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明朝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一大早，河北境內，一大隊人馬正由宣府(今河北宣化)嚮明京師北京方向進發。這是一支明朝的軍隊，人數衆多，將近五十萬，旌旗蔽日，刀戈耀眼，聲勢極大。然而，這些明朝士兵看起來相當疲憊沮喪，似乎不但飽經風雨，更還有幾分逃難的模樣兒。
宣府鎮佔冀州地，秦漢爲上谷郡;遼太宗會同元年(938年)，後晉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後，屬遼國;金滅遼後，屬金國;元朝時，屬中書省上都路;明朝自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屬京師萬全都指揮使司。
宣府還是九邊中最爲重要的邊防重鎮。明朝建國之初，元朝殘餘勢力遠走大漠，爲了防禦蒙古的南下侵擾，明朝廷沿長城一帶建立了九個邊防重鎮，即歷史上所謂的“九邊”，包括：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榆林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總共駐守有四十萬軍隊。九邊之設，使明朝北部邊塞形成一條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廣袤萬里、烽堠相望、衛所互聯的北方防線。九邊之中，以宣府最爲衝要，故有“九邊衝要數宣府”之稱(古時將府州縣分爲四等，重要關隘和要道邊城稱爲“衝要”，列爲第一等)。宣府的戰略地位由此可見，歷來爲兵家必爭之地。特別是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宣府鎮更成爲拱衛京師、防禦蒙古軍隊南下侵略的咽喉要地。明人程道生在《九邊圖考》中稱：“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
正因爲宣府的關鍵位置，這一帶曾經發生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據史書記載，僅明朝一代，宣府周邊就發生較大戰事五十餘次。不過，自明朝建國以來，宣府一帶便“不置府縣，只遣將率士守護”，最初的居民早就被大規模地遷移到居庸關內，宣府實際上已經完全成爲屯兵駐軍的軍事用地，廣闊土地上少有耕地面積，水草肥沃處，均成爲明軍的牧場，用來養馬放牧。只是，現在奔走在宣府土地上的明軍，全然沒有在自己家園的那種悠然，而只有惶然、驚恐清晰地寫在每個人的臉上。
有誰會相信呢，在這支聲勢巨大卻又狼狽不堪的軍隊中，竟然就有堂堂大明帝國的天子——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鎮(英宗爲他死後廟號，本書中按照慣例一律採用廟號來稱呼皇帝，特意說明)，而英宗身邊的扈從人員無一不是當時聲震天下的名臣，如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音yě，同野)、戶部尚書王佐、大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副都御史鄧棨等等。
馬車中的英宗朱祁鎮雖然不像外面的士兵那般狼狽，但明顯的興致不高，這與他年輕而略顯稚氣的面貌很不相符。他覺得總有什麼不知名的緣由，令他心中莫名其妙地恐慌。車裏顯得愈發憋悶起來，英宗忍不住掀開了車簾。隨侍在車旁的大宦官王振立即會意地上前，安慰道：“陛下請放心，臣已經安排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兵斷後。我軍兵強人衆，諒瓦剌不敢追來。”年輕的英宗這才鬆了口氣，稍覺安慰。他自孩童起就與王振在一起，他們之間的感情早已經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禮。
然而，誰也不會想到，這一天，將成爲朱祁鎮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天。
