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年，清朝三朝老臣孫嘉淦以年老體邁上書乞求退休，得到乾隆批准。
臨行前，乾隆問他對今後的政治有什麼建議，孫家淦簡短而深沉地說出了四個字：“慎終如始”，作爲迴應。意思就是告誡乾隆爲政，要謹慎處理政務，就像一開始一般的慎重。
作爲橫跨三朝老臣，孫嘉淦從工作履歷和個人風格上都堪稱清朝最獨特的一位。
從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孫嘉淦考中進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檢討等小官，此後一路晉升至尚書。孫家淦從基層做起，幾乎橫跨了當時政治體系的所有崗位，這種多崗位歷練和閱歷在當時來說並不多見。
孫家淦山西太原府興縣人，祖父在清初擔任崇仁知縣，其父是鄉里當時有名的紳士，孫家淦在三十一歲中進士後，出任檢討一職。孫家淦工作之餘研習程朱理學。
正是“程朱理學”思想的深刻作用下，孫家淦處處以理學標準要求自己去做純粹之人，由此也導致了日後雍正評價其“憨直”的結論。
如果說康熙時期的孫家淦在“修煉”理學的純粹存天理，去人慾的功夫，那麼在雍正時期，則是這種“修煉”的發力期。
就在雍正大力打擊剷除其兄弟黨羽時，把他們變成“豬”，“狗”扔進大獄，孫家淦竟然犯逆鱗向雍正上書強烈建議他“親骨肉”，言外之意便是他殘忍對待手足。
雍正果然大怒，找來翰林院掌院學士朱軾，問他這個孫家淦爲什麼如此膽大狂妄，打算重罪處理。朱軾坦誠回答說：“此人誠屬狂妄，但臣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膽量。”雍正想了一會，竟也笑着說，我也不能不讚賞他的膽識。
在孫家淦得到重用做主考官回來述職時，雍正問在場人一個問題：“天下有幾種人?”唯獨孫嘉淦回答最爲精妙：“天下有兩種人，一種爲名，一種爲利。”雍正問他你是哪一種呢?孫家淦只是回答說：“爲臣不愛錢”。意思是他把名聲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雍正甚至和寵臣鄂爾泰私下討論過孫嘉淦這一現象，鄂爾泰倒也客觀對雍正說：“孫某，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以此可知，孫嘉淦敢於直言的最大資本就是本身清廉，自身過硬，任何人也抓不到其污點證據。
《嘯庭雜錄》記載了一個較爲生動有趣的事情。
孫嘉淦在國子監任職時，向雍正推薦幾名知縣候選人。幾天後，雍正對孫嘉淦說：“你推薦的這幾個人品行不好，名單退給你，你再考察一下。”孫嘉淦卻脫口回答：“我與這六人共事很多年，非常瞭解，不需要再考察了。”
雍正非常不滿地說：“如果你這樣認定，那你給我寫個保證”，順手把手中的筆扔給了孫嘉淦，跪在地上的孫嘉淦剛要撿筆寫保證，一旁的大學時斥責說：“孫嘉淦，皇上的御筆你也敢用!”
孫嘉淦這才意識到過格不敢再說話。事後刑部以“大不敬罪擬斬”上報處理意見，雍正想了想說：“孫嘉淦太憨，然不愛錢。”索性就讓他去管理庫銀。又一次因爲煩了老毛病惹得雍正大怒，乾脆罰他去順義縣做苦工。
這兩次挫折可以被視爲雍正對他的考驗，也可以說視對他的重要官員必要的警告手段，這樣一來，孫嘉淦任職經歷也越來越豐富，其“直臣”的名聲越來越大。
到了乾隆時期，依然不改本色進諫，，“每事必廷諍，純皇帝(乾隆)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孫嘉淦不僅敢於直言，同時更是勇於做事。
乾隆元年(1736)河南鄭州發生一起影響惡劣案件，株連十餘人，許多人被屈打成招，官員富德以死罪上奏覈准。河道總督對此案表示懷疑，也向乾隆反應情況。乾隆迅速令刑部尚書的孫嘉淦前往調查。
幾天後，孫嘉淦多方審訊查案，終於弄清原因，原來是官吏和豪紳相互勾結，而製造的冤案。孫嘉淦非常氣憤，立刻上奏，要求釋放無辜百姓，並嚴懲這些勾連冤案官員。書信遞上去後，“舉朝大駭”在孫嘉淦一再要求下，乾隆認可了孫嘉淦的處理意見，“上然之，竟從其議”。
孫嘉淦給乾隆的《三習一弊疏》被認爲經典之作，上疏原因也是因爲“皇上隆恩，卑以風紀重任”，對乾隆提出告誡，揭示了帝王在政治中遇到的各種甜言蜜語而導致最終失去正確判斷。如果我們能夠考慮到乾隆後期對和珅的寵幸，則可以看到孫嘉淦的先見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