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里巴爾·約瑟夫(UriBar-Joseph)是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學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關注阿以戰爭和以色列的情報系統。除此以外，他在以色列國防軍的情報部和研究部任職長達十年之久。今年八月，約瑟夫出版了《天使：拯救了以色列的埃及人》(TheAngel:TheEgyptianSpyWhoSavedIsrael)一書。
(當代著名的懸疑諜戰小說家)弗裏德里克·福賽斯(FrederickForsyth)寫道：“這世界上古往今來的間諜中——假使他們泉下有知——能夠斷言自己提供的情報，或好或壞地改變了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五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儘管我們的主人公的名字還很不爲人所知，但是，阿斯拉夫·馬爾文(AshrafMarwan)——埃及總統納賽爾的女婿、納賽爾總統的繼任者薩達特的貼身智囊、28年的摩薩德間諜——的事蹟絕對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1944年，馬爾文出生在開羅的一個聲名顯赫的家庭。1966年，他與納賽爾的女兒莫納完婚，從此開始走向人生巔峯。1969年起，他開始在總統府任職：先是在他的岳父納賽爾手下工作，1970年納賽爾去世後，他成了薩達特的親密助手。1970年代後期，在自負、貪婪和冒險精神的驅使下，他開始轉而爲摩薩德(以色列的情報部門)服務。在摩薩德內部，他的代號是“天使”。很快，他成了以色列乃至整個現代世界最富傳奇色彩的間諜之一。
馬爾文的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當時的埃以關係：在1970年代埃及和以色列圍繞蘇伊士運河的歸屬而展開的消耗戰中，埃及方面開始醞釀發動一場戰爭，奪回1967年六日戰爭中失去的西奈半島。其次，馬爾文能夠直接獲取到埃及決策層的最核心機密。作爲薩達特的助手，他卻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情報，包括埃及的戰爭準備、埃及軍演的詳盡總結、埃及從蘇聯和其他國家獲取軍火的情況。從最高指揮部的會議記錄到薩達特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導人的談話乃至和勃列日涅夫的祕密會議紀要，全都被馬爾文遞交給了摩薩德。
所有這些情報最後都呈交在了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GoldaMeir)、國防部長摩西·達揚(MosheDayan)和以色列國防軍首腦們的辦公桌上。在這些一手情報之外，達爾文還附上了自己對相關情報的分析和判斷，這等於是讓埃及在以色列面前一絲不掛。從這些情報中，以色列方面瞭解到，薩達特急於獲得飛毛腿導彈和其它遠程導彈，只有在獲得這些武器並佔據制空優勢後，埃及方面纔會發起進攻。
埃及方面花了數年時間，想方設法獲得上述武器。然而，薩達特卻在1972年的十月決定與以色列開戰，儘管當時埃軍仍然沒有裝備這些武器，配合行動的還有敘利亞軍隊。馬爾文向以色列彙報了這一情況。然而，出於某些原因，以色列方面堅持認爲薩達特不會在沒有獲得制空優勢的情況下發起戰鬥。決策者的失誤使得戰爭在1973年10月爆發時，以軍毫無防備，一度陷入絕境。
贖罪日戰爭是阿以之間最激烈的一次正面衝突，也是以色列歷史上最爲慘痛的一段回憶。在戰爭爆發後最初的24小時內，以軍在蘇伊士運河的防線全線崩潰，埃及軍隊佔領西奈半島;在敘利亞沿線的戰場，戈蘭高地半數淪陷。500餘名以軍士兵在開戰的第一天陣亡，在戰爭中，以色列總共損失了近3000名士兵，考慮到以色列的人口基數，這相當於美軍在一次戰役中陣亡了18萬人。在開戰前，以色列認爲自己是這一地區的絕對霸權;在開戰僅一天之後，國防部長達揚在對外講話中已經近乎絕望地將這場戰爭稱爲“爲‘第三聖殿’而戰”。耶路撒冷的第一聖殿於和第二聖殿分別於公元前586年和公元70年被毀，猶太人如今又一次面臨着國破家亡的命運。
把以色列從覆滅邊緣拯救過來的，是馬爾文在開戰前的最後時刻給摩薩德首腦扎米爾(ZviZamir)的密信：“戰爭將在明天爆發。”單憑這封密信，馬爾文的存在就比以色列那些極爲複雜精密的情報裝置、摩薩德的整個情報網乃至軍方負責人都更有價值。正是在馬爾文的警告下，10月6日早晨——戰爭爆發的幾個小時之前，以色列開始在全境內調集軍隊。如果沒有馬爾文的情報，整個戈蘭高地都將失守，以色列在戰爭中的領土損失和人員傷亡，都會比後來要慘重得多。
1973年的戰爭最終打成了平手。多虧了馬爾文的情報，以色列國防軍在遭遇了最初的打擊後很快得以調整過來，儘管未能徹底擊潰埃及軍隊或是敘利亞軍隊，但最終在東西兩線都取得了勝利。戰後，以色列將西奈半島交回給埃及以換取和平。埃及方面經此一役後信心大增，離開了蘇聯陣營而成爲美國的盟友，這標誌着蘇聯在中東的戰略收縮。華盛頓和莫斯科的關係日趨緊張，本已趨向緩和的冷戰雙方又一次開始劍拔弩張。戰爭中阿拉伯國家爲支持埃及決定發起石油禁運，卻意外地造成了世界範圍內的經濟衰退。
贖罪日戰爭後的變化，不論是積極還是消極，都是源於這場打成平手的戰爭。馬爾文在這場戰爭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爾文若是泉下有知，應該可以不必諱言：“我提供的情報，或好或壞，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