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韓信的身份背景是什麼?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說起韓信的來歷，很多人都能說出，他在成爲劉邦的大將軍之前，是一個毫不起眼，甚至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平民，不光是項羽看不起，還有曾經對他找茬的人看不起，甚至劉邦本身也是很看不起他的，但是他卻憑藉自己的才能一舉逆襲，可以說是非常厲害的了。但是，事實上真正的項羽真的是這樣的身份嗎?項羽真的只是一介平民嗎?
1.史書中韓信的身世記載
值得注意的是，從歷史紀錄的角度來看，《史記·淮陰侯列傳》的記載，實際上是從韓信“從項梁”之後開始的，他的早年經歷故事，絕大多數是對他爲“楚王”之後還鄉的“快意恩仇”的舉動的追述拆分。
見《史記·淮陰侯列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
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對應則是《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記錄的幾個故事：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除此之外，再來看韓信的早年故事，就只剩下《史記·淮陰侯列傳》中的“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餘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說，這幾個故事實際上應該是從韓信的“報仇報恩”之後追述的故事，被切成了兩半，前面放了前因，後面寫了後果，加上“韓信葬母”的信息，就是韓信全部的早年經歷信息了，當然，這些故事很見“人物性格”，符合司馬遷的敘事視角，卻並不能給予我們關於韓信更多的身份信息。
2.韓信身份的推測
萬幸的是，在故事細節之中，有一樣東西出現了兩次：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
“劍”，是先秦“士人”身份的象徵，哪怕是僻處西陲的秦國，也逐漸學習了這個傳統，見《史記·六國年表》：(秦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劍。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簡公)七年，百姓初帶劍。
“吏”帶劍好解釋，“百姓”帶劍，是不是說秦人無分“士庶”，都開始“帶劍”呢?
答案應該是否。
因爲先秦的“百姓”，實則是指“大夫、士”，也就是寬泛的“血統貴族階層”，而非今天的“全民”，一個旁證就是秦簡公七年施行的另一項改革措施——“初租禾”，措施類似於魯國的“初稅畝”，也就是說，秦國在春秋戰國之交，由於魏國對其持續的軍事壓力，完全丟失“西河”後，開始了對關東諸國的先進制度文化的學習，而從史籍的記載來看，關東諸侯一樣是要“分別士庶”。
待到秦並六國，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新黔首挾兵令》指明瞭秦朝的“新制”：新黔首公乘以上挾毋過三劍，公大夫、官大夫得帶劍者，挾毋過各二劍，大夫以下得帶劍者，毋過一劍，皆毋得挾它兵，過令者，以新黔首挾兵令論之。十一。
翻譯過來就是，新黔首爵位在公乘以上的擁有劍不得超過三把，公大夫、官大夫被允許佩劍者，擁有劍不得超過二把，大夫以下被允許佩劍的，不能超過一把，並不允許持有任何其他兵器，違反令文規定者，將用“新黔首挾兵令”問罪。
被征服地區的“新黔首”按照“爵位”高低擁有“劍”，他們中間又有“公乘以上”的“高爵”，也就是“五大夫”—“卿爵”，這就說明，關東六國被征服地區的“新黔首”之前的爵位得到了“保留”，代之以標識名稱的“秦爵名”，如“荊大夫”、“荊不更”(見考古發現告訴你：秦始皇統一後根本沒有剝奪六國舊貴族的身份特權)。
而韓信有“劍”，說明他的家族在秦統一之前應爲“士”以上的“血統貴族身份”。
3.韓信的真實身份背景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漢高祖的功臣團隊之中，史書記載有“表字”的只有——楚元王劉交和張良，乃至於《史記·高祖本紀》中的“字季”和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中的“諱邦，字季”，也就是說，至少兩漢之際的人們是認爲劉邦有“表字”的，也就是“仨人”。
當然《史記》中也存在應有“表字”而未記的情況，如項羽的叔叔項梁，作爲大貴族後人，也應有“表字”，但是，他並非如項羽一樣享受“單獨立傳”待遇的人物，重視程度較低，也可以理解，一般來說重要人物往往會附上“表字”，如項籍字羽，陳勝字涉，吳廣字叔。
而《史記·淮陰侯列傳》、《漢書·韓彭英盧吳傳》中，都沒有記錄韓信的“表字”，這種情況，與蕭何、曹參、陳平、樊噲、周勃、張耳、陳餘等人類似。
也就是說，這些“有氏”的名人，應該都屬於“氏”，而有無“表字”本身又標識了他們“三代以內”的社會地位，比如項羽的祖父是楚將項燕，張良的祖父、父親相韓，而楚元王劉交在秦焚書前就學於荀子弟子“浮丘伯”，也就是李斯、韓非子的師兄弟，師長應該會爲其“取字”。
再進一步說，就是“有氏”、“帶劍”基本可以代表“血統貴族身份”，是社會認可的“士、大夫”階層中人，而政治、政府認可的則是“權位”，這就需要近親的“家世”和“教育”來背書，能夠跨越式發展的，應該是“世襲權貴”與“顯學門徒”，這種“入仕”路徑其實與秦、漢的“官吏任子”和“博士弟子”路線差相彷彿，本就是一脈相承的東西，而“士、大夫”階層中無從躍居“朝廷”的，則只能蝸居“縣廷”，成爲“吏”，具體來說就是“諸官”和“史”，比如劉邦的“亭校長”和蕭何、曹參的“令史”。
而其中更不幸的，沒有家族之助的人物，如韓信，見《史記·淮陰侯列傳》：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
過往的關注點，常在“無行”，其實最重要的是其“葬母”所體現出的“無父”，也就是沒有“宗族昆弟”的幫助，“家貧”，而只能將母親“獨自”葬在“高敞地”，如有其父之墓，則不會單言“母冢”。
綜上所述，唯有將史書中對於韓信的有限記載，放置在“戰國秦漢之際”的大的宏觀社會背景下討論，才能夠對韓信的“布衣”身份有所理解，漢高祖的“布衣將相”，並非是說出自於“社會底層”，或者說“勞動人民”，恰恰相反，他們只是屬於統治者的“邊緣羣體”，也就是距離“富貴”、“權力核心”較遠的“社會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