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在中國歷史上絕對當得上“奇葩”二字，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民選”皇帝，最早的一個通過和平演變篡奪政權的皇帝。他開創了一個極爲另類的王朝“新”朝。他既是“開國之君”，同時也是“亡國之君”，他被天下人的狂熱輿論推上了皇帝寶座，卻又因天下人的極度憎恨而身死國滅。此前，王莽是一個因循守舊、食古不化的腐儒。他託古改制，言必稱三代，口不離孔孟，試圖實現儒家信徒夢想中的“井田制”，行爲迂腐、荒謬至極，最終遭到慘敗。然而在網絡時代，畫風突變。很多網友從王莽身上看到了現代氣息，如他大搞土地國有化，實行專賣制度，限制奴隸制，還進行了幣制改革。乍一看，王莽的政策甚至類似於近代以來的社會主義。
然而在筆者看來，王莽的所有政策既不舊，也不算新，不過是秦以來“大政府主義”的濫觴。王莽的所有行爲，都與之前的秦始皇、漢武帝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王莽既不是穿越者，同樣也不是食古不化的教條主義者。他只是一個在前代基礎上，銳意進取的改革家而已。
漢朝的社會危機與王莽的崛起
西漢末年，強盛一時的大漢王朝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當時的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流民四起，暴動叢生。無論是平民還是貴族，對於漢朝的前途都相當悲觀。希望漢朝皇帝禪位給外姓的思潮，猶如一團野火，很快燒遍了整個中國。
然而，到底是什麼造成了西漢的政治經濟危機呢?歸根結底，就是因爲地方豪強的過度發展以及中央統治階級的急劇腐化。從漢元帝開始，中央政府就對地方豪強失去了制約。漢元帝從小受到儒教教育，相比其父漢宣帝，他對於地方豪強的控制就相對仁柔的多。商鞅有云：“國弱民強，民強國弱。”在古代社會，“國”與“民”往往是兩股針鋒相對的力量，“國富民強”在事實上是很難實現的。所以，歷朝歷代的封建政府都相當注重“弱民之術”。而漢元帝這個書呆子皇帝，很顯然忽視了這一點，盲目遵從儒家“寬政”的原則，最終釀成大亂。
在政府的寬縱政策下，豪強勢力得到了極快的發展，他們加緊對於小民壓迫，經濟實力得到極大的提升。與之相對，小農階層由於要承受豪強和政府的雙重壓迫，紛紛走向破產。破產的小農要麼淪爲流民，要麼成爲豪強廕庇下的奴婢。在這個背景下，西漢政府手中掌握的戶口急劇減少，從而使得財政收入受到嚴重影響。無論是鎮壓豪強，還是賑濟數量多達百萬的流民，西漢政府都顯得力不從心。當流民們得到不到救助，他們便會選擇造反。在成哀兩朝，人民起義多如牛毛。
同時，從漢成帝時期開始，外戚勢力的過分膨脹也造成了社會公害。王氏、傅氏、史氏等外戚家族，利用皇帝寵信，在民間巧取豪奪，引起了豪強與平民極大的不滿。從此以後，漢朝政府人心喪盡，滅亡只是個時間問題。
爲了拯救危局，漢朝統治階層曾進行過多次改革的嘗試。當時的社會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懂，無非就是土地兼併和奴婢問題。所以漢哀帝以及孔光等大臣，開始推行“限田限奴婢”政策。希望將豪強和貴族的土地與奴婢數量，限制到一個較爲合理的程度。然而，漢哀帝當時非常年輕，並不是一個具有強大威望的君主。實行如此棘手的改革，稚嫩的漢哀帝根本沒法推動。“限田限奴婢”之議剛一出臺，傅、丁等外戚勢力因恐懼自己利益受損，立馬跳出來反對。由於得不到強大勢力的支持，漢哀帝的改革一敗塗地，而漢朝的執政合法性又進一步受到了質疑。
在改革失敗後，漢哀帝將希望寄託於迷信，搞了一次“再受命”活動。他將自己的稱號改爲“陳聖劉太平皇帝”，並祈求上蒼，希望將天命再一次給予劉氏。這個鬧劇持續了幾個月，社會局面沒有絲毫好轉，漢哀帝又不得不取消了自己“太平皇帝”的稱號。
