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歷代帝王中屈指可數的明君聖主，他是北宋第四個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做了42年。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着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陳寅恪言所說的“造極”的“趙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統治時期。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出現於仁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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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爲何能創史上最繁榮時代?這與他胸懷仁義、寬厚待人的行事風格有關。蘇轍是大文豪蘇軾的胞弟，他們哥倆與其父蘇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佔有了三席。嘉佑二年(1057年)。蘇轍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在這次晉級進士的考試中，年輕氣盛、心憂天下的蘇轍在試卷裏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裏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
當時的考官們認爲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建議對之嚴厲制裁。宋仁宗卻很淡定地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血氣方剛的蘇轍僅僅依據道聽途說，便在科舉考試中“妄議”朝政，且矛頭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難逃其被滅九族的命運。宋仁宗的寬容心胸，由此可見一斑。宋仁宗對讀書人的寬容，還有一個更典型的例子。
當時，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嚇出一身冷汗，認爲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請朝廷制裁之。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條，對這個口出不遜、有“煽動造反”之嫌的讀書人，即使不按“謀大逆”嚴懲，起碼也得按“危害國家安全”治罪。誰知宋仁宗對這樣的事情，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就事論事地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於是，這個讀書人被授予了司戶參軍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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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數千年曆史，作爲一個封建帝王，寬容蘇轍的事，或許有人能做到，但寬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做到了。這說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夠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使對“煽動造反”的，也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還是發牢騷。然後做出符合事實的判斷，做出明智的決定。
當時，朝鮮半島封建王朝高麗歲歲向北宋進貢。有一次，使者回來報告說高麗的貢物越來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訓高麗。宋仁宗說：這只是高麗國王的罪過。現在出兵，國王不一定會被殺，反而要殺死無數百姓。所以最終置之不理，沒有去訴諸於武力。宋仁宗不光對人仁慈寬厚，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史書中記錄了他大量嚴於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時不時的就回頭看，隨從們都不知道皇帝是爲了什麼。宋仁宗回宮後，風風火火地對嬪妃說道：“朕渴壞了，快倒水來。”
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爲什麼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着口渴呢。”宋仁宗回答說：“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來再喝水了。”對屬下能如此細緻入微之體恤，委實不易。
宋仁宗一輩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變法，因爲只有變法才能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才能富國強兵。可是做了長期準備工作的“慶曆變法”很快就失敗了，他並沒有灰心，在儂智高入侵廣南州郡之時，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衆議，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將狄青爲統帥，平定了儂智高之亂。在他去世的兩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爲知制誥，醞釀再來一次規模更大的變法。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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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在創造精神財富的時候，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寬鬆，仁宗時代是一個知識分子精神上特別寬鬆的時代，所以文學藝術事業都很發達。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在仁宗晚期，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爲相，歐陽修參加政事，包拯爲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這樣的盛況，歷代只有宋代纔有，宋代只有仁宗時代纔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