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嗣昌是明朝後期大臣、詩人，自號肥翁、肥居士，晚年號苦庵。今天本站小編給你們帶來全新的解讀~
明朝末年，截止到崇禎九年，殘破的大明王朝在內有大規模農民起義、外有清軍時不時闖關入侵的雙重打擊下，已經搖搖欲墜，清軍前後入關三次，搶走錢財無數，人口無數，曾經繁華的京城周邊一片蕭條。
最關鍵的是前一年，也就是崇禎八年，農民起義軍攻破朱元璋的老家鳳陽，焚燒掉朱家祖墳，迫使崇禎皇帝向全天下頒佈罪己詔，崇禎即使在憤怒下斬殺了大批抵抗不力的官員也毫無作用，他迫切的希望能有賢臣出世輔佐。
也是在崇禎九年的這個關鍵時刻，崇禎起用了前三邊總督楊鶴的兒子，現任宣大總督楊嗣昌入朝爲兵部尚書，希望這位他無比看重的賢才能幫助自己擺脫困境。楊嗣昌也沒有讓他失望，先後爲崇禎提出了兩條戰略，分別是對內和對外。
在內、外兩股敵對勢力的取捨下，楊嗣昌選擇了剿流寇、和清朝的戰略，說穿了，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話“攘外必先安內”，如果能安撫住清朝，在對內的戰術上，楊嗣昌也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即“四正六隅，十面之網”：
嗣昌乃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爲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
楊嗣昌的戰略應該來說還是比較符合當時明朝面臨的困境的，就是放棄兩線作戰，否則明朝的財政恐怕經不起折騰，至於是應該先外後內還是先內後外的這個爭論，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不過楊嗣昌謀劃得很好，但在執行上卻頻出紕漏。
先說外和清朝(皇太極於崇禎九年改後金爲清)，大家都知道，明朝有“不和親、不納貢、不稱臣、不割地”的政策，這句話是後人總結的，但明朝卻是事實上這麼做的，清朝在名義上是明朝的叛臣建立起來的，又是異族，所佔據的土地也本爲明土，如果實施和清政策，阻力會相當大。
在祖制和民間輿論的壓力下，要想完成楊嗣昌提出的攘外的策略，就必須要有一個合適的理由，最關鍵的是後面站着的皇帝要能堅定不移的支持，甚至要攬去大部分對楊嗣昌政治上的攻擊，做好後援和擋箭牌，只有這樣，楊嗣昌才能辦好事。
可惜的是，楊嗣昌後面站着的是一位極不擅長爲下屬遮風擋雨的皇帝，而且崇禎皇帝還特別在乎名聲，也不願意反對派用違反祖制的理由攻擊自己，在是否和清朝議和這事上反覆搖擺，甚至不願意讓人知道他同意這事。
這麼大的國策，對外媾和也是極易遭到政敵攻擊的軟肋，崇禎這個皇帝不站出來背鍋，楊嗣昌區區一名臣子哪擔得了這個責任，盧象升就曾告誡楊嗣昌：“長安口舌如鋒，袁崇煥之禍其能免乎?”。
盧象升的看法代表着相當多的一批反對議和的官員，有這樣的輿論壓力，唯一有可能擋住這個壓力的崇禎皇帝又不願意擔責，楊嗣昌哪能專心辦好攘外這麼重要的事?所以，對清朝議和的政策始終進行不下去。
對外的政策阻力太大，那麼對內呢?楊嗣昌先是舉薦曾在福建成功招撫過海盜鄭芝龍的熊文燦擔任剿匪督師，可熊文燦在招撫張獻忠的事上翻了跟頭，被反覆無常的張獻忠陰了，迫不得已，楊嗣昌只得於崇禎十二年主動請纓，親自出外督師剿匪。