就在英宗朱祁鎮一行急着趕路的時候，蒙古瓦剌(音la，同辣，清人稱瓦剌爲厄魯特或額魯特，或衛拉特)軍隊聞風追襲而來。英宗朱祁鎮聽到消息，驚慌失措，下令急退。英宗此時早已經忘記了，他這次率五十萬大軍出關，目的就是爲了御駕親征，與蒙古人金戈鐵馬地奮戰一場，嚐嚐建功立業的感受，只可惜，出師未捷。
明軍後衛恭順伯吳克忠(蒙古人，原名答蘭)和都督吳克勤(蒙古人，吳克忠三弟)部負責斷後拒敵。吳克忠部經歷了長途輾轉跋涉，早已經飢渴交加，疲憊不堪，士氣極爲低落，匆忙之間與追擊而來的瓦剌主力交戰。最可笑的是，大部分明軍竟然不能熟練使用自己的兵器。
明朝軍隊長期屯田，兵器殘破。此次出征前，英宗下令臨時從武庫中拿出八十萬件兵器分給士卒，連平時存於庫房中捨不得使用的先進火器也拿了出來，配給軍隊。火器是對付騎兵的有利武器。明成祖朱棣在與蒙古的戰爭中，曾經充分展示了明軍火器的優勢。他所組建的神機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獨立槍炮部隊，明軍所使用的神機銃，每矢可斃敵二人。然而，對隨同英宗出征的明軍而言，他們從來沒有練習過如何使用火器，倉促之中難以發揮。儘管吳克忠奮力鼓舞士氣，督促戰鬥，瓦剌騎兵還是很快佔據了山頂，取得地利之便。瓦剌軍箭石亂髮，明軍官兵死傷大半，隊伍開始潰散。吳克忠下馬跪射瓦剌軍，射完最後一支箭後被瓦剌軍重重包圍，他絲毫不懼，依舊奮勇殺敵，用短槍格殺數十人。最後，吳克忠、吳克勤兄弟均力盡戰死，擔任後衛的明軍全軍覆沒。
[火藥是古代中國四大發明之一，是武器發射的能源。唐代末年開始用於軍事。自宋太祖開寶年間，軍隊已經開始進行火藥武器的實驗和製作。宋鹹平三年(1000年)，第一個千禧年的九月份，宋軍的火藥武器終於研製成功，神衛水軍隊長唐福向宋真宗獻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威力驚人。後來，又有冀州團練使石普獻上了他自己製造的火箭、火球，並在皇宮中爲皇帝作了示範表演。火槍在元朝和明朝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戚繼光在抗倭時便使用了大量火器。令人遺憾的是，一度擁有領先火器的國度，卻在“刀馬嫺熟”的滿清統治下，完全喪失了武器優勢，導致近代被動挨打的局面。]
敗報飛至，英宗朱祁鎮大驚失色，又派成國公朱勇(靖難功臣朱能之後)、永順伯薛綬率明軍三萬餘，前去救援。朱勇、薛綬求戰心切，冒險進軍至鷂兒嶺(今涿鹿的西北四十里)，結果陷入瓦剌的埋伏。明軍猝不及防，倉促抵擋一陣後，全軍潰散。
明軍主帥薛綬戰到絃斷矢盡，仍用空弓頑強抗擊敵軍。薛綬，蒙古人，原名壽童。瓦剌軍惱怒他頑強抵抗，將他殘酷地支解殺死。之後知道薛綬原來是蒙古人，殺死他的瓦剌軍哭道：“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明史·卷一百五十六·薛斌傳》)(注：薛斌爲薛綬父，原名脫歡)朱勇、薛綬相繼戰死後，近四萬明軍騎兵幾乎全部損失。
英宗朱祁鎮聽到兩軍相繼敗亡的消息後，嚇得魂飛魄散，先前親征時要與敵軍決一死戰的勇氣全無，下令全軍急速逃跑。此時，追襲的蒙古瓦剌軍隊不過二萬，而明軍卻有幾十萬，實力對比懸殊，而佔有優勢的一方竟然要奮力逃跑，實在是歷史上少見的咄咄怪事。
傍晚時分，逃跑的明軍大隊人馬到達土木堡。土木堡西面是雞鳴驛，北面是麻峪口，均爲重要驛站，明軍駐有重兵把守。而土木堡東面二十里，便是懷來城，城深牆厚，有明軍總兵官駐紮。明大軍若是繼續行軍，往東南便是居庸關。居庸關地形極爲險要，明朝建國之初，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對居庸關進行重點修繕，與長城連接在一起，成爲京師北面最重要的軍事要地。只要大軍過了居庸關關牆，憑藉雄關據守，便可高枕無憂，絕對安全。
土木堡四個方向的戰略要地，英宗朱祁鎮隨便選擇一處前往，都可以延緩瓦剌軍的追擊。然而，歷史就是這樣充滿了戲劇性，在王振的強烈建議下，明軍大隊人馬選擇了駐紮在土木堡。
再來看看土木堡的位置和地形。明朝初年，明王朝爲了加強和鞏固長城的防務，除了派駐重兵守衛，還從山西一帶遷移大量的民衆到長城沿線，一方面開荒墾田，另一方面修築大量的城堡。這些城堡大都建在長城以內的重要關口和谷地，成爲守衛長城的軍事重鎮。爲數衆多的城堡則與長城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土木堡便是明代在宣府地區建立的衆多城堡之一，是當時宣府通向居庸關的重要驛站，修設於交通咽喉之地：南封嬀水流域，北鎖懷(來)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東拱京畿門戶，堪稱衝要之所。土木堡緊挨着狼山，周圍百里範圍內，羣峯聳立，地勢險要。不過，作爲一個城堡而言，倘若沒有即將到來的這場著名的戰役，它或許至今仍舊默默無聞。
