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晚年爲什麼沒有選擇歸隱田園呢？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本站小編一起往下看。
“歐文如潮，蘇文如海”。這是後世對歐陽修和蘇軾這對師徒的誇讚，歐陽修和蘇軾都是北宋文壇前後期的領袖人物，兩個人的性格大概也差不了多少，都屬於那種說話比較直，政治節操滿滿的敢言直諫之臣，然而兩個人在政治上的成績卻相差甚遠。
老師歐陽修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往下也做過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而蘇軾的仕途缺坎坷得多，屢屢因政見不一直言被貶，屢屢被貶卻又屢屢發聲，而隨着被貶的政令遊遍了宋朝的千山萬水，而他又沒有被官場生活的不如意打到，反而因爲樂觀和豁達在文學和藝術上開墾了更廣闊的天地。
在筆者看來，有一首詞最能代表蘇軾對待人生逆境的態度，即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爲黃州團練副使後所做的《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種身處逆境屢遭挫折而不畏懼不頹喪的倔強性格和豁達胸懷，是蘇軾一生的真實寫照，他的胸中有朝堂上的家國大事，也有鄉野間的民生疾苦。正是這樣的氣節和正氣，讓他屢遭貶謫，依然堅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蘇軾一生做過杭州、徐州、湖州、密州、揚州、潁州、登州知州以及杭州通判，有的是自請外放，在一定程度上也算自請貶謫。
每到一個地方任上，蘇軾要麼興建民生工程、要麼改風易俗，要麼維持社會秩序，要麼就是發展經濟，總而言之，蘇軾的人生並非只是爲了追求成爲權力中樞頂端的那幾個人，也不是孜孜以求非要成爲主導國家走向的執政，他做官，無論在什麼位置上，都會全心全意去做，並不會因爲仕途上的失意而心灰意冷，尸位素餐。
陶淵明其實也有着一顆做官治世的心，只是這種“宏圖大志”與他性格里對田園生活的嚮往總是容易發生矛盾。東晉末年正是門閥政治進入高潮的時代，雖然起初陶淵明的家境不算太壞，但八歲父親去世後家境沒落，二十歲時家境尤其貧困，他自己寫詩說：“弱年逢家乏”。下品無寒士，這注定了陶淵明的仕途之路起點很低。
陶淵明的性格愛靜，不同流俗。但作爲一個讀書人，總是要給自己謀一條生路，於是二十歲的時候，他開始了遊宦生涯，至於他人生這個階段在哪些地方做了那些低級官吏，現在已經不可考，但從他《飲酒》一詩中可看出來，他不太願意做一個小吏，往往做的時間也不長，只想宅在家裏閒居。
當然，此後一段時間裏，他也出來做過官，隆安二年，加入了桓玄的幕府，沒多久母親去世回家丁憂，丁憂期滿後，陶淵明已經四十歲了，他依然想出來做事，這時候桓玄已經造反了，於是出任了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對的，就是那個南朝宋的開國之君劉寄奴。
不知道是不是在劉裕那裏做得不開心，又或者是與其政見不合，做了大概一年都沒有，就又跑到建威將軍劉靜璇那裏做參軍，五個月沒到，去彭澤做了縣令，這是陶淵明最後一次出仕，之後就歸隱田園，再沒有出來做官了。
陶淵明跟蘇軾一樣，其實都有一顆濟世安民的心，只是蘇軾所處的時代，起碼國家統一，大的叛亂是沒有的，朝堂黨爭雖然激烈，但並不會因爲政治鬥爭丟掉性命，或失去徹底的自由。
而陶淵明所在的東晉，朝綱崩壞，前有桓玄專權乃至謀反，後又有劉裕亂中而起，天下紛亂不止，北方還有北魏的威脅，這樣的局面，對於本身割捨不下田園生活的陶淵明來說，是不怎麼能夠對付得了的。抑或他對政治上的波譎雲詭，官場上的人心恐怖爲之厭倦，最終選擇了迴歸山水之間。
