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以“能謀善聽”著稱於世，其用人之術也向來爲人津津樂道。對此，他自己亦躊躇滿志，嘗言:“人傑矣，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史界亦公認，在秦末義軍衆多領袖人物中，劉邦對賢達志士具有超越其他任何人的吸引力。
實際上，在司馬遷筆下，劉邦與每一位能臣、勇將的交往，都有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歷和耐人尋味的曲折。其中均彰顯了他獨特的人格魅力。而在漢初布衣將相統治集團中，與劉邦關係最複雜，感情糾葛最難理清的，要屬曾被劉邦於起義之初便委以駐守自己家鄉“豐”地重任的雍齒了。
《史記》未專門爲雍齒列傳，據今江蘇省徐州市相關地方誌載：雍齒，沛縣人。《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稱雍齒“故沛豪，有力”。是說他曾爲沛縣豪強，蠻力過人。就是這個雍齒，於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卻在守衛“豐”期間，投降了魏國人周市。成爲秦末漢初著名的“叛劉降魏”事件的主要當事人。他無異於在劉邦後院放了一把大火，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對整個反秦義軍陣營和秦朝上下的震動都是可想而知的。故爾，筆者稱其爲“漢初第一大案”。對於事變發生的原因，除“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豐沛”( 見《高帝紀》 )之外部條件外，司馬遷還談到“雍齒與高祖有隙”，“本不願歸屬劉邦”。
至於事變的具體過程，《高祖本紀》則幾乎沒有作任何記載，《漢書》僅說事件發生後“雍齒”奔魏，後周市爲秦大將章邯所殺，雍齒則杳無音信。《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也僅有雍齒“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兩千五百戶，功比平定侯”一句而已。是說雍齒後來又以趙國將領身份歸順了劉邦。至於它是如何成爲趙國將領，亦不見太史公有所記述。除此之外，人們再也無法知曉雍齒的活動細節。
然而又是這個曾犯有“叛逆”罪的雍齒，在消失了近8年之後，於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史記》竟又讓其名字突然出現在漢王朝封賞的功臣名單中。還說是：“急先封雍齒。”且僅提及名字而已。更恰似一團迷霧，使本來視“雍齒降魏”事件爲一“疑案”的讀者再次陷入困惑，大家不禁會對漢皇室“封侯雍齒”的做法提出種種疑問。相信深入探索解密該疑案內幕，應能成爲關心秦漢歷史的人們的熱門話題。
首先讓我們瞭解一下劉邦先封雍齒的歷史背景。據《史記》載：大漢王朝建立伊始，百廢待興，人心思治，穩定政局修復經濟的壓力十分嚴峻。
然而對高祖皇帝來說，最緊迫的壓力還不在於此，而是如何安撫那一批在起義之初便跟定自己衝鋒陷陣，戰績卓著的功臣。這些人整日仰望權貴齊天的漢家皇帝，內心難以平衡。他們在焦急地觀察着朝廷動向，翹首以待與昔日的平民兄弟劉邦分享勝利果實。蕭何、曹參等已經封侯，他們已飢不可耐，甚至在朝堂上發牢騷，下朝後則交流串聯。其活動已對新皇朝構成了潛在危脅。如何妥善地對這批功臣進行嘉獎，並儘量減少後患，是漢王室必須正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實，古往今來新舊朝更替之時，每一個奪取政權的開國之君在立國之初都會面臨如此問題。這裏只是司馬遷爲後世留下的漢王朝處理此類棘手問題的一個範例。《留侯世家》便較翔實地記載了劉邦穩妥解決這一危機的全過程：
上(高祖)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
上述記載是說：漢高祖已封賞二十多位大功臣，其餘的則互相爭功，私下交頭接耳，卻被劉邦發現。他便問：“這些人在說什麼?”
留侯張良說：“陛下不知道嗎?在商量謀反呢!”
劉邦一聽頓時警覺：“天下安定了，爲什麼還要謀反?”
張良說：“陛下來自平民，這些人跟你一道打天下，現在陛下貴爲天子，已封的功臣像蕭何、曹參都是你的老鄉和親信，而你所殺的都是平生所怨恨者。軍吏雖然在統計大家的功勞，但天下土地就那麼多，這些人便擔心不可能全部封賞，還擔心平時犯的過失若被抓住，可能還會招致殺身之禍。所以在商量謀反呢!”
張良如是添油加醋的目的，現在是無法考證了，但經過張良這麼一咋呼，劉邦果真犯起愁來，便向張良討教解決矛盾的辦法。於是，張良認真地問：“皇上平生最憎恨誰，而此人又是爲羣臣所知曉的?”
劉邦說道：“雍齒與我原先就有隔閡，還經常侮辱我，弄得我當衆下不了臺，我早想殺掉他，無奈他立功太多，所以不忍心。”
張良便說：“你就先封他爲侯，以告示羣臣。大家見雍齒這種人都能封侯，便會堅定忠於大漢的信心。”
接下來丞相、御史便按高祖旨意定功行封，並宴請功臣。羣臣皆喜出望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