從地圖上看，土木堡呈帆船狀，長三裏，中間狹窄，裏面少井，飲用水不夠，是絕對容納不下五十萬大軍的。十分可惜的是，英宗朱祁鎮倚爲重要謀臣的王振沒有任何軍事眼光。畢竟，他只是個弄權的宦官。不僅如此，王振之所以要堅決停留在土木堡，完全是因爲個人的私心——他私人的一千餘輛輜重車還在後面，沒有趕上大隊人馬。輜重中有不少奇珍異寶，都是這次出征過程中沿途官員進獻的，他擔心會落入蒙古瓦剌軍隊的手中，那他的損失可就大了。事實證明，王振這爲了一己之私的決定，導致他損失得更多。
此時，隨從的文武官員都強烈建議英宗朱祁鎮趕快退到懷來縣城，固城自守，不要在土木堡久留。英宗朱祁鎮沒有任何主見，一切聽從王振的安排，大臣們均被王振斥退。王振不過是一個宦官，竟然能左右皇帝的決定，他是如何能做到這點，後面專門談到宦官時再做介紹。
六十五歲的兵部尚書鄺埜心急如焚，急上奏章，請英宗車駕速入居庸關，同時發精兵殿後。結果，奏章被王振扣住，英宗根本就沒有看見。鄺埜情急之下，又親自到行殿求見英宗，力請皇帝入關。王振擋住他，喝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明史·卷一百六十七·鄺埜傳》)鄺埜回答說：“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王振大怒，高聲喊叫侍衛，將白髮蒼蒼的鄺埜拉扯了出去。
鄺埜堂堂兵部尚書，爲大明朝廷最高軍事長官，卻被一個宦官趕了出來，自然十分憤怒，但也無可奈何。王振雖說只是一個宦官，卻是明朝建國以來權力最大的宦官，把持朝政已有多年。朝野上下，無不對王振切齒痛恨，卻因爲英宗朱祁鎮對其極度寵幸，而對其沒有任何辦法。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拿王振沒有辦法。此刻，英宗的隨從大臣中，以英國公張輔地位最尊，聲望也最高。鄺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去找這位四朝元老，請他出面來制衡王振。
英國公張輔的父親張玉，還在元朝統治中原時期，就已經是個響噹噹的人物，擔任元朝的樞密知院，相當於軍政最高長官。元朝敗走大漠後，張玉“從走漠北”(《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張玉傳》)，跟隨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萬里來歸，投在當時駐守北平(即北京)的燕王朱棣麾下，從五品的副千戶幹起，逐漸變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將。燕王朱棣後來發動靖難之役，得以成大事，最大的功臣便是謀士姚廣孝(即道衍和尚)和武將張玉。然而，張玉“出師未捷身先死”，在東昌一戰中爲了救護朱棣而英勇戰死。東昌之戰也是朱棣一生中最慘痛的失敗。當時朱棣被南軍(明惠帝朱允炆的軍隊)重重圍住，左衝右擊，始終衝不出敵陣。朱棣手下大將朱能聞訊帶着蒙古騎兵前來營救，奮力死鬥，殺開一條血路，終於衝進了南軍，保護朱棣衝出敵陣。而張玉並不知道朱棣已經脫險，也率軍衝入敵陣去營救朱棣。因寡不敵衆，格殺數十人後，戰死在南軍陣中，時年五十八歲。朱棣痛極而泣，登上皇位後，追贈張玉爲榮國公，後加封爲河間王。
張輔便是張玉的長子，但他的顯貴，卻不是沾了父親的光，而是全憑自己的才幹。張輔自幼追隨父親張玉于軍中，久歷戰陣，智勇雙全，是靖難功臣中少有的優秀青年將領。朱棣即位後，封張輔侯安伯，祿千石;永樂三年(1405年)進封新城侯，加祿三百石。而張輔一生中最顯赫的功績則是在徵安南(今越南，又稱交阯)的戰場上。
