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眼見日本氣勢洶洶地與中國開戰，遠在美國的容閎希望爲國家盡些綿薄之力。沉思良久後，他給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蔡錫勇(曾擔任清政府駐美國使館的翻譯)寫了封信，提出了兩條抵禦日寇的計策：一是向英國財團借款1500萬元，用來購買三到四艘鐵甲艦，然後僱用外國士兵5000人，從太平洋抄日本人的後路，讓其首尾不能相顧，而中國軍隊則海陸並進抵禦日本;二是由中國政府派專員出面將臺灣全島抵押於歐美的任何一個強國，借款四億美金，作爲對日戰爭的軍費。
蔡錫勇看後馬上轉交給了張之洞，張看到這兩個方案後，眼中閃出一絲亮光。作爲當時清政府內部少有的主戰派成員，張之洞對中國軍隊在黃海戰場與朝鮮半島的戰況憂心忡忡。武器的落後、士兵的懶散、軍官的貪生怕死、軍事指揮的失誤，讓大清的軍隊節節潰退。張之洞爲此大傷腦筋，但作爲一個地方大員，他又無能爲力。可容閎的這封信讓他看到了希望，深思之後，他覺得第二個方案過於激進，有割地辱國之嫌，很難被朝廷高層採納，於是選擇了第一個方案。之後，張之洞一方面寫奏摺上呈清政府，詳盡闡述了借款方案，希冀被採納;另一方面則命人發電報給容閎，讓其速赴倫敦借款。
接到張之洞的電報後，容閎馬上從美國坐輪船到達倫敦，開始與英國的各大財團進行接洽商談。憑藉流利的英語和卓越的外交才能，容閎最終說服了倫敦的銀行財團，但前提是中國政府必須要用海關關稅做擔保，履行政府的信譽。
就在容閎與倫敦的銀行財團即將商定簽約的時候，讓容閎萬萬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由於清政府內部帝黨與後黨的鬥爭、張之洞與李鴻章的權力博弈等，容閎的借款行爲變成了各派利益的角逐場，最終後黨佔了上風，拒絕把海關關稅做借款的擔保。理由很簡單，一旦中日戰爭中清廷戰敗，就會需要大量的戰爭賠款，到那時海關關稅就要作爲戰爭賠款，所以不能用關稅進行抵押。也就是說，在後黨看來，容閎的行爲實在多此一舉，因爲戰爭的結果早已不言自明，不需要做什麼無謂的抵抗了。清政府的爽約，使得容閎與英國銀行財團達成的借款協議不能落實，最終，容閎的提議胎死腹中。
倫敦銀行財團知道消息後非常憤怒，認爲容閎是在欺詐，準備到倫敦法院控告他。容閎被弄得窘迫不堪，在倫敦東躲西藏，最後在朋友的幫助下才狼狽回到了美國。政府的出爾反爾，讓自己的國民背上了失信敲詐的罵名，真可謂是古今未有之奇聞。
那麼，支撐容閎對腐朽、閉塞、愚昧、頑固的政府的忠誠來自哪裏?還真不好猜測。因爲即使政府如此失信，留學之父容閎依然在甲午戰後窮其精力爲這個國家的發展貢獻着自己的才智，儘管等待他的是一盆又一盆刺骨的涼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