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南明羣臣誰排第一，非史可法莫屬，不光是因爲他曾死守揚州最後以身殉國，就算從當時地位來說，史可法也算是崇禎皇帝選定的南京留守第一人。可你要拋開史可法死守揚州，爲最後一個漢王朝盡忠的外衣，你會發現史可法留給我們的形象其實只有四個字：平庸無能。在當時崇禎皇帝及其直屬繼承人無法南渡的情況下，作爲留守南京羣臣的第一要務肯定是要馬上重新選定一位新的君王，以此來穩定局勢。所以說此時作爲第一重臣的史可法就變得舉足輕重了，可他在這個問題上，與後來被認定爲南明第一奸臣的馬士英本質上沒啥區別，因爲都存在着嚴重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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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都有誰有資格繼承皇位呢?按照血統親近來說，分別是明神宗的孫子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接着就是明神宗的侄兒，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倫序的觀念來看，最先考慮的自然是福王、惠王和桂王，但這三人中又以福王優先。因爲他無論在倫序還是地理上都明顯佔據了有利地位。事實上當時很多大臣以及有識之士也都認爲福王是最合適的人選，也看出了立君要儘快的事實。可與此同時，東林黨人士因爲福王的祖母是明神宗寵愛的鄭貴妃，而明神宗清流倒黴時幾乎都有鄭貴妃的影子，所以他們害怕福王上位後會大搞“翻案風”，造成東林黨的失勢，於是他們就提議立潞王朱常淓爲新君。
一時間整個南京城被黨爭搞得是烏煙瘴氣。此時作爲留守第一重臣的史可法最應該做的是果斷立君，就算不滿意福王，也應該果斷支持東林黨。總之就是要儘快將此等大事確定下來。可史可法倒好，在這緊急關頭搞起了平衡，和起了稀泥，居然提出要立桂王爲君的折中方案。
後來雖說在東林黨人的思想工作下，史可法認可了立潞王朱常淓爲新君，但長時間的立君之爭，讓擁立福王的軍閥們看到了朝廷的虛弱本質，於是立馬用實力開路，用軍隊講話。由馬士英聯合了鎮將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等人，發兵護送福王前去繼位。事已至此，史可法只得迎接，是爲弘光帝。
所以說真要嚴格追究責任的話，史可法當是第一份。以他留守第一重臣的身份如果支持福王，福王又何必去求助四鎮?又何來大權被馬士英之流掌握?後來四鎮的飛揚跋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終弘光一朝，武將視皇帝爲無物。朝廷徒有虛名，內耗激烈，無暇他顧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福王繼位之後，史可法自然就被趕出了朝堂，被派到了江北督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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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正是李自成敗出北京，滿清入主京師之際，當時的河北、河南、山東一帶大部分地區都一度出現統治真空，滿清兵力不足的情況，根本就無心也無力控制如此廣大的地區。當地的殘餘明朝政府勢力紛紛組織武裝自保，並期望史可法能夠率兵北上收復失地。但令人心寒的是，這位南明政權的頭號軍事長官，輔國重臣，面對如此不需消耗一兵一卒就可收復失地的大好局面，竟然毫不動心。駐守在江淮和山東接壤的史可法既沒出兵，也沒派部下去山東、河南等地屯守並建立統治機構，更不要說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地區去了。
有人說江北四鎮只有一高傑是聽他號令的，其餘三鎮根本就指揮不動。話雖不假，可史可法完全可以派少量軍隊在一些富裕、關鍵地區駐守，並藉此建立一支完全聽命於朝廷甚至是他自己的軍隊。可人家就是“冷眼旁觀”，一兵一卒也不發。而他在後來給朝廷的上奏中居然妄想聯合滿清圍剿李自成，真不知他到底是民族英雄還是民族叛徒了。更令人可笑的是，史可法還認爲滿清南下只要出錢就可以讓其退兵，讓滿清讓出被佔的土地。這等弱智的行爲和當年的晉惠帝有的一拼。再後來滿清幹掉了李自成，接着就是準備滅南明瞭，可就在這危急關頭，史可法依舊不停的在犯着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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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們就說了，江北四鎮中唯一聽命於他的就是高傑，而他在清兵南下時被叛徒刺殺身亡了。對面這種局面，史可法本應該主動撫卹，安撫其將士。可當高傑的妻子邢氏擔心兒子年幼，不能壓衆，又得知史可法無子，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爲義父時，史可法居然毫不猶豫就給拒絕了。估計他覺得高傑是流寇出身，其子不配當自己這個書香門第世家的義子。結果造成了高傑部人心渙散，名將李成棟、李本深、邢氏母子先後降清，反而成爲了攻打南明的主力。
此時的史可法只瀟灑的留下了人心渙散的將士，自己“一意以退保揚州爲上策”回揚州去了。後來清兵之所以能長驅河南，如入無人之境，全拜史可法所賜。守揚州城時有多迂腐就不多說了，總之史可法最終戰死，爲大明殉國是其一生的巔峯，可以說史可法以最後的輝煌掩蓋了其以前的諸多錯誤。史可法爲明盡忠，寧死不屈是值得肯定的，在位勤政廉潔也是值得讚揚的。但拋開這兩點，實在不知道史可法有何地方值得讚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