安南在漢唐時爲中國的一部分，五代時獨立，名義上仍然是中國的屬國。明朝建國後，明太祖朱元璋還冊封過安南國王陳氏，此後，凡是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朝廷的正式認可。到了永樂一朝，安南內訌加劇，安南原來的國王陳氏一族被滅，胡氏上臺，明成祖朱棣便順水推舟，正式承認了新國王胡漢蒼的地位。不料，平地風雲再起，前國王陳日烜之孫陳天平輾轉來到明朝，嚮明成祖朱棣哭訴，說：“賊臣侵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徵橫斂，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億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微臣之大願也。”這一番話，聲情並茂，深深打動了明成祖朱棣，但朱棣還不能確認陳天平的真正身份，於是將其安頓下來，等安南國王胡漢蒼派使者來朝賀時，將陳天平也叫了出來。安南使者“皆錯愕，或有下拜者”，由此，陳天平的王嗣身份已經無可懷疑。明成祖朱棣最終決定幫助陳天平復國，先派人譴責安南國王胡漢蒼。不料胡漢蒼誠懇上書，表示願意將王位讓回給陳天平，朱棣信以爲真，派人護送陳天平回國。胡漢蒼預先設下伏兵，在護送明軍的眼皮子底下，殺死了陳天平。明成祖朱棣被徹底激怒，決定派兵討伐安南。當時明軍由名將張輔領兵，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爲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並派人管理。
[永樂時期，明軍兵鋒極健，安南懾於張輔的威名雖然重新歸附了明朝，但由於歷史淵源，安南民心不附，之後幾乎沒有斷過兵燹，戰爭綿延長達三十年之久。這極大地牽制了明朝的軍事力量，巨大的軍費開支也成爲明朝廷的沉重負擔。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時，安南問題日趨嚴重，明朝軍隊不斷在安南遭到敗績，在這種情況下，宣宗最終決定放棄安南，徹底扔掉這個歷史包袱。此舉在當時曾引起巨大爭議，反對者不在少數。但其實爲休兵養民之舉，節省了大批人力財力，減輕了明朝人民的負擔。]
張輔四徵安南時，成祖朱棣賜宴奉天殿，親自作賦《平安南歌》，張輔進封英國公，歲祿三千石。朱棣長子朱高熾即位爲明仁宗後，命張輔掌中軍都督府事，加官太師，威震中外。仁宗朱高熾在位期間，任用賢良，輕刑薄役，覈查冤獄。“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但是仁宗僅做了九個月的皇帝就病死在欽安殿。皇太子朱瞻基繼位，是爲明宣宗，即歷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
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朱瞻基的叔父漢王朱高煦(成祖朱棣第二子)預備謀反。朱高煦與英國公張輔曾經在靖難之役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淺。叛亂之前，朱高煦派親信枚青祕密入京，籠絡英國公張輔爲內應。結果，張輔把枚青綁起來送入朝中，並向宣宗請求，由自己親自率兵平叛。宣德元年(1426年)秋八月，宣宗朱瞻基親自出徵，張輔跟隨軍中指揮作戰。在強大的攻勢和心理壓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亂事遂平。張輔因功加祿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謀劃軍國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宣德四年(1429年)，進階光祿大夫左柱國。
宣宗一朝，人才濟濟，文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蹇(音jian，同剪)義、夏原吉;武有英國公張輔，地方上又有像于謙、周忱這樣的巡撫，因而政治較爲清明，社會安定，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經濟也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餘年間的極盛時期。
