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1939年到1960年期間定居於古巴。可以說他“親歷”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那場長達五年半的革命最後推翻了美國支持的巴蒂斯塔王朝。巴蒂斯塔本人於1959年第一天的上午逃離古巴，到多米尼加共和國“避難”，這是古巴革命勝利的標誌。革命勝利之後，定居於古巴的美國僑民紛紛撤出，而一生經歷過許多“革命”的海明威顯然並沒有恐慌。他繼續與他那一大羣著名的寵物一起呼吸着古巴的空氣。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那已經是充滿“紅色恐怖”的空氣。
而卡斯特羅本人是狂熱的文學愛好者。作爲文學愛好者的革命領袖應該不會不知道在他領導的革命勝利之前那30年裏已經用自己的文學一次又一次地征服過世界的作家正生活在他自己剛剛征服的土地上。那海明威與卡斯特羅究竟有沒有關係？或者有什麼關係？
偶然在山下新開的“國際文化圖書館”裏見到了一本題爲《海明威在古巴》的新書。書中第十八章的標題爲“卡斯特羅與海明威”，這一章從當時世界上兩個最著名的大鬍子相遇的那張照片開始。照片拍攝於1959年。這時候，照片中的黑鬍子剛剛洗去“野戰”的塵埃，正趾高氣揚地登上前景迷幻的國際舞臺；而照片中的白鬍子幾乎失去了在人生舞臺上繼續表演的興致，已經在心灰意冷地打量着他爲生命設定的終點。
這一章結束於2002年11月11日。這一天，世界上唯一的“海明威故居博物館”在古巴正式對外開放。卡斯特羅“即興”地出現在開館儀式上。他的出現改變了儀式的格調和長度。以長篇即興講演著稱的革命家在文學家的故居略加收斂：他的即興講演僅僅持續了30分鐘。
卡斯特羅首先感謝海明威在他的祖國的居住和創作。他用浪漫的措辭概括海明威與古巴關係最爲密切的作品《老人與海》。他稱這部出版於1952年（也就是標誌着他領導的古巴革命開始的“七·二六”暴動之前的一年）的小說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接着，卡斯特羅繼續他的文學批評。他強調海明威的作品不是小說，而是歷史（卡斯特羅1953年在巴蒂斯塔的法庭上爲領導“七·二六”暴動進行的長達4個小時的自我辯護。“歷史”一詞就出現在那段辯護最後的名句裏：“你們可以給我定罪，但是歷史將會赦免我”）。卡斯特羅宣稱不懂得歷史就不可能知道“人的侷限”。
同樣是在古巴創作完成的《喪鐘爲誰而鳴？》，卡斯特羅說這部小說對他本人有特殊的意義：其中那些“以少勝多”的戰爭案例不僅增強了革命領袖的信心，也教給了他應對裝備精良的正規部隊的游擊戰術。他提到了小說中的一個細節：一個狙擊手埋伏在一個隘口注視着一支彪悍的騎兵隊。卡斯特羅從中獲得“啓蒙”，頓悟“有利的位置”可以讓個人創造“萬夫莫開”的奇蹟。《喪鐘爲誰而鳴？》是以西班牙內戰爲背景的小說，而卡斯特羅在墨西哥流亡期間接受軍事訓練的教官就是西班牙內戰中共和派的首領。這樣的經歷當然很容易讓卡斯特羅從這部小說中讀到歷史。
接着，卡斯特羅談起了他與海明威僅有的那一次見面。那是革命剛剛勝利不久，卡斯特羅應邀參加了由海明威組織的爲期三天的捕魚比賽。他因爲“碰巧”捕得一隻巨大的槍魚而獲得了比賽的一等獎。年輕的革命領袖從心儀多年的“老人”手上接過獎盃的瞬間被歷史記錄下來。
對自己與海明威僅有的這一次見面，卡斯特羅深有感慨。他說，人們總是相信來日方長，而等待的結果通常是意想不到的遺憾。兩年之後，海明威自殺身亡。那意想不到的結局會在視死如歸的革命家心裏激起怎樣的震盪？卡斯特羅說，後來他只能與懸掛在辦公室裏的海明威的照片長談了。那是海明威與一條槍魚的合照。卡斯特羅肯定照片中那巨大的槍魚就是出沒在《老人與海》中的那“不可戰勝”的“英雄”。
當海明威抵達榮譽的巔峯，獲得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卡斯特羅正在巴蒂斯塔王朝的監獄裏（那是他生命的最低點）等待着希望渺茫的“赦免”。生活和文學都充滿英雄氣概的海明威曾經說：“人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戰勝。”這豪言壯語無疑也可以看成是對身陷囹圄的革命領袖的讚美。
在得知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消息之後，海明威是用西班牙語而不是他的母語接受的第一個採訪。他在採訪中強調他爲自己作爲一個“普通的古巴人”獲得這項文學的殊榮而自豪。他說他要將這殊榮獻給他不爲人知的“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