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親王奕譞(1840-1891年)是道光帝第七子，是那個同光年間以辦理洋務而著名的恭親王奕譞的弟弟。從某種程度上說，整個同治、光緒兩朝的政治，就是兄弟兩人秉承慈禧太后的懿旨而主導下的政治。實際上，早在咸豐皇帝熱河駕崩之後，奕譞就參與了由慈禧一手策劃的“辛酉政變”，親自奔赴灤陽拿獲了“顧命八大臣”之一的端華，爲慈禧後來的“垂簾聽政”掃平了障礙。
在掌握了朝廷的實權之後，慈禧一度非常器重和依仗奕譞。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加親王銜”。同治十一年(1872年)晉封爲醇親王。慈禧還令其掌管京師的旗營和綠營，等於是將天子腳下的安危重任賦予了她的這位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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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奕譞和慈禧的這段互相信任、依仗的日子，很快就因爲慈禧之子同治皇帝青年時期的神祕去世而結束。
在同治皇帝在世的一個時期內，因爲皇帝尚在幼年時期，所以作爲皇太后的慈禧，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垂簾聽政”的名義，代替兒子處理政務。但在同治皇帝死後，如果從“溥”字輩的宗室子弟中選擇一人，作爲沒有後代的同治皇帝的子嗣，並令其承繼大統的話，那麼，慈禧就會成爲“太皇太后”，地位雖然尊貴，但再想幹預政事，則顯然不合祖制。
那麼，在慈禧的面前就只剩下一條道路可供選擇，這就是“以弟繼兄”，從宗室近支中和同治皇帝處於一個輩分的“載”字輩裏選擇一年幼之人，作爲自己的丈夫咸豐帝的子嗣來承繼大統。這樣，慈禧就依然是皇太后，就可以照常以皇太后的身份預聞政事，一直到幼帝成年。
慈禧選擇的新皇帝就是醇親王奕譞的第二子、當時只有四歲的載湉。
同治皇帝去世的當天，也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農曆十二月初五日傍晚，慈禧在養心殿西暖閣突然召見各軍機大臣和包括奕譞在內的各宗室親王，說有重要政務要和大家“協商”。其實就是宣佈立奕譞之子載湉爲新皇帝。
慈禧的這一決定驚得奕譞當場失聲痛哭，且“伏地暈絕”。聽說自己的兒子要當皇帝，奕譞爲何這樣驚懼呢?一方面，他想到慈禧越過常例，不爲同治皇帝立嗣，而爲咸豐皇帝立嗣，必然在日後招來無窮的麻煩，搞不好就會連累自己的兒子。另外，最重要的一點是，以他對慈禧的瞭解，自己的兒子這麼年幼就在其卵翼下當皇帝，絕非是兒子的福分，而且很有可能帶來巨大的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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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譞在兒子深更半夜被擡進皇宮之後，因爲擔驚受怕，“觸發舊疾，步履幾廢”，於是和自己的夫人一商量，乾脆向慈禧遞交了一份辭職報告。
在接到奕譞的這個辭職報告後，慈禧允其所請，下詔免去了奕譞所擔任的差事，但明諭其親王銜可以“世襲罔替”。即使對於這麼一點僅剩下的恩惠，奕譞還是不放心，曾經再次上疏懇辭，但卻沒有獲得慈禧的批准。
辭去各項官差的奕譞夫婦，在京城過起了賦閒在家的平靜生活。費行簡的《近代名人小傳》說他們夫婦“自是恆年餘，閉門不接賓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光緒十年(1884年)農曆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發動“甲申易樞”事件，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主要官員便實現了大換血。禮親王世鐸開始掌管軍機處，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等成爲新的軍機大臣;慶親王奕譞掌管總理衙門……
對於慈禧這一新的人事安排，時人即有“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的評語。其言外之意是，單就行政能力而言，這些新進的大臣遠遜於此前的大臣。
或許正是考慮到了輿論的壓力，慈禧此時不得不再次搬出了正在“大隱於市”的醇親王奕譞，讓他遙控樞機。
即使在重新出山之後，奕譞也無時不刻不生活在巨大的惶恐之中，深怕因爲自己的不檢點而引起慈禧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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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王照在《方家園雜詠紀事》中記載的幾件事情，頗能說明奕譞重新出山之後的這種謹慎和低調。光緒十二年(1886年)五月，奕譞奉命會同李鴻章到天津、旅順、煙臺等海口巡閱海軍。爲了這次盛典，慈禧特意賜給了奕譞一乘杏黃色的轎子。但奕譞非但不敢乘坐，還堅請慈禧身邊的紅人李蓮英一同前往閱兵。出京後，每次接見地方大員，必命李蓮英隨見。奕譞之所以這樣做，用意十分明顯，就是避免擅權的嫌疑，不給慈禧整治自己製造任何把柄。
除此之外，奕譞在生活上也非常節儉。當時，與奕譞有着良好的私人關係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因爲辦理洋務積攢下了驚人的財富。爲了籠絡朝廷重臣，李鴻章經常以自己所辦企業的股份贈送給各位當軸要人，而當朝諸公一般都予以笑納。但奕譞卻堅決拒絕，成爲各位王公大臣之中是唯一的一位拒收李鴻章行賄的人。
今天，位於北京鬧市區的雍和宮就是當年奕譞的王府。據曾經前往王府查驗工程的吏部主事何德剛所見，當時，奕譞家的“房屋兩廊，自曬煤丸，鋪滿於地，儉德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