可惜的是，宣宗只做了十年皇帝就病死了，皇太子朱祁鎮即位爲明英宗。當時，吏部尚書蹇義已經死去，功勳舊臣除了“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外，資格最老、地位最尊的就是英國公張輔。因此，張輔倍受重用，凡是軍國大事，重要政務，很多時候都由他來裁決。英宗朱祁鎮爲太子時，宦官王振朝夕侍側。英宗即位後，王振被任命爲司禮太監，並且尊稱他爲“先生”。王振逐漸大權在握，專擅朝政，飛揚跋扈，不少文武大臣都懼怕他。只有英國公張輔因名尊位崇，不把王振放在眼裏，敢與其據理以爭。這使王振對張輔恨之入骨，後來找了個機會彈劾張輔，將他抓了起來。但因張輔是歷朝勳舊，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命杖其二十，以此來折辱張輔。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後面我們還會有專門的篇章論述。太皇太后張氏(仁宗皇帝朱高熾之皇后)聽說後，急忙命令停杖，但是已經來不及。張輔被杖後，太皇太后張氏十分惱怒，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人入見。當時英宗也在場，站立在東首，幾名大臣站立在西首。太皇太后指着大臣對英宗道：“這幾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帝之命輔佐你治理國家，一切國政應與他們共議。”告誡英宗不得再讓王振干預國事，英宗表面答應，但是內心並不願聽從，反而更加寵信王振，致使政治日益腐敗，軍備逐漸廢弛。
經歷被杖事件後，英國公張輔心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倒不是因爲他以元勳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英宗的態度：在年輕的皇帝心中，他們這“五大臣”顯然都遠不及王振這個宦官“先生”重要。之後，“三楊”和太皇太后張氏相繼去世，張輔更是獨木難支。從此以後，他對王振的所作所爲便是聽之任之了。
所以，當兵部尚書鄺埜找上門來，說明要求張輔出面對付王振的來意後，張輔極感爲難。除了年逾古稀、來日無多的原因之外，他還有另外一層顧慮。他已經七十五歲，原配所生的兒子早已經夭折，他六十七歲時，侍姬才爲他生下一個兒子，取名爲“懋”。懋字有多種解釋，張輔取“懋而允懷”之義，表示欣喜之意。這些年，張輔能制王振卻無所作爲，更多的是想到兒子張懋尚且年幼，倘若與王振結怨，一旦自己去世，王振勢必會向自己的幼子報復。張輔馳騁沙場多年，凡事都是一意立決，此刻，卻不由得捫胸長嘆了。史書中對此記載道：“輔老矣，默默不敢言。”(《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張輔傳》)
鄺埜見到張輔如此神態，多少也明白幾分，只好悻悻退出。他既無法見到英宗，又請不動英國公張輔，別無它法可想，只能與戶部尚書王佐等其他官員聚泣帳中。這幾名帝國重臣心中百般複雜滋味，有憤怒，有懊惱，也有悔恨。就在此次出征前，內閣大學士曹鼐曾與部分大臣密謀，計劃先暗殺王振，再勸阻英宗出征，但羣臣懼怕王振的權勢，無人敢響應曹鼐的建議，以致其謀難以實行，事到如今，真是悔不當初。
鄺埜等人已經隱隱預料到即將有惡戰到來，這一點，英國公張輔也預料到了。但所有的人都沒有想到，即將到來的不幸大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震動了天下，還幾乎動搖了大明王朝的國本。
當夜，明朝大軍布營在土木堡，人困馬乏，士氣低落。英宗朱祁鎮一行，則留駐在土木堡狼山上。
八月十四黎明時分，蒙古瓦剌軍分數路包抄過來，將土木堡團團圍住。英宗朱祁鎮一覺醒來，還想繼續行進，這才發現瓦剌軍已經從四面合圍土木堡，明軍撤退已經來不及了。更不幸的消息還在後面，明軍飲用水不夠，不得不掘地挖井，然而土木堡地勢高，天氣旱，一直往地下挖了二丈多，依然不見一滴水。而土木堡南面十五里有一條河，水道已經被瓦剌軍隊佔據。明軍經過長途轉戰，人困馬乏，又飢又渴，人心慌恐，一片混亂。
八月十四晚，瓦剌軍開始從土木堡旁的麻谷口進攻，明都指揮郭懋率衆奮力抵擋，拒戰一夜。但隨着時間流逝，後繼的瓦剌軍不斷趕到，圍困土木堡的瓦剌軍愈來愈多，明軍更加處於不利的形勢。
次日，爲中原傳統的中秋佳節，英宗不但不能與家人團聚，還在膽戰心驚中度過。瓦剌軍見強攻不能很快奏效，便假裝撤退，希望能誘出明軍交戰。這時，明軍已斷水兩天，兵馬飢渴難熬。英宗朱祁鎮見瓦剌軍開始撤退，立即派出使臣，前往瓦剌軍營講和。瓦剌軍統帥索性將計就計，也派使臣持文書來明軍營交涉，假裝同意與明軍講和。英宗不辨真僞，立即命內閣大學士曹鼐起草講和的文書，派出通事二人，隨瓦剌使臣一同前往瓦剌軍營。
