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對明代政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件事：一、架空內閣;二、操縱廠衛。
(一) 架空內閣
朱元璋在建國初期，仍然繼承元朝的政治體制，在中央設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分管全國的政治、軍事、監察。中書省最爲重要，由官居一品的左、右丞相總理國政，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大都督府的左、右大都督，也是正一品官，平時訓練軍隊，戰時統帥軍隊，領導京城及全國各地的衛所。御史臺的左、右御史大夫，是從一品官，負責監察各機關衙門，肅清綱紀，領導御史中丞以下各級御史。地方上設行中書省，統管地方軍政事務。
這種制度的重要特點是，中央的中書省及地方的行中書省都是大權在握。特別是中書省，掌握大部分政治權力。當時的百官奏章，都是由丞相先加以綜合整理，然後分清事情的輕重緩急，簽署意見，再請朱元璋裁定施行。所以一心想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最高權力於一身，以強化封建專制，使家天下永保永享的朱元璋，很快就不滿意這種丞相權力過大，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都能獨持權柄的政治機制。
他認爲元朝滅亡的教訓之一，便是“委任權臣，上下矇蔽故也”[1];並歪曲秦王朝以來的歷史，說歷朝設宰相，都是沒有以秦亡爲鑑，“相從而命之，往往病及於國君者，其故在擅專威福”。
因此，他瞄準宰相的權力，逐步開刀。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命李善長、李文忠凌駕於中書省等機構之上。次年又下令，臣下奏事不需要經過中書省，使丞相有職無權，徒有其名。而到洪武十三年(1380)，乾脆羅織陰謀政變的罪名，將宰相胡惟庸問斬。
從此廢中書省，罷丞相，將中書省的權力分歸於六部，大都督府分解爲前、後、左、右、中五軍都督府，改御史臺爲都察院，加上大理寺、通政司，並稱爲九卿，由朱元璋直接指揮。
朱元璋罷廢丞相後，很快便感到自己不勝其勞。似雪片而來的奏疏，只能由他自己親自處理。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爲例，從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內，“內外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平均每天奏札207件，411事。顯然，要看這麼多的章奏，處理這麼多的事，朱元璋難以應付，必須有新的幫手，因此先後又設立了四輔官、殿閣大學士。
永樂時期，命翰林儒臣入值文淵閣參與機務，稱做內閣。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是一代雄主，深知江山得來不易，所以輔官閣臣都只限於顧問、參謀性質，章奏仍由自己親自批示。
但洪熙、宣德以後，情況大異，衍化出票擬製度，即：令內閣臣用小票墨書，對章奏草擬出處理意見，貼在各種奏疏的封面上，再上報給皇帝，由皇帝審定後，讓太監用紅筆寫出，稱爲批朱，這就是對明朝政治發生很壞影響的票擬製度。其中最糟糕的便是給宦官干政大開方便之門。《明史·職官三》記載，司禮監“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文書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並會極門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聖諭旨意御批，俱由文書房落底簿發”。
司禮監是宦官建制中十二監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監;文書房則是宦官十二房之一。顯然，不管是六部進呈、由內閣票擬的章奏，或起草的詔令，上交皇帝之前，必須經過文書房的宦官;而反過來，皇帝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達於大臣，而必須先經過文書房的宦官之手。其具體運行的過程，明朝中葉的史料不夠具體，但我們可以從明末記載得很詳盡的史籍中，大體推知無誤。據明朝宦官劉若愚所述，凡章奏由外廷送至文書房，經該房宦官登錄後，交司禮監太監，司禮監太監看過後，呈送皇帝審閱，皇帝閱後，退回司禮監，司禮監交文書房送內閣票本，內閣票擬後再送文書房，文書房送司禮監，司禮監認爲所票可行，經奏明之後，批紅髮出施行。如有意見，奏明發出重票。
其間，司禮監太監還在章奏中做下記號，即“凡有要緊處，即鈐闊一寸許白紙條，覆於本上下空紙處，用指甲捏一痕”。這就清楚地表明瞭，所有章奏，經文書房的宦官中轉後，司禮監的太監不僅能預先知道章奏的內容，而且閣臣的票擬，需要司禮監閱後，認爲可行，才送到皇帝手中。
顯然，司禮監對於皇帝的影響，可謂舉足輕重。而太監享有的批紅大權，更是宦官得以竊弄權柄、恣作威福的關鍵。《明史·職官志序》評論此事說：“然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宦官之批紅，相權轉歸之寺人，於是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間有賢輔，卒蒿目而不能救。”這裏的批紅，畢竟還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操刀，堂而皇之地進行的。而有明一代，不經過票擬，由宦官直接在章奏中批示的事，更是迭相發生。
如正德時，大學士李東陽在奏疏中揭露劉瑾：“凡調旨撰敕，或被駁詰再三，或逕自竄改，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諸如此類，稱做內批中旨，宦官視閣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明末的魏忠賢，或亂批，或假傳聖旨，更是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楊漣的《劾魏忠賢疏》說：“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讓，政事之堂，幾成哄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宦官的架空內閣，或者說凌駕於內閣之上，掌握着最高的決定權，結果只能是一個：導致朝政越來越黑暗腐敗。無怪乎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黃宗羲說：“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祖罷丞相始也”!
明代閣臣動輒被宦官罷了官、遭構陷的事，層出不窮。如：天順初徐有貞、李賢在宦官曹吉祥等的排陷下，均被逮下獄。正德時劉健、謝遷等因上疏列數劉瑾罪惡，都丟了官，劉健還被列爲奸黨之首。而天啓時或因不肯附閹，或因奏劾閹黨罪行被罷官及被迫引退的大臣，則有劉一、葉向高、韓、朱國禎、朱延禧等人。
另一方面，一些庸才、小人，或宦官的親友，因投靠、諂媚宦官，則可飛黃騰達，被任命爲閣臣。如：成化時萬安爲人軟弱，品行也很差，只因對宦官李永昌的養子李泰拍馬有術，故能在成化五年(1469)入閣。正德初年，吏部尚書馬文升去位後，焦芳憑與司禮監太監李榮的同鄉關係，在李榮的策劃下，代理吏部尚書，很快便以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之職入閣辦事，不久又加上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的頭銜，專在內閣辦事。焦芳是個卑鄙無恥之徒，每次去拜訪劉瑾，口口聲聲喊劉瑾千歲，自稱是門下，對於章奏的閱處，完全按劉瑾的意見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