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詩人普希金認爲，俄國曆史向來與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不相同，評價俄國曆史需要一種特殊的尺度。在擴充新疆域、征服非斯拉夫民族的過程中俄羅斯文化在接觸到不同民族的語言與文化之後，逐漸多元化，這促使普希金的文學創作獲得了新的題材。 據小編了解，普希金因此創作了《高加索之》隨後纔有了萊蒙托夫創作的《當代英雄》。普希金寫於逝世前三個月的《致恰達耶夫的信》文采飛揚，觀點明朗，思想深刻，激情滿懷。
它是普希金留給後代的遺言是普希金在行將告別人世之際的思想宣泄。它是詩人以高度凝練的語言在對自己的歷史文化觀做的一番總的巡禮。該信的主要觀點爲:俄國有自己完整而豐富的歷史;俄國文化擁有獨特的淵源，俄國文化絕不是在異質文化模式上發展起來的;俄國曾以自己慘重的犧牲換來了人類精神的巨大進步，俄國人應當引此爲榮。普希金在信中強調，俄國文化發展到今天，走的完全是自己的道路。他糾正恰達耶夫，說道:“您認爲，我們從中汲取基督教知識的源泉並不純淨，拜占庭本應受到輕視等等……我的朋友……我們從希臘人那裏拿來福音書和傳說，卻不是幼稚的瑣細和口角的習氣。
拜占庭的風俗從未成爲基輔的風俗。”普希金關於基輔羅斯文明是獨樹一幟的文明，這一論斷非常正確。基輔羅斯時期，尤其自公元988年“羅斯受洗”以來，羅斯與拜占庭的貿易和戰爭趨於頻繁，拜占庭神父和希臘書籍源源不斷地涌入羅斯，拜占庭的神學、宗教、藝術等方面的精神財富對於形成俄羅斯文化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但俄羅斯人民纔是自身文化的創造者，他們親手建造了俄羅斯文明生長的搖籃基輔和諾夫哥羅德，譜寫出代代相傳的壯士歌。普希金不是在這封信裏才倡導人們重視祖國精神文化的價值。
早在20年代創作《葉甫蓋尼·奧涅金》時，普希金就通過達吉雅娜的形象，提醒一心向往走西歐道路的俄國人，不要忘記和輕視俄羅斯民族的優秀傳統。“靈魂上的俄羅斯人”達吉雅娜是普希金爲俄國生活樹立的理想，她與俄羅斯大地，與俄羅斯底層的、民間的東西密不可分。詩人借達吉雅娜想要換回 寧靜的俄羅斯鄉村，暗示那些迷失方向的俄羅斯人:我們真正的精神家園在哪裏，俄羅斯的民族特色蘊藏在何處。所以，達吉雅娜不單純是嚮往愛情、渴望家庭幸福的女性的化身，她是普希金美學思想的高度概括與明確表述詩人將達吉雅娜視作整個俄羅斯民族的精神需求，它比追求個人幸福的意義要深遠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達吉雅娜是俄羅斯民族精神氣質與內心力量的象徵。
普希金告訴持極端西方派觀點的恰達耶夫:“無疑，分裂教派把我們與歐洲整體割裂開來，因而我們未能介入任何一樁震驚歐洲的重大事件，但是我們有自己的特殊使命。正是俄羅斯，正是她那遼闊無邊的疆土吞沒了蒙古人的入侵。韃人未敢越過我們的西方邊界、將我們置於後方。他們回到自己的草原上去了，基督教文明得以拯救。僅僅爲了這一功績我們就完全可以傲立於世?我們的磨難讓天主教的歐洲不受任何干擾地蓬勃發展。”針對恰達耶夫嚴詞批評東正教會與東正教士“今不如昔”，俄國應該拋棄東正教轉向以人性和啓蒙爲特點的天主教的說法，普希金提醒恰達耶夫注意:“費奧凡之前，我們的僧侶階層是值得尊敬的。