此時，王振天真地以爲議和將成，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明軍拔營，前往堡南的河裏取水。明軍士兵正飢渴交加，聽到移營的命令後，立即爭先恐後，紛紛跳越營邊壕塹而出，陣勢由此大亂。一直在暗中窺探的瓦剌軍見有機可乘，立即派鐵騎從四面嚮明軍衝擊過來，蹂陣而入，如虎入羊羣，一邊大聲呼嘯，橫衝直闖，奮長刀猛砍明軍，一邊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明軍猝不及防，全線崩潰。明士兵們棄甲曳兵，爭先逃竄，互相擁擠踐踏，一發不可收拾，死者蔽野塞川。
箭矢如雨般密集，英宗朱祁鎮身邊的御營禁衛軍渾身中箭，像刺蝟一樣。這些箭鏃中，應該大多數都是王振過去以高價賣給瓦剌的。英宗急忙與親兵乘馬突圍，卻始終不得其便。他見兵敗如山倒，大勢已去，驚慌失措下不知所爲，乾脆下馬據地，盤腿而南坐。身邊只有一個叫喜寧的心腹太監。
這時候，一個瓦剌兵過來，見英宗朱祁鎮的盔甲與衆不同，閃亮耀眼，要強奪下來。英宗朱祁鎮自然不給。那瓦剌兵大怒，便要殺死英宗。剛好一個年長的瓦剌頭目過來，說：“此人態度異常，看來非同凡人。”於是將英宗朱祁鎮擒送到瓦剌首領賽刊王(也先之弟)營中。賽刊王盤問英宗時，英宗反問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睦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明·楊銘《正統北狩事蹟》)賽刊王聽到後大爲吃驚，急忙騎馬去見也先，說：“我的部下抓來一人，態度非常奇怪。可能就是大明天子。”也先召來之前前來議和的兩名明朝使者前去查證，這才知道俘虜確實是大明朝的皇帝，給了瓦剌一個大大的驚喜。
之後，英宗身邊的心腹太監喜寧(本爲蒙古人)投降，將明朝內部虛實情況完全告訴給瓦剌首領也先。此人後來成爲明朝的心腹大患。
在混戰時，英宗扈從大臣如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娶英宗祖父仁宗朱高熾長女嘉興公主)、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五十多名文武重臣，都死在亂軍廝殺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等極少數人趁亂僥倖逃出。楊善這個人，後面還有精彩好戲上演。
而公認的罪魁禍首王振，沒有死在敵人手中，而是被自己人所殺。兩軍交戰的混亂中，王振驚慌失措，往日的意氣風發蕩然無存。逃跑的過程中，王振剛好遇到明護衛將軍樊忠。樊忠正滿腔怒火，一見王振就怒道：“皇上遭此危難，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將士傷亡，生靈塗炭，亦何一不自他闖禍?吾爲天下誅此賊!”(《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說罷用手中長錘擊中王振的頭部，王振當場身死。王振的兄弟王林也死在亂軍之中。
儘管“國賊”王振被殺，人心大快，明軍的敗局依舊不可避免。樊忠衝向敵軍，殺敵數十人，最後也力戰身亡。
明軍士兵四處奔逃，逾山墜谷，連日飢餓，蓬髮赤身，棄屍數百里，慘不忍睹。明軍“騾馬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爲也先所得”(《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皇帝被俘虜，五十萬大軍死傷過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之變”。
數月後，明軍打掃土木堡一帶戰場，撿拾瓦剌軍隊無法帶走的明軍頭盔就有九千多頂，甲五千多領，神槍一萬一千多把，神銃火器二千八百多個，炮八百個，火藥十八桶，可見此戰明軍損失之慘重。
此戰中，明軍以五十萬大軍對抗追襲的兩萬餘瓦剌軍，竟致全軍覆沒，實爲中外戰爭史上所罕見。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偶發事件，既有戰略的失誤，又有戰術的失策。而土木之變還有更嚴重的後果，明軍精銳毀於一旦，勇將重臣多人戰死，英宗朱祁鎮被俘，朝野上下震動，明王朝遭遇到自建國以來從所未有的嚴重危機。
