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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忠是唐朝的罪魁禍首?別再冤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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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唐朝爲何衰敗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楊國忠被後人視爲盛唐衰敗的罪魁,可是把歷史的責任僅僅歸罪到一人身上,恐怕太過草率。

白居易有詩云: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須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雲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

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

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

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

皆雲前後徵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徵雲南。

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

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

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

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詩絕對是好詩,白詩向來平易通俗,全詩讀來動人心魄,新豐折臂翁的不幸遭遇催人淚下。

楊國忠是唐朝的罪魁禍首?別再冤枉他了!

新豐折臂翁慘事於史有據:天寶九載(西元750年),南詔首領閣羅鳳起兵反唐。此後從天寶十載至十三載,唐軍由劍南鎮(今四川省西部)出兵,三次大規模討伐南詔,均告失敗,傷亡慘重。尤其第三次南征不僅調動劍南本地鎮兵,還從內地徵發大批壯丁遠征,幾乎傷亡殆盡。

一、楊國忠的無奈

白居易終歸是書生,缺乏政治洞察力,他出於樸素的反戰思想寫下了這首感天動地的好詩;卻又畫蛇添足,加上了政治評價“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開元宰相宋開府”就是唐玄宗在位初期名相宋璟,此公之事姑且不論;“天寶宰相楊國忠”無疑是大名鼎鼎,婦孺皆知。

楊國忠是典型外戚倖臣,他能夠“炙手可熱勢絕倫”,靠的是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玉環。對楊國忠來說,只要貴妃不失恩寵,楊家就穩如泰山,奉承好皇帝貴妃是重中之重,其他統統是細枝末節不值一提。

楊國忠是唐朝的罪魁禍首?別再冤枉他了! 第2張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立什麼“邊功”來“求恩幸”。

退一步說,即使楊國忠不甘做佞幸小人,想要建一番功業,那他也應該做他最拿手的事。“國忠專主薄簿,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新唐書·列傳一百三十一·楊國忠傳》),既然他以理財能力受皇帝賞識,又何必在自己不擅長的軍事領域冒險?

當然,也可能說楊國忠缺少自知之明,輕率妄動。但是南征前後進行了三次,最晚到第二次戰敗時,楊國忠就應該明白軍事手段無法解決問題,應該嘗試政治解決。而當時南詔方面確實也曾請罪乞降,雖說閣羅鳳不見得有多少誠意,可能是得了便宜賣乖,但好歹是一個可以搪塞皇帝的交待,反正他楊大相爺也要跟唐玄宗謊報軍情給劍南鎮脫罪,一般是欺君罔上,何不選個風險小的?

關鍵在於楊國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有自己的利益集團,不給底下人謀福利的話,大家憑什麼替你賣命?楊國忠的基本盤是劍南鎮,小弟們要升官發財得靠軍功!

所以儘管楊國忠的“恩幸”不靠軍功,也只能支持小弟們打下去。

二、李隆基的權衡

絕大多數人覺得,唐玄宗晚年腐化墮落昏庸失察,易受奸臣撥弄。

其實不然,老頭子精着呢!

他晚年和大臣評價歷任宰相時,就尖銳指出李林甫“妒賢嫉能亦無敵也”(《大唐新語·卷八》),可見這些“奸臣”並沒能矇蔽“聖聰”,楊國忠那些小動作根本瞞不過他,只是不說破而已。

杜甫《兵車行》雲:“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諷喻唐玄宗貪慕開邊拓土的虛榮,以致邊陲戰事連綿不絕,禍國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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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邊鎮大多處於古典農耕區的邊緣,所能開拓的疆土幾乎都是草原荒漠,很難產生產生什麼可觀利益,反而要平白多出不少開支。“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鹿鼎記》中韋小寶有言道:“皇上大封功臣,犒賞三軍,大家都要升官發財。皇上自己非但升不了官,反而要大開庫房,黃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銀子,一箱箱搬出去花差花差,豈不大大破財?”

話糙理不糙,不管什麼戰爭,對皇帝來說都是虧本生意。戰前要囤積糧秣軍械,戰時要發放軍餉補充軍需,輸了一切休提,好不容易贏了還得論功行賞,大把真金白銀就這麼嘩嘩如流水出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些錢理論上都屬於皇帝老子,本來可以拿來盡情享樂的;換來的一點虛榮,值得那許多嗎?

關於韋小寶的問題,康熙的答覆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那就是你主子的升官發財。”這種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不盡不實,百姓是不是安居樂業皇帝倒不太在乎,但天下太平就不可或缺了。李隆基肯掏五倍軍費,不是因爲錢多得燙手,而是因爲不這樣做他會在別的地方花費更多。

要天下太平,要當“天可汗”,就得有能力保護自家子民。唐帝國固然烜赫一時,但是邊防壓力很重,吐蕃突厥契丹一個個磨刀霍霍,瞅機會隨時會撲上來撕咬一口,非在邊鎮駐屯重兵不能威懾。

唐玄宗也不是不知道,初唐時有事聚府兵,事畢散歸府的制度很好,既省錢又能避免將帥擁兵自重。無奈此時府兵制已完全崩壞,“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國家軍備總得有,邊塞總得有人去戍守,不得已只能“一切罷之,別召募強壯,令其宿衛”(《舊唐書·列傳四十七·張說傳》)。

既然用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當然要提高“長征健兒”的待遇,多一些開支,不能讓戍邊將士既流血又流淚吧?