它從不用教皇主義的卑鄙行爲玷污自己的名聲，當然，它從未在那個人們最需要統一的時候發動變革。”早在1822年，普希金在《關於18世紀俄國史的筆記》中就闡述過自己對僧侶階層的看法:它曾一直是處於民衆和國君之間的中介人，如同介於人類和上帝之間。我們的歷史，進而我們的教育歸功於僧侶們。可見，普希金的文化觀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肯定進步的僧侶階層在俄國曆史、文化發展關鍵時刻發揮的作用:二百多年蒙古韃靼人的統治使羅斯的物質、精神文化的發展遭到嚴重摧殘，衆多的城市鄉村被夷爲平地，大量的文化歷史古蹟被毀壞，建築、雕塑、繪畫、文學倒退得十分厲害。
可是，這一時期羅斯文化並未中斷，仍以基輔羅斯文化作爲藍本發展，原因就在於具有啓蒙意識的僧侶階層。普希金一生寫下了800多首抒情詩和敘事詩，詩劇和詩體小說都是他的創造的獨特的文學體裁，他還寫下了大量的政論文和書信1833年，普希金奉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命令回到彼得堡，成爲宮廷近侍，實則是爲了限制普希金的行動自由和創作自由。1837年1月27日(公曆2月8日)，普希金來到離家不遠的溼夫大街18號的“沃爾夫與貝蘭熱甜食店”二樓的 老座位上喝完黑咖啡，拒絕朋友勸告，與決鬥證人、皇村學校同學丹扎斯在咖啡館約見後，便離開這裏，乘馬車駛向小黑河，他要在那裏與他的名譽敗壞者法國籍的近衛軍騎兵軍官丹特士決鬥。
在同來的朋友兼公證人丹扎斯的公證下，丹特士獲得了首先開槍的權利，結果普希金腹部中彈，兩天後的1837年1月29日下午2點45分普希金死去，時年僅38歲。普希金在《葉普根尼·奧涅金》中曾有詩句:“這個無情的光榮的俘虜，看見他的末日近在眼前，在決鬥中，剛強而鎮靜地準備着迎接致命的鉛彈。”詩中詩人連斯基槍口下倒下的是奧涅金，而現實中倒下的卻是俄國偉大詩人普希金。在1815年，16歲的普希金就寫下了《我的墓誌銘》，爲自己未來的一生做了這樣的預測和定位:“這兒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輕的繆斯，在愛情和懶惰中，共同度過了愉快的一生，他沒有做過什麼好事，可是他心地善良，卻實實在在是個好人。
”1836年，去世前一年，37歲的普希金曾寫了抒情詩《紀念碑》，詩中充滿了自豪和堅定的信念。 這個故事與中國沒有絲毫關係。我想寫有關中國的劇本…”爲此普希金需要親身感受中國，他甚至在構思長詩《葉甫根尼·奧涅金》時，按照他最初的設想，應當提到中國的智者孔子。普希金關於中國的知識和見聞主要來自俄國第一位漢學家——在北京生活十餘年的傳教士雅金福(比丘林)，他們在彼得堡的一個沙龍裏相遇相知，這位知識淵博的神父講述了有關中國的許多神奇故事，在普希金藏書中還有他簽名的贈書。
作家果戈理評價:“普希金是一個特殊現象，也許是俄國精神的唯一現象。”蘇聯文學評論家金茲堡認爲:“任何別的俄國作家可以喜愛，也可能不喜愛，這是興趣問題，但是普希金作爲一個現象對我們必須的，普希金是俄羅斯文化的樞紐，他把握着先前的一切和後來的一切，取消這個樞紐，前後的聯繫就將被割斷。”
據小編了解，直到今天，當蘇聯歷史學家一頁一頁地仔細翻閱所有檔案材料研究時，發現普希金所描寫的情形，不需要做任何修改”普希金是他那個時代僅次於卡拉姆津的對俄國曆史作過全面、深入研究的人。因此，他爲俄國曆史的辯護具有權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