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五代十國的贈官到底是什麼樣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就贈官內容而言，後周世宗朝自贈官內容在後周太祖朝自贈官內容基礎上又有所增加，除延續太祖朝將使職作爲贈官內容外，在世宗朝檢校官在五代時期第一次納入贈官內容。雖然贈官內容進一步多樣化，但三省官佔比尤重，幾近四成，這一現象是對後漢以來贈官過程中偏重三省官傳統的延續;追贈爵位繼續在贈官過程中居於重要地位，長期處於贈官第二位;在後周世宗朝時期追贈三師官比例有所上升，居於第三位;緊隨其後的三公官、太子三師、環衛官也佔據較大比重;而追贈寺監官、檢校官所佔比重較小。
統計得知，後周太祖朝正一品贈官爲18例，佔比爲43.9%，較之太祖朝比例有所上升;從一品贈官爲5例，佔比爲12.2%，主要爲國公和太子三師;正二品贈官爲3例，佔比爲7.3%，均爲追贈尚書令;追贈從二品爲14例，佔比爲34.1%,較之太祖朝比重有大幅提升，由侍中、中書令及太子三少構成;追贈正三品爲8例，佔比爲19.5%，較之太祖朝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由尚書、環衛大將以及寺監長官構成;追贈最低品級爲從七品上，是五代時期可見的最低品級贈官，這一現象也是對太祖朝以來贈官品級下移趨勢的延續。除去品級不明的使職，據品級明確的卒前官、得贈官推知，贈官品級提升幅度爲一個品級，卒前官與得贈官品級持平或略低較爲常見，超贈現象有所緩和。
後周世宗朝贈官依然由宗室贈官和朝臣贈官組成，其中針對宗室成員的贈官由於涉及再贈，因而品級有所提高，且多采用雙贈的方式進行。在針對太祖兒子的贈官過程中，即對郭誼、郭誼、郭鹼、郭侗、郭信等五人的贈官，均採取了雙贈模式，主要爲三師官+爵位和三公官+爵位的模式;而對太祖侄子的贈官，即對郭守願(守箔)、郭奉超、郭慧等三人贈官，均單獨再贈高階環衛官，這一現象也延續了後周將環衛官作爲宗室贈官內容的傳統。
就贈官獲得者出身及卒前職任而言，在朝臣贈官方面，武臣爲26人，佔比爲68.4%;文臣爲12人，佔比爲31.6%;從文武所佔比重來看，世宗朝贈官過程中同樣偏重武臣，但與太祖朝情況類似，文武差距相較五代前期四朝不再懸殊，這是基於後周對以節度使爲代表的地方實權派權力的限制，以及政局穩定前提下以文人治天下的實際需要。節度使依然是獲得贈官的最主要途徑，對於宰輔大臣的重視程度進一步提升，環衛官和致仕官在贈官過程中同樣處於優勢地位。這一時期針對低階官員進行了一些贈官，這也使得贈官範圍擴大和贈官下限下移。
綜上所述，後周作爲五代時期最後一個政權，其贈官制度的發展基於唐以來贈官制度不斷髮展的成果，進一步繼承發展了唐代以來自身贈官原則。一改後漢在贈官過程中忽視宗室成員的情況，重拾對於宗室成員的重視，對於宗室成員贈官還進行了制度規定，使得宗室成員贈官實現局部制度化。對由後梁開始的贈官過程中偏重武人的情況，後周雖延續了這一傳統，但後周贈官過程中文武差距大爲縮小。由於贈官高品級的長期延續，後周出現單贈爵位的現象。伴隨禁軍制度的完善和內諸司使地位的上升，贈官過程中給予了重視。後周贈官制度的發展，尤其是宗室贈官的制度化，爲宋代贈官制度的完全制度化奠定了制度基礎。
關於唐代贈官主管機構，吳麗娛依據唐代贈官告身抄件、錄文及《唐會要》相關記載，指出唐代贈官主管機構爲吏部司封司。關於五代贈官主管機構，據《冊府元龜》卷六一《立制度第二》中後唐長興二年(931)十月丙寅救:“應在朝臣僚及藩侯郡守，據理例合得追贈者，新授命後，便於所司投狀，旋與施行……其敘封妻室、品蔭子孫等，仍令所司一一具格式申奏。”即贈官、敘封當爲同一機構主管。進一步考察《五代會要》“司封條”相關詔令條文可知，五代敘封由吏部司封司主管，那麼上文提到的“有司”即爲吏部司封司，可見五代沿襲唐制，贈官制度的主管機構也爲吏部司封司。
關於贈官實施辦法，殷鵬在《請加恩敘封疏》中提到:“竊聞司封格式，內外文武臣僚，才升朝籍者。無父母便與追封追贈，父母在即未敘未封。”這裏雖主要論述的是父母封贈，但考察司封司具體職掌可知，贈官相應的“司封格式”也應由吏部司封司掌握。鑑於五代承襲唐制，五代吏部司封司職掌、員額及品級當與唐制相近，據《唐六典》“司封郎中”條記載“司封郎中、員外郎掌邦之封爵”;關於司封司員額及品級，“司封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