三、節度使的野望

很多人以爲,唐玄宗年老昏聵,不信忠臣良將,偏偏看中了雜種胡安祿山,最後自食其果。

其實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邊鎮主將大多還是漢族重臣時,節度使軍閥化已初見端倪。

《資治通鑑》記: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與吐蕃邊將乞力徐私下約和,希望雙方各自撤除守軍。乞力徐心存疑慮,覺得崔希逸個人無法決定朝廷政策,怕和戰大計會有反覆。崔希逸再三保證,終於說服乞力徐,雙方保持和平,邊民各自安居樂業。開元二十五年(西元737年),崔希逸部將孫誨想立邊功,上奏皇帝稱吐蕃無備,突然襲擊可以大獲全勝。唐玄宗命令內給事趙惠琮取河西查看情況,趙惠琮矯詔令崔希逸出兵。崔希逸不得已發兵,進入吐蕃境二千於裏,在青海西大敗吐蕃,斬首二千餘級。從此吐蕃與大唐翻臉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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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記錄常被看作唐玄宗好戰輕啓邊釁的鐵證。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崔希逸一介邊將,憑什麼自作主張自行和談?從上下文看,事前崔希逸沒有得到授權,事後皇帝和吐蕃贊普也沒有追認,根本就是兩個邊將私相授受。不管崔希逸的出發點如何好,程序上就是明顯欺君!須知“人臣無外交”!

另一位著名邊帥,曾身兼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鎮節度使的王忠嗣,也做過很不妥當的事情。唐玄宗有意奪回被吐蕃佔領的石堡城(在今青海湟源縣),王忠嗣認爲石堡易守難攻表示反對,皇帝很不滿意,但是隻能暫時罷手。天寶六載(西元747年),將軍董延光建議攻石堡,皇帝命令王忠嗣分兵接應,王忠嗣不得已出兵,但不肯就此事對將士懸賞,董延光很不高興。董延光軍攻打石堡失敗後,董延光向皇帝投訴王忠嗣“沮兵”(故意打擊士氣),王忠嗣被治死罪,經哥舒翰營救改爲貶官。後來哥舒翰攻取石堡,傷亡數萬,驗證了王忠嗣預言。

這件事也被史家拿來批評唐玄宗不納忠言。問題是王忠嗣身爲軍人,當“以服從命令爲天職”,即便與最高統帥意見想做,也該是“保留意見,堅決執行命令”!怎麼可以陽奉陰違,故意拖後腿?董延光投訴他“沮兵”,並不是誣告。

崔希逸和王忠嗣都被視爲忠君愛國良將,良將尚且無視皇命跡近跋扈,等而下之者就更不堪了。節度使們已經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團,不再對皇權唯命是從。

李隆基不是不懂猜忌的老好人,事實上鬥爭這根弦他一直繃得很緊,因爲懷疑與太子關係曖昧,他賜死了名將皇甫惟明,將王忠嗣幾乎一擼到底,就是懷疑有人會用邊鎮精兵威脅他的地位。

既然連漢族大將都靠不住,唐玄宗更不可能真正信任那些“素無信義”的胡人,這些人肯給朝廷賣命,無非是“畏威貪利”而已。然而此時大唐已經不是貞觀年間,做不到“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即便不考慮實際戰鬥力,關中彍騎滿編也不過12萬,而邊鎮編制是49萬!強弱之勢不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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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搞過裁軍,盛唐邊軍最多曾達到六十餘萬,名相張說建議裁撤二十餘萬,此後又有反覆,最後定編爲四十九萬,這是邊防剛需,無法再作太大調整。他也想過避免邊將久任,但操作起來並不容易,節度使地位很高,調任入朝要升遷尚書宰相才合適,而中樞顯然沒有那麼多空缺;而且節度使們也會進行抵制。“(高仙芝)尋除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捴面請留”。

既然“威”不太靠譜,那就誘之以“利”。 於是唐玄宗積極支持邊將對外軍事擴張,用重賞將邊鎮的注意力引向域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禍水東引的綏靖政策。

所以李隆基並不怎麼計較邊將們的軍事失敗。高仙芝兵敗怛羅斯,安祿山征討契丹,都是全軍覆沒,換到漢朝肯定要問死罪,最好結果也不過是贖爲庶人;而在大唐他們幾乎毫髮無損,繼續高官厚祿。因爲這反映了態度問題:願意外戰就代表着沒有異心,就是好同志。

因此,在李隆基看來,劍南軍的失敗只是能力問題,而大節不失,當然沒有必要太計較。

四、宋開府的迂腐

從長遠看,李隆基的鴕鳥政策必然破產,因爲軍事擴張有其極限,邊將們遲早會發現內地軍民比域外胡騎好對付。但在短期內效果還是不錯的,畢竟大唐百年積威還是能夠唬人的,於是乎內地官民安居享太平,邊鎮將士力戰求重賞,大家都基本滿意,盛世也就這得過且過麼維持下來。

在這種形勢下,如果實行宋璟那個刻薄寡恩的“不賞邊功”政策,無疑將大大激怒邊軍,使他們怨恨朝廷,非但防不了“黷武”,甚至可能提前引發安史之亂!

這不是危言聳聽,當年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國勢蒸蒸日上;但是因爲將國都從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遷往洛陽,北部邊鎮重要性下降,朝廷對戍邊軍民不加重視,也不進行安撫,最後引發了“六鎮之亂”,生生拖垮了拓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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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統治核心關隴軍事貴族,本就出自北魏六鎮之一的武川鎮,對邊軍叛亂可能造成的破壞再清楚不過了。

唐玄宗的綏靖政策當然不是長久之計,但是能夠維持住現有局面也算比較盡職了。畢竟對整個軍事制度做大手術需要極大魄力,而且操作難度極大,稍有不慎反而會陷入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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