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伊斯坦布爾開往倫敦的列車上，忽然發生了一起謀殺案。一位名叫雷切特的商人被人謀殺，手法相當殘忍，死者身中十二刀死去。
大偵探波洛也在車上。本打算置身事外的他，在列車董事兼多年好友的再三懇求下，決定揪出這個殘忍的殺人兇手，將其繩之以法。調查就此展開。
以上情節來自最近上映的電影《東方快車謀殺案》，它改編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說。阿加莎是英國非常著名的女偵探小說家，她與日本的松本清張、英國的柯南·道爾並稱爲世界推理小說的三大宗師。
《東方快車謀殺案》是阿加莎的代表作，擁躉無數，曾數次被搬上熒幕。這部作品爲什麼如此受歡迎?
一方面當然是因爲作者高超的創作水平，另一方面則在於這個故事的類型——它是一則復仇故事：十二位乘客冒着生命危險，精心策劃這場謀殺案，爲的只是給慘死的阿姆斯特朗一家報仇雪恨。
殺人是不對的，然而爲親人、朋友復仇卻令人同情。這種對復仇現象的認同普遍存在於各個文明之中。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臥薪嚐膽、趙氏孤兒···等等，種種廣爲流傳的故事無不反映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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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殺人畢竟不容於國法。這種法與情的矛盾，讓以正義自持的波洛糾結萬分，即便他最終做出了選擇，這種困惑也始終陪伴着他。
不過，同樣的情況，如果發生在漢代中國，這樣的心路掙扎大體很難發生。
讓我們先從一則有名的復仇故事入手。
酒泉有女子名趙娥，父親被同鄉的惡霸李壽殺害。趙娥有三個弟弟，他們發誓要爲父親報仇。不料天有不測風雲，這年突然發生了瘟疫，三個弟弟都喪命其中。
李壽聽聞後非常高興，特意大宴賓客進行慶祝。他對人說：趙家男人全都死了，只剩下女流之輩，我還有什麼可擔憂的呢?
是啊，一個弱女子能掀起什麼風浪呢?
然而，直男癌李壽註定要爲自己的言行買單。自弟弟死後，復仇之事成了趙娥生活的全部。她每天磨刀霍霍，時刻觀察李壽的出行路線，尋找下手的機會。
耳目衆多的李壽得知後，立刻嚴加防備。每次出行都是乘馬帶刀，以防範趙娥。如此一來，趙娥很難找到合適的時機。
十年的時光匆匆過去了。堅持不懈的趙娥，終於逮到了一個天賜良機。在漢靈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二月上旬的這天早晨，趙娥乘車與李壽在都亭前相遇，她立刻下車扣住了李壽的馬匹。
李壽猝不及防，震驚之下就要逃跑，然而已經晚了。趙娥抽出大刀便向他砍去。一刀飛起，砍中李壽及其坐騎。李壽被驚馬摔倒仔路邊溝中，趙娥上前繼續追殺，不料，刀卻砍中了樹木，由於力氣太大，一時無法拔出。本文爲本站原創，未經本站官方允許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
緊接着，兩人進行徒手格鬥，受傷的李壽最終不敵，被趙娥取出自己的佩刀所殺。蒼天可鑑，弱女子趙娥終於替父親報了仇。殺了李壽後，趙娥並沒有逃亡，而是從容地提着他的頭顱去投案自首。
面對趙娥的自首，先是當地縣令不願實施逮捕，並有意拋棄官位與她一起逃亡。在趙娥拒絕後，案件上報到了郡裏。主管治安的郡尉也是由衷讚歎她的行爲，先是私下溝通，讓她自己跑路，協商不成後便強行讓人把趙娥押回家，正就是不讓她入獄。
隨後，郡、州的地方長官聯名上表朝廷要求特赦，最終靈帝下令，赦免趙娥的罪行。之後，九卿之一的太常張奐還專門獎賞她二十匹束帛，而當地則爲她專門修建石碑立傳。
於是，本是殺人犯的趙娥，反而成了名聞天下的道德楷模。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不免有些詭異。趙娥的遭遇，並不是個案。
東漢人董子張的父親爲同鄉人所害，他自己沒等報仇便身患重病。病危之時，朋友郅惲前來看望，董子張已經欷歔不能言語，只用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對方。
