們這些沒有領到呂后一滴點兒恩義的，倒還能從裏面看出一朵花來?
翻案者的理由，無非就是因爲呂后認爲戚姬是威脅。高祖以爲太子仁弱，不類己，總是想立戚姬之子如意(即後來的趙王)。戚姬經常跟着高祖去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擔憂，所以即位之後，需馬上處理掉趙王如意和戚姬。其實，這些描述《漢書》裏有，前面還有一句：“(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無非就是說，高祖太瞭解呂后這個人了，知道這個小孩如果不當上皇帝，分分鐘會給呂后害死;戚姬的哭，也是因爲她知道了自己的性命堪憂。至於責怪發配到暴室裏的戚夫人還敢唱哀歌，是找死，這種責備，簡直就是怪一條砧板上的魚爲什麼不好好地挨宰，還害得主人要多下狠手砍多幾刀了。替狼吃羊找藉口，我們總是特別擅長。
戚夫人善歌，善鼓瑟擊築，善爲翹袖折腰舞，多才多藝，比之剛毅強直、鄉下出身的呂后，再加上年輕漂亮，自然多多受寵。即便如此，皇帝還是沒有辦法輕易地立嗣。《西京雜記》中說道，“(侍者賈配蘭)見戚夫人侍高帝同，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嘆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築，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歌畢每泣下流漣。”實在是知道愛姬死期已定啊。
不獨戚姬，呂后對別的姬妾也絕無善意，幽於後宮不得出，只有薄姬因爲不受寵，才網開了一面。她殺了趙王如意之後，又先後幽死趙王友，在趙王恢死後廢掉他的繼嗣。連親生兒子惠帝，她也不見得對他好到哪裏去，才活生生地把他嚇成重病。
我猜想，後世對呂后的正面評價，更多地來自司馬遷在《史記》的評論：“太史公曰：孝惠、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班固也基本上照抄了這一段。
我常常懷疑司馬遷是不是特別愛用春秋筆法，是不是高級黑：在《史記·高後紀》裏給予了呂后這麼高的評價，然而通本《史記》，凡出現呂后的地方，幾乎都沒有幹什麼好事。比如說，用毒計誅韓信，殺個不見天不見地不見鐵;比如說，對彭越實施醢刑，把他剁成肉醬分給諸侯;比如說，殺了兒子的姬妾，把姬妾的兒子硬是塞給年幼的小皇后養;成長爲少帝之後，又把他匆匆殺掉;比如說，違了高祖的遺命，大肆分封呂氏王，結果自己屍骨未寒，呂氏就已被族滅……真沒法看出哪裏有一丁點兒的政治智慧了，連佔便宜都沒佔好，歇斯底里倒還差不多。
呂后最大的貢獻，就是奉獻了“最毒婦人心”這個成語，以及千百年來帝王們對繼嗣問題的深深恐懼。
至於政治清明，依我看，如果有天災，一定是與人禍有關，百姓受難，統治者肯定難辭其咎;但如果百姓安居樂業，還真的跟統治者沒有多大關係;只要上頭什麼不幹，天下就會風調雨順河清海宴，蟻民們就該燒香拜佛了。
再具體一點吧，呂后也許不是不想幹預，可是她沒有辦法，朝中有周勃、酈商、陳平等一衆強勢的軍功集團，外面又有已經成年的諸侯王割據地方勢力;在內廷裏，她可以爲所欲爲，幹盡壞事;可天下的事，輪不到她管。你看，都“政不出房戶”了，算功勞的時候，怎麼又能都算在她的頭上呢。
我只是奇怪，像呂后這樣殘暴扭曲的性格，這樣低劣的政治水平，在一個現代的文明社會裏，早就該下臺一千遍一萬遍了;可是在我們這裏，趕不走她是一回事，還得代代稱誦着她，稱她爲一代明主;幹掉戚姬，殺掉韓信，剁碎彭越，都是情有可原的，理所當然的，幹得好乾得妙幹得呱呱叫。
不由掩卷長嘆：難道我們天生就有斯德哥爾摩症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