“再受命”活動的失敗，給全天下人傳達了一個信息，那就是漢朝真的失去天命了，劉氏已經不能解決社會危機。所以在全天下士人的心目中，劉氏到了必須挪位置的時候了。而這個時候，社會聲望極高的王莽頂了上去。他在全天下士人的支持下，取代漢朝，建立了新朝。
王莽雖然出身於貴族，但是他勤奮好學，孝敬母親，禮賢下士，並且爲流民做了非常多的好事。在天下士人眼裏，王莽就是“內聖外王”的代表，是成爲堯舜那樣聖王的“潛力股”。王莽得到貴族(包括劉氏)、豪強、士人、平民的一致支持，他的“新政”自然也就暢通無阻。王莽的“託古改制”，涉及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魄力極大，連錢穆大師也不由讚歎：“莽建設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漢廷儒生誠心擁戴矣。”
舊瓶裝着不那麼新的酒
王莽在改革中，有很明顯的返古傾向。王莽本身就是個經學學者，對於古代的典章制度十分迷戀，他事事學習古代的周公，頗有改“漢政”爲“周政”的趨向。然而，從王莽實際政策的核心來看，與儒家倡導的“周政”似乎毫不沾邊，甚至還背道而馳。我們來看王莽所行之政，比如建立官商制度，制定嚴刑峻法，對外發動大規模的戰爭……這些往往是儒家極力反對之事，然而“崇儒崇古”的王莽卻極力推行。
從實質上來看，王莽的“新政”似乎並不是“周政”，而更類似於“秦政”。王莽之所以託古，只不過爲名聲不好聽的“秦政”，披上一層美麗的面紗。清末康有爲的“託古改制”也與王莽新政一樣，不過是借古代聖王之名，讓自己的改革更加名正言順。如果說“託古”是一箇舊瓶，“改制”其實也不是新酒;因爲它的實質是“秦政”，所以是“不那麼新”的酒。
“秦政”從實質上是什麼?說白了，就是強調政府對於國家的絕對控制，是一種強大的專制主義，也可以說是古典的極權主義。爲了維繫政權穩定，“弱民”政策是必要的，這也是商鞅、韓非等法家思想家所一再強調的。“弱民”政策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利用政治甚至暴力手段，從人民手上撈錢。讓他們既不會變成富人，也不會餓死。而弱民的手段有哪些呢?
首先，政府會從經濟上掠奪人民，例如收取重稅，讓人民服更多的徭役;將本來公有的山川河澤國有化，向想要在其中樵採漁獵的人民收稅;用貨幣手段掠奪人民，讓市場中充斥劣幣，從而搜刮人民……當然，經濟掠奪手段還有很多，現在就不一一列舉，
其次，政府制定嚴刑峻法來防止人民反抗。人民受到政府的盤剝，自然會想到反抗，或者做作奸犯科之事。這個時候，嚴刑峻法就可以起到嚇阻人民的作用。
最後，政府會利用各種大事件來維繫人心，例如對外發動戰爭。發動戰爭可以轉移國內視線，同時名正言順地從民間徵集人力和財富。到了秦二世時代，秦朝朝廷將“秦政”的暴虐發揮的淋漓極致，甚至出現“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的可怕局面。而這種局面最終演變成覆滅大秦帝國的烈火。
秦朝速亡的結局如同一座警鐘，時刻警醒着後來的統治者。對於後世統治者來說，“秦政”是一道誘人的美味，因爲它意味着更強的政治權威，以及更多財政收入。然而這道美味又如同河豚一樣，雖然鮮美異常，但是也蘊藏着隨時置人於死地的毒液。因爲推行秦政很容易遭致人民的反抗，從而知道朝廷的滅亡。爲此，漢朝統治者發明了相對溫和“漢政”，將“秦政”隱藏於儒學之後，也就是“王霸道雜治之”。
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不過也僅限於口頭。他所作的一切和秦始皇並無區別，都是極端的專制主義。正如司馬光所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奢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董仲舒看出了漢武帝對儒學的陽奉陰違，於是失望地說：“意者有失於古之道歟?”