楊嗣昌當時已經做了內閣大臣，他是以“督師輔臣”的身份出外，聲勢還是很大的，崇禎也給了他總督各省文、武官員的權力，而楊嗣昌也繼續着自己提出來的“四正六隅，十面之網”的剿匪戰略，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楊嗣昌本人也是錯誤頻出。
第一：楊嗣昌重視軍事，忽視了政治，一味苛求地方官員配合，卻不顧及他們的麻煩
楊嗣昌還在朝廷中爲崇禎出謀劃策時，爲執行他提出的剿匪戰略，曾建議崇禎徵稅加餉，總數爲七百二十萬兩，基本上已經接近當時明朝兩年的財政收入，這麼多的稅大部分是攤派到負責剿匪的十個省份，嚴格來說是攤派到這些省份的普通老百姓身上。
楊嗣昌想得很不錯，七百二十萬兩白銀攤派到大明朝那麼龐大數量的田地裏面，每畝地也交不了多少，可當時絕大多數田地已經被士紳壟斷，而他們是不用交稅的，這就導致依舊是大多數只有極少土地資源的老百姓在承擔這個稅收。
本來因爲匪患和天災，這些地方的收成就已經是大幅度減少，再加上士紳階級的盤剝，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難，現在又增加了這麼多的稅收，誰還活得下去?於是激起了更多的反抗，大量交不起稅的老百姓投奔農民起義軍。
攤派這個稅收的省份以參與剿匪的十省爲主，這些地方的官員也是焦頭爛額，收不上稅，朝廷要問責，強行收稅，老百姓又會造反，可負責剿匪的楊嗣昌卻沒有考慮到地方官員的難處，一味以強勢的態度命令地方官員配合他剿匪，完不成任務就彈劾。
地方官員一方面要頭疼收稅的事，另一方面又要組織地方軍隊配合楊嗣昌“四正六隅，十面之網”的戰略，而地方軍隊到各省份邊境協防的費用是由地方自籌，楊嗣昌是不管的，收上來的七百二十萬兩稅銀只提供給主力野戰軍。
在這種困境下，地方官員對楊嗣昌也是怨聲載道，命令的執行也是大打折扣，楊嗣昌的戰略是需要十個省份傾力配合，需要有極高和極有效率的協同性，在古代，這個難度可謂相當大，沒有地方官員真心的配合，是很難實行的，楊嗣昌只考慮到戰略上執行，卻沒有考慮到其中面臨的實際困難。
像楊嗣昌這樣大規模收稅，就應該提前做好政治宣傳工作，以楊嗣昌多年以來在地方上工作的經驗，只要有心，應該能判斷出稅收的實際承擔人是誰，老百姓其實並沒有錢，那軍隊剿匪又需要錢，怎麼辦?是否可以採取更靈活的策略?
比如錢算在老百姓頭上，但暫時不收，用官職或其它朝廷可以拿出來的榮譽鼓勵地方士紳先幫助老百姓墊付，對老百姓那邊，承諾根據收成的多少分批上繳，再償還給士紳，對於士紳，明白地說清楚剿匪到底是對誰有好處?
在無法讓士紳去繳納這個稅收的情況下，用墊付的方式讓他們先出錢，其實，農民起義軍流竄作亂，真正受到大損失的一定是士紳，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只要政治宣傳工作做得好，有心的士紳未必不會出錢。
士紳借出錢，楊嗣昌有錢拿去剿匪，老百姓暫時不用攤派，就不會在地方上激起亂子，地方官員少了麻煩，也可以專心配合楊嗣昌剿匪，至於借到的錢，真能幫助剿除農民軍，大明朝能延續下去，完全可以在財政寬裕的時候宣佈對老百姓免除他們的欠稅，老百姓實際上沒損失。
而士紳墊付的錢可以慢慢償還，或者封官封爵來替代債務，只要明朝還存在，還怕還不了?楊嗣昌不管不顧的只是讓皇帝下一道徵稅的聖旨，卻沒考慮到真正有錢的是誰，以及需要配合收稅而同時進行的安撫工作，導致地方上亂糟糟，地方官員也就無心配合他剿匪，在這種情況下，楊嗣昌希望的多省配合的戰略如何能夠順利實施?
