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城市房產出租業發展十分迅速，出現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店宅務。店宅務所負責的一項重要工作就跟公租房有關。宋朝的公租房到底有多少?什麼樣的人才能住?
宋朝在管理公產房方面由店宅務處理，這個機構除了負責收租金、修繕閒置房屋這兩項業務，還有個最實惠的活兒——管理沒收的戶絕房產。如果一個家庭斷了香火，等於這個家庭一個人都沒了，房產就由身爲國家行政機關的店宅務收到名下作爲公產房管理。這也是公租房的重要來源。
宋真宗初年，開封有公租房“二萬三千三百間”，宋神宗時的開封“店宅務管賃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間，空地六百五十四段，宅子一百六十四所”，從中可以看出公租房既有屋子，也有居住面積相對較大的宅院。
其實，住進公租房的並不是經濟最困難的人。在宋朝，鰥寡孤獨還有經濟困難乃至因受災而逃荒的流動人口，一般都被政府安置在福利機構和救濟機構。
至於公租房面向的對象，大致是咱們如今所說的“夾心層”，那些遊離在保障與市場之間的無能力購房羣體。正因爲是爲夾心層服務，所以公租房在低租金之外，還配套了很多優惠政策。比如，北宋關於租期的確定，租房人自在店宅務登記之日起，享有免繳五天房租的權利，從第六天開始收租金。當然，也有牛氣的租客，蹬鼻子上臉，總想着佔更大的便宜。宋哲宗時期的御史中丞胡宗愈就是個老賴，死活不交房租，直至被其他官員彈劾。
宋徽宗宣和四年，米價一石二千五至三千，兩年之後竟然高達一萬，物價飛昇帶動房租跟着一路上揚。爲了穩定民心，控制租價，政府出臺過相應調控政策，規定房主不能打着裝修的旗號提高租金，如果沒有擴建房屋，增加居住面積，即便對房子進行了精裝修，也不得提高租金，否則法辦。這種政策“看起來很美”，卻不是長久之計，畢竟人家是私產房。
而公租房完全沒有這個問題，房租絕對受控，收多少錢不聽市場聽領導，說不漲就不漲，打死也不漲，虧本都得挺着。曾經有官員提議公產房不能置身於市場大潮之外，應該隨着私產房一樣，該漲錢就漲錢。
這話被宋真宗聽說了，很生氣，當即下旨，狠狠地批判了這一錯誤思想。早在公元1007年，他就說過“增僦錢，但成勞擾，速罷之”的話，禁止漲租擾民。3年之後又直接下發文件，白紙黑字地強令公產房必須按照原定額度徵收房租，一毛錢也不能漲，否則“違者罪在官吏”，誰要求漲錢就嚴辦誰，絕不手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