漢武帝的時代，承接燦爛的文景之治。通過相對自由的經濟環境，很多人都富了起來，成了所謂豪強。這些豪強在地方呼風喚雨，雖然沒有任何官銜和爵位，但是地位和財富卻擬於封君，在司馬遷口裏，他們叫做素封，是漢朝統治的巨大威脅。
這樣情況，其實和秦始皇的時代有些類似。秦始皇滅六國後，舊六國貴族盤踞於各個地方，在地方上仍有極大的話語權，普通的流官根本不是他們對手。所以，秦始皇便使用了相當強硬的政治手段，削弱這些舊貴族從而實現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制。對於漢武帝而言，地方上這些“素封”豪強，其威脅性絕對不小於“舊貴族之於秦始皇”，而爲了對付他們，自然要運用更類似於秦始皇的手段，也就是弱民之法。例如“鹽鐵官營”、“壟斷鑄幣權”、“算緡告緡”、“均屬之法”，這些政策都不過是實現弱民的手段而已。雖然漢武帝的政策也導致了嚴重的問題，但是卻有效地控制了豪強勢力，讓漢朝的衰亡大大後延。
漢武帝對於豪強的成功，無疑對王莽有很深的啓迪，所以也就使用了與漢武帝同樣的政策。只不過王莽改革中，受當時環境的影響，儒學的成分更濃而已。
王莽失敗源於“幹而不實”
王莽新政的佈局極大，但是每一條都是針對着現有問題。
首先，是“王田私屬制”，這項制度是王莽新政的核心，即是廢除土地買賣，並控制豪強們所擁有的田地與奴婢數量，其目的在於限制豪強在財富方面的擴張。
然後是“五均六筦”政策。朝廷在洛陽、長安、成都等五個城市設置五均官，進行賒貸服務，其實是政府對城市工商業的統制管理。而“六筦”指的是，鹽、鐵、酒專賣，政府壟斷鑄錢，在名山大澤產品收稅。其實說白了，“五均六筦“就是實現國家對各類資源的絕對壟斷，其中很多制度都是直接源於漢武帝的政策。
再就是幣制改革。王莽一共頒佈了四次幣值改革。王莽廢除五銖錢，發行了刀幣、泉、布等數量繁雜的貨幣，貨幣之間的換算相當複雜。
最後就是強硬的對外政策，王莽幾乎向四周所有的國家挑釁，並且還徵集了幾十萬士兵，準備攻打匈奴。
從實質來看，王莽的所有政策都是在廣開財路，甚至是對外發動戰爭。其根本的目的是加強中央權力，削弱地方豪強的勢力。而王莽通過種種政策，也的確獲得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王莽列傳》記載：“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在王莽臨近滅亡時，手中仍握有六十萬斤黃金，這還不算其他倉庫所藏的財物。如果真算起來，王莽可能手中握有一百二十萬斤黃金。據學者估算，大概相當於當時國民財富的6.7%，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擁有了這筆巨大的財富，王莽纔有能力組織起，有史以來最強大軍隊去圍攻昆陽。
王莽的新政的確實現了“國強”的目的，但是“弱民”卻遠遠沒實現。通過漢武帝之後數十年的積累，豪強所積累的財富已經不是之前可比的。王莽對於豪強的打擊，並沒有削除他們的反抗能力。況且，豪強們還可以將國家對自己的打擊，輕而易舉地轉嫁到小農身上。王莽的新政本來是爲了打擊豪強、惠及小農，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反而成了虐民之政，而平民也會將仇恨傾注在朝廷身上。
此外，王莽在制度設計方面也極不嚴謹，留下了很多漏洞，其中最爲明顯的就是幣制改革，以王莽居攝二年的貨幣改革爲例。王莽曾發行了一種大錢五十的貨幣，其重量相當於五銖錢的2.4倍，但是規定的面值卻是五銖錢的五十倍，也就是說僅用2.4個五銖錢，就可以獲得50個五銖錢的幣值，這使得僞造貨幣相當有利可圖。人民也不是傻子，紛紛融掉自己手中持有的貨幣，盜鑄王莽發行的大面值貨幣，以期獲得鉅額利潤。在這種情況下，大面值貨幣充斥於市面，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拉開到令人髮指的地步。豪強的錢多，獲得的銅也多，他們通過盜鑄貨幣，財富成幾何倍增長;窮人手中的資源少，財富的增值便不明顯。而市面上的商品價格，早就高得離譜，貧民也紛紛破產。王莽曾用嚴刑峻法來對付僞造假幣者，但是僞造者實在太多，即使抓了十萬人也禁止不了。除了貨幣改革以外，王莽幾乎所有的新政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漏洞，然後都被豪強鑽了空子，最終導致王莽新政的全盤失敗。可以說，王莽的一切努力全都失敗了，這在改革史上，是十分少見的。最終，綠林赤眉起義爆發，長安被攻破，王莽被憤怒的羣衆剁成肉醬。
王莽之所以失敗，印證了那句老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王莽是個知識分子，他們雖然對於社會的問題洞若觀火，但是卻缺乏解決問題的實際辦法。其癥結在於，他們對於社會的看法源於書本，不瞭解社會的實際情況，最終讓自己的實際施政脫離實際。書生當國，並不是說他們啥都不幹，相反他們魄力極大，敢於下猛藥，比如王安石、康有爲就是這樣(甚至毛澤東)。但是他們卻難以做到實事求是，最終使得事情向相反的地方發展。王莽運用漢武帝的老辦法，來解決豪強問題。絲毫不顧及豪強的發展，已經超越了他的想象，漢武帝的老辦法，已經不可能奏效。況且漢朝已經病入膏肓，是個危機四伏、無可救藥的爛攤子。進入歷史週期，甚至是人口大滅殺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問題，非人力所能挽救。王莽要做的，就是延緩這個悲劇的到來，或者說讓這次必然的“硬着陸”更加平緩一點。但是王莽卻下了猛藥，讓一個垂死的肌體來了個突然死亡，最終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