第二：楊嗣昌不能做到賞罰分明，喪失掉宰輔的信譽，武將們無法給他賣命
在親自指揮的剿匪戰爭中，楊嗣昌也沒有能懾服住主要的軍事將領，當時的武將集團已經逐步顯露出軍閥的一面，亂世中武將地位會提高，這是毫無質疑的，所以楊嗣昌無法用威脅式的命令調動他們，像袁崇煥那樣不經請示就擅殺毛文龍的行爲是不可能再出現的，只能依靠帶兵武將自己的積極性。
當時官軍中比較有規模和一定戰鬥力的，且劃歸到楊嗣昌麾下的軍隊主要有兩支，一支是從陝西大老遠調過來的賀人龍部，一支是一直在河南、湖廣一帶參與剿匪的左良玉部，因爲賀人龍比左良玉更能拼，又是客軍，所以楊嗣昌鼓勵賀人龍努力剿匪，承諾有功勞時授予他“平賊將軍”的稱號。
這個稱號是個榮譽稱號，但在明末，總兵多如牛的情況的下，有這個稱號就意味着地位的提高，這也是將軍們夢寐以求的榮譽。可楊嗣昌毀諾了，崇禎十三年，賀人龍和左良玉兩軍合作，在四川瑪瑙山大敗張獻忠，戰後，楊嗣昌卻把“平賊將軍”的稱號給了左良玉，讓賀人龍大失所望，也對楊嗣昌的信譽產生了懷疑。
後果是，賀人龍一怒之下帶着軍隊跑回陝西(賀人龍後也因此被崇禎密令孫傳庭殺掉)，楊嗣昌組織的圍剿網絡被讓出個大口子，張獻忠沒能被一舉消滅，反而跳出包圍圈，並找到機會從四川迂迴到楊嗣昌的背後，突襲湖廣重鎮襄陽成功，還殺掉了襄陽城內的大明親王襄王，楊嗣昌功虧一簣，並因此驚憂交加而死。
對於武將們來說，除了穩定的軍需供應，無非就是升官加爵了，楊嗣昌是高高在上的文官，位極人臣，一向是看不起武將的，但現在需要武夫賣命的時候，不說學習白起吮疽收買人心，賞罰分明總該做到吧?偏偏也沒有做到，這也導致除賀人龍部之外，其餘軍頭也擔心楊嗣昌的信譽，開始陽奉陰違。
遇見弱敵，他們或許會上去打一打，遇見強敵，恐怕躲避都來不及，那麼農民軍就能輕易地在所謂的十面之網中找到缺口，根本無法對他們的行動進行完全封鎖，又何談剿滅?楊嗣昌對賀人龍毀諾一事的影響是很大的，他代表着的是朝廷和文官集團，楊嗣昌不僅僅是自己敗亡，也讓武將們形成了對朝廷和文官集團的極大不信任之心，爲他們以後的不聽從指揮埋下了伏筆。
第三：楊嗣昌以一地安危爲執念，缺乏統領全局的大局觀
楊嗣昌被崇禎派出來剿匪，是希望他能統籌全局，指揮關內所有的軍隊一舉消滅在大明境內的所有農民起義軍，那麼楊嗣昌就應該站在全局的角度來看待剿滅農民起義軍的問題，在農民起義軍已經到處氾濫的情況下，如何逼迫他們集中到一起，如何來到楊嗣昌期望的戰場範圍中來就很重要。
楊嗣昌要對付的是全體農民起義軍，而不是其中的某一支，也不能因爲個人的選擇和某一支農民起義軍在一個地方兜圈子，楊嗣昌在這方面也犯了錯，他在湖廣和襄陽一帶被張獻忠拖着來回跑，忽視了其餘農民起義軍所部，或許是張獻忠發佈的懸賞“有斬閣部者，賞銀三錢”激怒了他，他一直專注於剿滅張獻忠。
楊嗣昌在把張獻忠趕出湖北時還曾經說過：“己爲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把區區湖廣一省的安全置於整個剿匪戰略之上，從而在制訂作戰計劃時處處照顧湖廣，全然忘記了他要對全天下負責的職責，他只顧着追擊張獻忠，卻讓其餘省份被李自成、羅汝纔等搞得亂糟糟，洛陽就是在此時被李自成攻破，在洛陽的福王被殺，張獻忠也千里奔襲襄陽，直接導致了楊嗣昌剿匪的失敗和生命的終結。
綜上所述，楊嗣昌提出來的對內、對外的兩大戰略本身或許沒錯，或許適合當時明朝面臨的困局，但楊嗣昌在執行的過程中有過於理想化的一面，也有他本人執行錯誤的一面，對外戰略無法說服崇禎全力支持他和談，結果變成未遂，對內戰略忽視了老百姓的困難以及地方官員在這種困難下面臨的麻煩，四處怨聲載道。
而在實際指揮作戰的過程中，楊嗣昌也忽視了武將們的忍耐性，導致大家出工不出力，有的乾脆就拒絕出兵，兵力的不足也使得楊嗣昌無法面面俱到，追擊張獻忠卻讓李自成崛起。楊嗣昌顯然是忠於明朝，忠於崇禎的，襄王和福王分別被張獻忠和李自成所殺，他覺得無顏面對無比信任他的崇禎，以至於患病而亡，對於當時的楊嗣昌來說，在全身心準備的兩大戰略的完全失敗下，死亡說不定還是一種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