郅惲明白朋友的心事，於是迅速殺了董子張的殺父仇人，並提着他的腦袋到子張牀前。董子張見此，終於欣慰地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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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後，郅惲直接自首，儘管縣令卻不願逮捕他，郅惲卻自願入獄。不過，縣令使出絕招，拿自己的生命去威脅郅惲：如果你不跟我出去，我分分鐘死給你看。
郅惲只得出獄。因爲這件事，郅惲爲時人極力稱讚。
雖然在中國古代各個王朝都屢見不鮮，但復仇行爲在漢代更爲突出，乃至於成爲一種社會風俗。上至皇親貴族、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各個階層之中都有着濃郁的復仇風。
東漢太學儒生崔瑗的哥哥被人殺害，他親自手刃仇敵，爲其報仇。漁洋人陽球是當地的豪族子弟，曾有郡吏侮辱他的母親，陽球二話不說，集解一羣少年人，殺掉郡吏並滅其家。
東漢南陽太守杜詩，弟弟被人所殺，他想的不是走法律程序，而是直接僱人幹掉了兇手。東漢壽光侯劉鯉因爲劉盆子殺了他的兄長，便以牙還牙，殺了劉盆子的兄長劉恭。
當然，最霸氣的還要數對皇帝的復仇。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路過趙國。趙王張敖對劉邦非常恭敬，一方面是因爲劉邦爲皇帝，另一方面因爲劉邦是他岳父。
然而，劉邦流氓脾氣又發作了，面對張敖的禮待，他卻顯得相當傲慢無禮。趙國羣臣異常惱怒，認爲劉邦是有意侮辱，便密謀刺殺劉邦以復仇，史稱柏人事件。
漢代復仇風氣的普遍流行，可以從當時官員的奏摺中清晰地看出來：本文爲本站原創，未經本站官方允許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
“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死結冤仇，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
與復仇行爲的普遍相比，漢代社會更與衆不同的，是從官員到知識界都對復仇者的一致認同。
東漢人蘇不韋爲報父仇，多次實行刺殺李暠的行動，奈何都沒有成功。隨着李暠防範越來越嚴密，蘇不韋深知再也沒有下手時機了。
於是，他果斷趕回李暠的家鄉，掘開了李暠父親李阜的墳墓，割下李阜的腦袋，以祭典於父親的墓前。
太原名士郭林宗聽說後，對此大加稱讚：蘇不韋爲了復仇，竭精憚慮，百折不撓，而他只是一介平民，這種行爲難道不比伍子胥更值得稱讚嗎?
在上面提到的趙娥事件中，當地縣令寧願罷官，也要放走趙娥。在郅惲的例子中，當地官員爲了放復仇者生路，竟然拿自己的生命來要挾。
如此種種，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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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爲何有這樣瘋狂的復仇風氣?而精英階層又爲何普遍認同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最容易想到的理由是，古代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有權有勢之人往往逃脫法律的懲戒，於是私人的復仇便層出不窮。
然而，要反駁它其實不難。
其一，復仇行爲並不只限於無權無勢的平民階層，王公貴族也有此風氣;其二，執法者對於復仇者的寬容，不惜知法犯法甚至寧可罷官，也要放縱復仇者的行爲非常普遍。而這，是復仇行爲盛行的重要原因。
有此兩點不難推論，復仇風氣的盛行並不在於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復仇之風的盛行，以及精英階層對其的認可，最核心的原因在於當時的意識形態。
漢代的意識形態爲儒家思想，其經典文本是《春秋》。更具體的，漢代的《春秋》學，主要是公羊學派，董仲舒這一學派的大宗師。
而《公羊傳》的思想特徵之一，就是對復仇的推祟，如“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仇，非子也” 。當主流思想界都持這樣的觀念時，復仇的流行就不難理解了。本文爲本站原創，未經本站官方允許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