土木堡之變被明朝廷視爲奇恥大辱，成爲明朝歷史上的轉折點，在此以後，直接出擊蒙古被認爲是危險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明後期調整邊防政策，並開始大規模地修建萬里長城。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修築的最後一道長城，也是修建規模最大、歷時最長、工程最堅固、設備最爲完善的長城。它東起遼東的鴨綠江畔，西至甘肅的嘉峪關旁，橫貫今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內蒙、山西、陝西、寧夏、甘肅等九省、市、自治區，全長六千三百多公里。它穿過莽莽荒原，逾越茫茫沙漠，奔向皚皚雪山，猶如一條巨龍舞動在中國北方遼闊的大地上。有人計算過，如果將明朝修築長城的磚石、土方，用來修築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牆，可繞地球一週有餘。
在土木堡事變之前，爲了防禦北方邊患，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對已經破爛不堪的長城開始進行補修，明惠帝朱允炆時，修築了山西大同境內的長城，又稱之爲“極邊”;明成祖永樂十年，“敕邊將治壕垣，自長安嶺堡迤西，至洗馬林，皆築石垣，深壕塹，以固防禦”;明英宗朱祁鎮被俘之前，從河北龍關經獨石口至薊縣北，修築了墩臺、煙墩二十二座，用來加強瞭望警戒。不過，這些基本上還是修修補補的工程。
土木堡事變後，明朝廷開始大規模地修築長城。明憲宗成化三年時(1467年)，明朝廷發動軍隊和民伕，對東起山海關西至雁門關一段長城進行了全面修築，將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居庸關、倒馬關等連接了起來，防止蒙古利用空隙山坡小徑滲透入關。明憲宗成化七年(1471年)，負責陝北邊防的延綏巡撫都御史餘子俊發動軍民修建了東起清水營(今陝西神木縣東北)，西到花馬池(今寧夏鹽池)長約一千七百多裏的長城和十一個城堡，以及上百個烽火臺。工程十分浩大，竟然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完成了。明武宗正德年間，修築宣府鎮及大同鎮所管轄的長城一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明穆宗隆慶年間，名將戚繼光擔任薊州、昌平、遼東、保定軍務總管時，組織人力，花費三年時間，重修從山海關到昌平的長城線，修築敵臺一千零七座。從此，明朝廷的北部邊防得到大大加強。
可以說，在明朝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幾乎沒有停止過對長城的修築和鞏固。明朝長城是一項偉大浩瀚的工程，工程之大，自秦皇、漢武之後，沒有一個朝代能夠與之相比。明朝的工程技術較之從前也有了很大的改進，結構更加堅固，防禦的作用也大大增強了。可以說，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修築的萬里長城，在秦始皇手中連成了一氣，但一直到明朝纔算完成。今人所看到的氣魄宏大的長城，正是明朝長城的遺蹟。
令人遺憾的是，明朝廷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來的萬里長城，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這一現象並非人力因素，而是由當時的社會狀況、軍事制度和戰略思想決定的。僅從軍事的角度來說，明朝需要守衛長逾萬里的邊防線，軍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軍隊通常是突襲而至，攻其不備。由於當時通訊手段有限，明軍即使能夠做到常備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準確地預料蒙古軍隊攻擊的時間、地點，因而對規模較大的突然襲擊難以有效阻擋和防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